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汉武帝时期四处用兵，其中与匈奴的各场大战吸引了后世人的大部分关注。而位于汉朝东部的一个国家，卫氏朝鲜，听过的人则没有多少。
武帝灭卫氏朝鲜的原因，《史记 朝鲜列传》中有如下叙述：
“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不通。元封二年，汉使涉何谯谕右渠，终不肯奉诏。何去至界上，临浿水，使御刺杀送何者朝鲜裨王长，即渡，驰入塞，遂归报天子曰“杀朝鲜将”。上为其名美，即不诘，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怨何，发兵袭攻杀何。”
总结而言就是三点：1、朝鲜王卫右渠招揽汉朝亡人颇多。2、不仅自己不遣使朝贡，还阻断东北其他小国向汉朝进贡。3、袭杀汉朝辽东东部都尉涉何。
关于涉何事件，《史记》中的原委是这样的：汉武帝派了涉何去谕令朝鲜王改过自新，朝鲜拒不奉诏。没有完成任务的涉何，就在回程的路上把负责送他出境的朝鲜官员，文中的“朝鲜裨王长”给刺杀了，然后上报欺骗汉武帝说自己杀了朝鲜的大将，由此将功折罪，还做了辽东东部都尉。朝鲜之后就因为这事出兵将他袭击杀死。
看到这里，汉朝与朝鲜的战争，导火索就是这个虚报功劳的小人涉何。可是这段话中的一个词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也就是被涉何杀死的朝鲜官员的称号“裨王”。
检索《史记》全书，用到“裨王”这个官位称呼的，除了朝鲜，只有一个国家——匈奴。
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
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史记 匈奴列传》
史记里已经明确提到，匈奴的诸位“左方王”领地都在东方，势力范围紧挨着朝鲜一带。
如此一来，卫氏朝鲜出现的那个“裨王”官位，很可能就是在匈奴官制的影响下设立的。
那么，汉武帝灭朝鲜的深层原因，会不会是因为朝鲜的种种举动，都是因为在亲近匈奴的方针下做出的，而汉朝灭朝鲜，其实也有定匈奴东方，断其右臂的意图呢？
《史记》另一端的描述，可以证实这样的猜想应当无误：
“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 ，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绝胡与羌通之路。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胘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史记 匈奴列传》
匈奴列传里，司马迁将汉武帝灭朝鲜之举，与汉朝设置酒泉郡隔断匈奴与西羌的交流、派细君公主与乌孙王和亲分化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并为一谈。
还提到包括灭朝鲜在内，对于汉朝的诸多举动，此时匈奴“终不敢以为言”。
按照司马迁的写法，意思其实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汉朝这些行动，都是对匈奴非常明显的挑衅和侵犯，匈奴应该会大怒反击。
也就是说，“朝鲜”，在当时，是属于匈奴“应当为言”的范围。
可见，当时的朝鲜国，应该也是和受匈奴摆布的西域诸国一样，乃是匈奴的盟友。朝鲜王断绝和汉的朝贡，还阻止其他东北部族联络汉朝等等做法，很可能是在向匈奴示好或者干脆就是在匈奴指挥下做出的。
只是，朝鲜王没想到自己一下子玩脱了之后，匈奴居然对自己不管不顾。自己直接就身死国灭了。
而匈奴，和当时存在的另一个强国之间的交往，《史记》中写的更加让人容易忽视。
在《史记 匈奴列传》里记载了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带兵18万巡边的一次壮举。这次行动自然目的是为了威慑北方的匈奴。因此，武帝派遣了一位叫做郭吉的使者，前去告诉匈奴单于：
单于见吉，吉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今单于即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单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徒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语卒而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之北海上。
“南越王已经被我们大汉搞死了，头正挂在长安北阙示众。你们匈奴还想来打就来，我们皇帝正亲自在边境等着你们呢，要是不敢打，那就乖乖向我们大汉称臣......”
话说的这么露骨，一点面子也不给，难怪匈奴单于大怒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你威胁匈奴单于，举出南越王的例子干什么？人家一个在草原一个在岭南，匈奴能知道南越是个怎样的国家吗？
事实上，这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国，还真在某些大事件里一齐出现过：
“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故长沙王子......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馀年，其王君皆不辞分其卒以随寡人，又可得三十馀万......燕王、赵王固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抟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庙。愿王勉之。——《史记 吴王濞列传》
当年汉景帝时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吴王刘濞给党羽们所发的“告诸侯书”里提到过自己的战略设想。其中向外国求援的部分就指明由吴国向南越借兵，燕国和赵国向匈奴借兵。
而赵王之后也的确响应吴王的战略，派人去匈奴求联合：
赵王遂亦反，阴使匈奴与连兵。——《史记 吴王濞列传》
可以想见，匈奴与南越之间是有机会通过汉朝自身内部存在的某些机会，产生比较直接的沟通。就拿这里赵王来说，去游说匈奴出兵相助，肯定要将吴王广而告之的战略和盘托出，这样才能让匈奴放心的出手。
如此一来，匈奴知道汉朝南边还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南越国，也是情理之中。
除此之外，匈奴和南越还可能通过甘肃到四川及云贵间存在的商路之类进行往来。华东师范大学周永卫副教授在《匈奴与南越关系新考》中就提到“匈奴与岭南的交往路线”：
（公元前121年之前）整个河西走廊在匈奴人的控制之下，沿河西走廊南下，经今天四川西部地区，可以直达今云南、贵州境内的西南夷地区，再经过西南夷地区到达南越国。
而在《史记 西南夷列传》中，也明确提到当时西南夷的强国“夜郎国”为南越国所笼络。在南越可以吃到蜀地的特产杞酱，可见这条道路是完全可通行的。
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今广州）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
幸运的是，虽然存在足够让两国产生联络的渠道。但在汉朝时期这样长距离的一来一往，恐怕也是要按年计数的大行动。
所以匈奴与南越如果想要联合对付大汉，在没有如七国之乱那种汉朝内部不轨人士的策应下，也是很难成功的。大汉南北的两大敌手始终也没有等到能够联手的契机。
不得不说，匈奴当时还真像如今的美帝，若是条件再方便一些，朝鲜，西域诸国，西羌，南越，这简直就是战略性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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