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的“優越感”為什麼那麼“脆弱”呢?

一、以漢族中國王朝為中心的東亞秩序在歷史中早已崩潰

日本學者西嶋定生指出,經過唐代9至10世紀的衰落,“宋代雖然出現了統一國家,但是,燕雲十六州被契丹佔有,西北方的西夏建國與宋對抗,契丹與西夏都對等地與宋同稱皇帝,而且宋王朝對遼每歲納幣,與西夏保持戰爭狀態,這時候,東亞的國際關係,已經與唐代只稱君主、冊封周邊諸國成為藩國的時代不一樣了,從這一狀況來看,東亞從此開始了不承認中國王朝為中心的國際秩序”

明王朝的“優越感”為什麼那麼“脆弱”呢?

的確如此,從東亞國際政治秩序的歷史發展來看,真正以仰慕華夏文明和崇尚中國文化的朝貢體系在唐朝衰落以後的歷史已經終結。

二、北宋時期,所謂的天朝禮治體系已經變質

北宋初期,王朝積弱,為了保持王朝的安全性,在對遼戰爭佔有優勢的情況下,宋真宗不惜與遼國訂立“澶淵之盟”,反而向遼國稱臣納貢,朝貢體系中的中心國和朝貢國的關係完全逆轉。而西夏雖然向北宋朝貢,也受到北宋的冊封,但是其主要目的在於貪圖北宋賞賜的經濟利益和讓北宋對其放鬆警惕。

高麗雖然臣服北宋,但是卻也先後臣服遼國和金國,向它們朝貢,與此同時,北宋卻不是以保護國的身份來對待高麗,反而想借助高麗聯合抗遼,朝貢體系中以漢族王朝國家為中心的華夏中心主義轉變成欲向朝貢國借兵的聯盟主義,此時的朝貢體系恐怕現實主義的務實外交更加濃厚,而所謂的天朝禮治體系已經變質。

正如葛兆光所說:“在北宋一切都變化了,民族和國家有了明確的邊界,天下縮小成中國,而四夷卻成了敵手。宋遼間的南北朝稱呼,使得中國第一次有了對等外交的意識,漫無邊界的天下幻影散去後,邊界的劃分、貢品的數量、貿易的等價、使節的禮儀等等,都開始告訴人們它者的存在。積弱的現實和自大的意識,事實上對等的外交和仍然使用的天朝辭令,如此反差巨大,使得這些懷抱華夏文明的自豪感的士人頗為尷尬,這在唐以前的中國史幾乎沒有的。”

明王朝的“優越感”為什麼那麼“脆弱”呢?

南宋王朝國家實力更為衰弱,甚至把朝貢國高麗也視為重大威脅,其對高麗的戒備和恐懼之心越來越嚴重,甚至認為高麗使者是金國的間諜,如《宋史》中記載“高麗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賜金帛遣之,俱其為金間也”。

三、元朝時期,朝貢體系完全異化為對外擴張的工具

在元朝統治時期,曾先後數次用兵征服高麗,兩次東征日本,南下攻打安南、占城、緬甸、爪哇等南海國家。此時,高麗是出於在元朝的武力和和親結盟的軍事政治雙重壓力下而被迫臣服,而日本和南海諸國成功抵禦了元朝大軍的數次進攻,不僅民族意識的優越感大增,而且也完全從政治依附和心理歸順層面脫離了元朝“中國”的朝貢體系。

從北宋到元朝滅亡(960—1368年)的四百年東亞歷史中,東亞的國際政治秩序早已經不是以華夏中心主義為主導的朝貢體系政治格局,而更像是強國和弱國之間的以戰爭、結盟、征服為主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霸權殖民”體系。

明王朝的“優越感”為什麼那麼“脆弱”呢?

四、明王朝面臨的“難題”

明王朝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應運而生,在面對東亞世界失序四百年的情況下,其漢族王朝國家的優越感從何而來?在面臨異族統治華夏兩百年的帝國疆域的壓力下,北元政權割據北方疆域,明王朝卻只佔得一半江山,其統治者的王朝優越感又從何而來呢?

更重要的是,北元政權作為元朝統治在“中國”的延續對明王朝的優越性和合法性是一個無法迴避的政治難題。這個政治難題不是所謂的朝貢體系所能夠包納和解決的。所以,明王朝才在建國初期頻繁的向北元政權及其殘餘勢力發動一次又一次大規模的軍事進攻,想從根本上解決這個難題,因為只有通過對蒙古的戰爭才能保證和維護明朝政權的安全性,有了安全性,其優越感的喪失才能在南北對峙的政治格局下得到彌補。

但是,相對於發動戰爭的軍事成本和難度而言,通過與外邦蠻夷建立朝貢體系,得到“他者”對明王朝政權的外部認同,這種獲得優越感、合法性的外交途徑更為容易和輕鬆。而這種頻繁的與外邦蠻夷小國建立朝貢關係以求得合法性和優越感的心理動機不是恰恰再次折射了明王朝統治者優越感的缺失嗎?

明王朝的“優越感”為什麼那麼“脆弱”呢?

五、朝貢國優越感的強化及其對明王朝優越感的弱化

明王朝優越感的脆弱性特質不僅是由其主體內在性因素所決定的,而且也是其客體即周邊國家在經歷13、14世紀特定的歷史環境中逐漸發展的民族主義中心意識所反襯凸顯的。

這些國家在經過元朝蒙古的武力征伐之後,外在侵略的衝擊下刺激了本土王朝國家的自我民族主義中心意識的進一步萌發。尤其是當它們成功的抵禦了蒙古騎兵的進犯之後,這種優越感就會更加明顯。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使得它們即使與明王朝建立朝貢關係,也只是出於追逐經濟利益,或者想借助明王朝這一強大的外在性力量來達到各個國家的政治性目的。

明王朝的“優越感”為什麼那麼“脆弱”呢?

因此,明朝朝貢體系內部的行為體在明王朝時期已經具有“民族主義”的優越感觀念,而正是由於在朝貢體系中,客體在歷史中不斷增強的民族優越感導致了作為主體的明王朝優越感必然削弱的事實。

六、朝鮮、安南以及日本等屬國的“民族主義意識”被激發出來

從傳統意義上而言,朝鮮、安南以及日本都曾屬於中國世界秩序的漢字圈的對外關係交往國家之中。但是,這些國家在經歷了元朝統治中國之後,在面臨蒙古帝國激烈的對外武力擴張浪潮的衝擊之下,其封閉的王朝國家民族主義意識被激發出來。尤其是當蒙古騎兵由於征伐戰線過長以及不適應不同的地域自然環境而導致征戰失敗時,這些原本被征伐的弱小國家的優越感心理就會在歷史的瞬間慢慢滋生和蔓延。

經過長時期國內王朝政權的統一和重組,優越感最終發酵成為一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這不僅對它們主體民族國家的建構發揮了重大作用,而且對於它們如何看待以華夏中心主義為特色的等級制朝貢體系東亞秩序也同樣意義深遠。

明王朝的“優越感”為什麼那麼“脆弱”呢?

例如:在元朝忽必烈時期,蒙古先後在於1274年與1281年東征日本,但是日本成功地抵禦了蒙古的進攻。此後,日本的“神國意識”萌發,其民族優越感和獨立意識越來越強烈,自我民族主義的優越感不斷強化,以至於在明太祖派遣使者讓日本入華朝貢時,日本方面(南朝的懷良親王)甚至扣殺了明朝使者,其原因就在於這位親王對明太祖詔諭中的自大和威脅非常不滿。

當明太祖後來知道日本國內南北朝分裂的情況後,於洪武十四年(1381年)再次向日本發出詔諭,言辭中再次以武力威懾日本,而日本的懷良親王面對這份詔諭,對明太祖天朝上國的優越感作出了強有力的辯護和回應,其回函中說道:

“臣聞之,皇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之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這份文書只是由日本南朝親王對明朝皇帝作出的回函,但是其言辭中反映的日本自我中心意識的增強由此可見一斑,其中折射的民族優越感強烈的挑戰了明王朝唯我獨尊的“天朝上國”中心主義意識。《明史》中記載明太祖在看到此回函後,“終鑑蒙古之轍,不加兵也”,可見明朝統治者對日本公開宣揚的彼此平等、不願臣服的國家心態是默許而無奈的,這句話顯然也透露了明朝統治者在外邦民族優越感強化的前提之下,其自我主體的傳統優越感有弱化的傾向。

明王朝的“優越感”為什麼那麼“脆弱”呢?

又如:安南在經歷與元朝一個世紀的微妙關係之後,它在獨立及自尊問題上非常敏感。

在元朝統治中國時期,忽必烈曾派兵於1284與1286年先後兩次攻打安南,但是當時的安南陳氏王朝卻成功的抵禦了蒙古的強悍騎兵。

因此,雖然安南在對蒙戰爭之後積極稱臣納貢,表示甘為元朝屬國,但是此時的安南如同日本一樣,其民族優越感在安南王朝國家戰勝代表中國正統的元朝蒙古的過程中逐漸萌發。以至於在元朝末年,安南表面臣服中國,暗地裡卻數次進犯中國的西南邊境地區。

尤其是在洪武年間,當明王朝與安南建立朝貢關係後,陳叔明篡位奪權,安南開始實行一套濃厚的民族獨立意識的內政外交政策。

在此期間,安南國內發生頻繁的隱瞞明朝的廢君自立事件,一方面是國內政治鬥爭的結果,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折射了此時的安南具有獨立自主統治其國內政權的意識,而這必然導致它對明王朝權威地位和朝貢體系中臣屬關係的輕視。

明王朝的“優越感”為什麼那麼“脆弱”呢?

因此,在經過元朝統治中國之後,傳統中國的朝貢國在蒙古的征伐下,或以戰敗國姿態(如高麗),或以戰勝國心理(如安南、日本)臣服中國的朝貢關係是極其脆弱的。

這些朝貢國反而由於外來的軍事征伐萌發了本國的民族主義意識,一些王朝國家的民族中心主義意識也越來越明顯。不得不說蒙古元朝在這個崩潰的過程中扮演了對朝貢體系重要的消解作用,正是這個潛在的消解作用使得這些周邊國家以自我王朝為中心的優越感的發展在精神層面已經脫離朝貢體系的臣屬關係,而以不同的政治或經濟等現實主義的外交目的加入到象徵性的朝貢體系之中。

明王朝雖然深愔此中道理,但在面臨這種優越感喪失的局面之下,出於漢族王朝國家維護政權優越感的慣性和傳統,通過積極招攬外邦朝貢,重新確立漢族王朝在四夷心目中的“天下共主”地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主要途徑,因此,建立朝貢體系便成為獲得優越感觀念的重要途徑。

參考文獻:

陳志剛《論中原王朝封貢體系的軍事防禦性——以地緣政治、軍事關係為中心的探討》

陳威《明朝建立朝貢體系的動機分析——以優越感、合法性和安全性為工具》

陳尚勝主編《儒家文明與中國傳統對外關係》

明王朝的“優越感”為什麼那麼“脆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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