清代學者章學誠論及北宋以後南宋與金對峙局面時曾說：“當日程學盛行於南，蘇學盛於北。”（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五第九條）程學指理學，由楊時、尹敦傳入南宋，朱熹後來將其發揚光大，形成了後來影響巨大的程朱學派。蘇學指詩、文，它經由金朝著名的文學家如蔡松年，趙秉文等繼承和傳播，形成了一個文學傳統。正是在金朝這樣的文化傳統的薰染下，有著鮮卑豪放血統的元好問，又受北方雄健民風的影響，其“詩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邁往之氣。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澀語。”（徐世隆《遺山新生集序》）“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於正。”（郝經《遺 山 先生墓銘》）同時，元好問又形成了自己的詩學理論。在二十八歲時，他作《論詩三十首》。受東方審美意識特有的古樸性、神秘性和感悟性影響，這些詩論體現著中國古代文論所具的民族特色：一是著眼於文學作品對讀者產生的直接效果。再者，受人物評品的影響，它們不是出於理智的分析批判而是出於直觀想象；不是藉助於抽象的概括而是訴諸具體的形象。就以詩論詩的形式而言，元好問效法杜甫。杜甫曾作《戲為六絕句》，為其濫觴。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的規模較杜擴展了五倍，其範圍上至漢魏，下迄唐宋，著名的詩人多有涉獵，且三十絕句有機排列，自稱機杼，比喻貼切，形象生動，語言雅暢。就其詩論所體現的美學理想而言，其詩美的綱領在“真”、在“天然”。這種美學理想源於元好問的莊佛思想。
道家推崇“道”，認為道先天地而生，無所不在，無時不在。天地間萬物榮枯，眾生生息，無不以道為轉移。道，只任萬物依照自己天然的本性而生而滅，此即為“無為”。人若為著某種執著而干擾客觀物體，必然破壞客體天然的個性，同時也相應的使自己受累而破壞主體天然的個性，此即“有為”。莊子的齊物論主張齊一自由，追求天然美或“真”，認為，道之所在即美之所在，得道之人便是最自由的人，便是美。“真者，所以受於天地，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莊子·漁父》）所以，“真”就是得道之人的真誠的天然本性的自然流露，是天然自由情態處於“無為”而不受任何損傷情況下的真實外現。元好問由此而受啟發。
此外，莊子還借庖丁之口指出：“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元好問據此生髮，“詩學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後，白樂天香山之後，東坡海南以後皆不煩繩削而自合，非近於道乎”，認為，詩歌創作時，既要吟詠情性又須排除主觀隨意性，要求真實情性的自然流露，同時要符合詩歌這種特殊的表現形式，不受準繩規矩的束縛而自由地表現。
元好問在詩論中構建起他的“真”與“天然”的美學理想。三十首詩中“真”字屢屢出現，這是他論詩的出發點，既追求詩歌內容的真實，又追求表現手法即藝術形式的自然。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要求作家本人表現其天然率真的思想感情。“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強調情感流露的自然無偽飾。表現真實和真實表現是“真”的第一層含義。
“眼處心生句字神，暗中摸索總非真。”元好問認為於“眼處”之外界所得，首先應是客觀景物之真。其次是由此真景所激發出來的真情。主體的真由客體的真激發而生，兩真又自然渾融，這樣方能得出“圖畫臨出秦川景”，才能“句自神”。正如查慎行所評：“見得真，方道得出。”（《十二種詩評》）“真”又包有主體自然真性與客體固有天然不期而遇自然融合的含義。
“真書今人不入眼，兒輩從教鬼畫符。”“真書”即正楷，比之詩，則是孔子提倡的“思無邪”說。這裡，他有兩重意義：一是內容上的“正”，儒家之詩教。二是表現手法的“正”擯棄“鬼畫符”的險怪詩風。
“真”還有精純之義。“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這裡他批評了黃庭堅“失義山之真，未得其精純。”（郭紹虞《中國曆代文論選》225頁）
元好問既提出了“真”與“自然”的美學理想，同時，較前代文論家更高明處，他又指出了達到這一目標的“坦途”。
首先是“心聲只要穿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固守天然真誠。追求“心聲”的真誠，一方面要求創作主體提高自身的修養；一方面要接觸生活實踐。詩人篤於高尚的情操則會如陶淵明一樣“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保守其本性，就會“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要避免“暗中摸索總非真”，就應走進生活接觸社會，放棄“傳語閉門陳正字”的做法，那樣只會“可憐無補費精神”，就應該“親到長安”，身臨真山真水，這樣才能“畫圖臨出秦川景”。此外，作家“心聲”既是一己之心聲，同時，又非一己之心聲，其心聲應折射出時代的某一個側面，既顯示詩人的個性同時又帶有時代的色彩，反映出蘊涵著的多層次的時代情緒。
其次，“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真哪計受纖塵。”元好問在《陶然集詩序》中曾說：“文字以來，詩為難；魏晉以來，復古為難；唐以來，合規矩準繩尤難。……詩之目既廣，而詩評、詩品、詩說、詩式亦不可勝讀。大概以脫棄凡近，澡雪塵翳，驅駕聲勢，破碎陣敵，囚鎖怪變，軒豁幽秘，籠絡今古，移奪造化之工…..”這裡，他主張首先要澡雪主體情操，因為“風格即人”，譏諷了“文”與“人”乖離的“安仁拜路塵”。同時他又強調“冶煉”。這也源於其莊佛思想，莊子在《莊子?.大宗師》中說，要得道而自由須經過“損之又損”，“譴之又譴”。莊子稱之為“爐捶”。元好問由此啟發，提出以“修辭立其誠”為原則，磨鍊雕琢，達到既古雅天然，又符合規矩準繩而不見痕跡的境界。
最後，元好問主張擯棄“藩籬”，不主一途，不尊一家，不單追求一種風格，不拘泥於某一種體制。他在論詩時，表現出集大成的風度和氣派，既主張慷慨悲壯的建安風骨又不廢淡泊自然的阮籍陶潛；既批評“溫李新聲”“風雲少”同時又看到了“義山真”的一面；既肯定了蘇軾的縱橫之奇波詭雲譎，又指出了蘇詩“百態新”帶來得負面影響。元好問反對門戶之見，在前人創下的高峰面前，反對“窘步相仍死不前”，使得“俯仰隨人亦可憐”，相反，應視前人為可超越的敵手。不敢越雷池半步，拘泥一家之法，只作“江西社裡人”，詩歌會走向沒滅的死衚衕。
元好問，以其《論詩三十首》，既樹立了“真”與“天然”的美學理想，又，指出達到此目標的“坦途”，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繼承有所創造，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時，也使得百代而下，人們仍受其惠澤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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