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太久的期盼，没有太浓的向往，二零零九年三月一个雨丝霏霏的日子，平遥古城走进了我的视野。
雨丝，柔柔的，润润的，轻盈得飘飘忽忽，只把潮潮的氛围渲染又渲染。平遥的空气中,满是温润清新的阳春气息。远远望去，高大雄伟的古城墙在纤纤雨意中静默着，仿佛要包裹住想要四处流溢的前朝往事。满眼嫩嫩鲜鲜的新绿，映照着古城素朴的青灰，竟有了水墨画淋漓氤氲的墨韵，让人妙想联翩。
平遥，这座山西省中部的古城，如今已经二千八百多岁了。漫长岁月的风刀霜剑，在她身上刻下了时间走过的沧桑痕迹。
也许任何城池的诞生，总离不开杀伐征战这一母题。平遥生命的缘起，也是因为侵袭与守卫的需要。那是二千八百年前，当时统治中国的周王朝为抵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侵扰，派大将尹吉甫在平遥驻扎军队，修建房屋，用黄土夯筑起了一道防御线。这就是平遥古城的雏形。从此，平遥进入了中国历史，见证了秦汉明月唐宋梦华，在清代晚期创造了汇聚天下财富的极致辉煌，也经历了豪华落尽的悲凉和落寞。
站在平遥城高大宽阔的城墙上远眺，极目处，参差十万人家。青堂瓦舍的四合院屋舍俨然，与黄绿琉璃焕彩的官衙寺庙相映成趣，古朴中依稀透出昔日的富贵繁华。
春秋代序，物换星移。平遥城生命演进的历程中，也无可避免地经历着新陈代谢。今天我立足的城墙，已经不是尹吉甫时代周王朝的城墙，而是明王朝的城墙。明王朝是一个视野广阔的朝代，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昭示着这个王朝吐纳世界的开放包容胸怀；明王朝也是一个具有极强防御意识的朝代，北方万里长城的重建和加固，体现着这个王朝固邦安民的雄心。于是，一些边地重镇也得以维修重建。公元一三七零年，平遥土筑的古城墙被明朝政府改建为砖石城墙，这一庞大的工程持续了十几年，形成了如今长六千一百六十二点七米、高达十二米、墙底宽十多米、墙顶宽三到六米的规模，加上深三米的护城河和每座城门外与城墙等高的方形瓮城，构建了古城易守难攻的坚固防御屏障。
两千多年的岁月，我不知道在平遥多少次燃起战争的狼烟，但我知道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三日这天，日本侵略军的炮火炸开了平遥东城墙的一角，古城沦陷。至今东城墙上还残留着一些大大小小的弹坑，看起来就像一个个被疼痛扭曲了的愤怒的嘴巴，以呐喊的造型，向后来者倾诉着侵略者野蛮的暴行，让人觉得野蛮对于文明的践踏，是那样的触目惊心！
时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平遥古城又遭遇到一场毁灭性的危急。由于缺乏对古城文化价值的充分认识，当时平遥的决策者们竟然制定了一个平遥县城市总体规划。这是一个彻底毁灭古城的规划：在古城内纵横开拓几条宽阔的道路，在古城墙上开挖八个大口子，修建一系列高层建筑。这个规划在1981年开始实施。于是愚昧和无知联手，向脆弱的文明发起了凌厉的进攻！所幸的是，一些值得尊敬的文化良知——古建专家们紧急奔走呼吁政府留下这座古城，加之当时建设资金的匮乏，平遥城最终得以保全。
阅读这段历史，我的心总会很疼很疼。这种疼痛，来自于平遥本身历史和现实的巨大反讽。这座曾经在十九世纪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的古城，竟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贫穷而得以留存于世!但无论如何，在今天中国四千多个城镇中，有着三千多处明清时期院落的平遥，是能完整呈现中国传统历史古城原来格局和风貌的唯一范例。这是平遥之幸！亦是中国文化古镇之幸！
在平遥古城，时时处处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精神的光华。曹孟德诗云：“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在古代人们的观念中，龟是长寿的象征。因此，为了让平遥城更长久地留存于世，她的设计者将她的街巷设计成了灵龟样式。从地图上看，古城大致呈正方形，亲翰、迎熏、凤仪、拱极四条大街犹如向东南西北伸出的龟足，又有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井然有序、经纬交织，承载起古城的车水马龙，连接着寻常巷陌四合院里的世俗生活。
缓缓地走在被雨丝洗得发亮的青砖街市上，看着迤逦而行的路人映在青砖路上影影绰绰的倒影，听着一座座高门大院雕花的门楣里流出的如水的琴音，看着一个个擦肩而过的面孔或者从容自得的摊贩，我竟然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一时不知今夕何夕？
一路走来，一路风华。最终我的眼睛被西大街上一个叫做日升昌的门厅吸引。高大的门厅、精雅的屋舍、森然的高墙，花岗岩门坎上深深的车辙印迹，经历百年风雨却依然风骨雄健，张扬着一种雄视天下的精神风范。日升昌，是中国银行业的乡下祖父，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就是这个门厅，曾经孕育了平遥古城生命中最辉煌的篇章，为古城赢得了19世纪中国的“华尔街”的桂冠。
走进这座庭院，就走进了平遥最豪奢华丽的历史，走进了平遥人创造的泼天富贵。
在日升昌票号诞生之前，中国各地商人做生意都是实银结算。大宗银两要经过长途跋涉运送到目的地，只能依靠镖局押运，不但极不方便，而且有很大风险，途中如遇强贼盗寇，不但银两遭劫，更会让商家死于非命。这个困扰中国商人的难题，终于在公元一八二三年被一个叫雷履泰的平遥商人解决了。雷履泰当时是平遥一家分号遍及北方各省的颜料庄的大掌柜，由于携带现银不便，便常有同乡客商就近将现银存入这家颜料庄的分号中，回到平遥便可凭着一张证明从颜料庄总号提取现银，客商只需支付一点酬金即可。精明过人的雷履泰敏锐地发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周密细致的准备后，雷履泰正式向东家李大全建议将颜料庄改成票号，用一张专门设计的汇票来替代现银的实物转运，从而根本性解决大量现银随身携带不便的难题，让商人们怀揣汇票一身轻松闯九州。所幸的是李大全也不含糊，倾其家族几代经商积累的现银三十万两，于公元一八二三年创办了中国金融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并将日升昌的一切经营管理权交给雷履泰，同时给予雷履泰一定比例的原始股。在这里，李大全的知人善任和用人不疑的人格风范成就了雷履泰顶尖级的商业智慧，开启了中国票号业绵延百年的辉煌。今天，因了他们高山流水般的存在，我凝望平遥的目光，便有了高山仰止般的崇敬。
李大全的豁达与信任，激发了雷履泰经营日升昌的进取心，让他的商业智慧蓬勃绽放。他创造出了一套严密的汉字密押制度，由专人将只有票号核心人物才能看懂的具有特殊含义的汉字密押填写在一张张汇票上，票号严格实行认票不认人的汇兑制度，持有汇票的客户凭借一张张汇票就可以安全便利地调拨资金，还可以用汇票支付各种款项，票号则根据路途的长短收取千分之二三至百分之七八不等的汇费。
雷履泰“汇通天下”的眼光和追求，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货币流通方式，使日升昌票号的业务由平遥很快向全国各大城市延伸，鼎盛时期分号达到三十五家，构建起了遍布全国的金融流通网络。
卓然傲立于金融界的日升昌票号，让一些有眼光的商人看到了其中无穷的利润潜力而纷纷效仿，于是太谷、祁县、平遥的街巷里就出现了一家家票号，至十九世纪中叶票号业全盛期，在全国五十一家票号中山西票号就占四十三家，更让人惊叹的是平遥竟然有二十二家。平遥毋庸置疑地成了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鼎盛时期几乎控制了中国近一半的流通货币。遥想当时，以平遥为中心的山西境内的四十三家票号及其遍布全国各地的分号，织成了一张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货币流通大网，建立起了庞大的金融帝国。当时不仅清朝官员成了票号最忠实的私人客户，就连清朝政府发放的赈灾银两、地方上缴的税收，甚至当时的战争赔款，也是由一张张各地政府发出的汇票汇聚京城，在各分号提取现银直送国库的。
平遥打一个喷嚏，整个中国都会感冒。用这样的话形容票号业鼎盛期平遥在全国金融界的作用，一点也不过分。这样的显赫地位和重要性，带来的是巨额财富的积累。百年间，平遥票号业到底积累了多少财富，现在已无据可考，但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有两个事实足以管窥当日山西票号业所汇聚的巨大财富。一个是日升昌大股东李大全当年投入的三十万两白银，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为李氏家族创造了一千五百万两白银的红利。一个是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提到宋霭龄女士随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丈夫孔祥熙回山西老家太谷时，她大为吃惊地“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我禁不住想，是怎样的一种超级奢华，竟让宋霭龄女士这样的人物“大为吃惊”呢？想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也不为过吧。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智慧头脑，竟然在十九世纪这个中国并不太平的年代创造了如此显赫的荣耀呢？这就不得不说到这些财富和荣耀的主人——晋商。
什么是晋商？余秋雨先生的说法是，晋商“就是走西口的哥哥回来了，回来在一个十分强健的人格水平上。”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的人文风俗，往往给当地人心灵上刻下深刻的印记。因此，要探寻晋商强健人格的来处，我们的目光还得落到平遥。
平遥是一个尚礼崇仁的城市，这从平遥古城的构造便可看出端倪。古城的衙门、庙宇、民宅的设计，严格讲求“礼”序，体现着方正、端庄、和谐的中庸之道，而平遥城墙的三千垛口和七十二座敌楼，则象征着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一座城市，就这样如此鲜明地以物质化的建构，让儒家的“仁”“礼”思想与城市一起屹立千载，烛照人心，潜移默化成人们心底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积淀，内化为平遥最为宝贵的城市品格。这样的城市人文元素，也洋溢于平遥人最普遍的世俗生活层面。坐落在东门附近的文庙和它对面的关帝庙，一文一武，遥相呼应，千年屹立。在袅袅飘摇的香火中，把仁和义以最世俗的方式，累世镌刻进络绎不绝的善男信女心间，生长成平遥人坚不可摧的人生信仰。
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山西商人，根子上就是地道的儒商，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未读过多少书，但他们怀抱信义走天下，在商风海雨的洗礼中锻造了自己强健的商业人格，以高远的眼光、坚实的信义、缔造的辉煌，彻底颠覆了历史加诸于商人身上的“无商不奸”“见利忘义”等等传统魔咒，走出了胸怀坦荡、雄视百代的一代巨商形象。
然而，回望一代巨商走过的足迹，最初却萦绕着《走西口》的凄婉与哀伤。平遥、太谷、祁县，这几个后来因为海内最富而让人如雷贯耳的地方，并不物产丰饶，土地也不肥沃，平遥是“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万历《汾州府志》卷二），太谷则是“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乾隆《太谷县志》卷三）。面对贫瘠的土地，丰年尚不得温饱的生活，山西人没有选择固守土地，在修理地球中走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穷困人生，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远方，投向了“口外”那片陌生而辽阔的土地。于是，在《走西口》的歌声中，一代代山西人出发了，他们身无长物，只是怀揣希冀、信义、勤恳和坚韧，走向远方，试图走出一种别样的人生。
许多人失败了，他们瘦削的背影消失在妻子守望的泪眼中，再也没有回来，他们各式各样的辛酸故事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中，没有一丝痕迹。许多人成功了，成功于敏锐的眼光和远见卓识，成功于诚实守信先义后利的大商人心态，成功于严谨高效的商业管理水平。
商人重利，但山西商人却是义字当先。同行之间，不是恶意挤兑，而是联手共同发展，往往亲朋乡邻结成联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种抱团发展的商业心态，避免了不必要的内耗，大大方方地铺展出一种雄厚强劲的商业底气。山西商人的义，还体现在危难时施以援手的雪中送炭。比如一九零零年北京瑞蚨祥绸缎庄毁于八国联军的大火，就在债主纷纷逼债、庄主处处碰壁的情况下，日升昌票号一次借给瑞蚨祥白银四万两，助其重振雄风。一家店欠了另一家店的钱，实在无力偿还了，欠钱的店主就去给对方老板磕个头，说明情况，对方往往会大度一笑，一笔勾销。这样的事，在山西商人间是很正常的，他们将道义和诚信置于利益之上，成就了一种卓然独立的商业人格，赢得了全国各地老百姓普遍持久的信任，奠定了晋商事业繁荣的坚实基础。此外，山西商人的管理智慧，也让人叹为观止。他们用行规等一整套严密完善的管理制度将东家、大掌柜、各分号掌柜及伙计的利益控绑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休戚与共的利益关系。大家在为票号工作，同时也是在为自己工作。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和挖掘了每个员工的潜能，产生了难以想象的商业效益。鼎盛时期全国分号达三十五家的日升昌票号，总号只有十四五人，每家分号三四人，整个票号系统不过一百五十人左右。区区一百五十余人，却支撑起了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这样的工作效率，与今天任何一家大型企业来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此，我想起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先生的一句话：“每个员工都是一个战略事业单位。”没想到这样的现代管理智慧，早在十九世纪的日升昌，就被雷履泰发挥得淋漓尽致。
花开就有花谢，辉煌终归于黯淡。十九世纪末，中国社会急剧动荡，太平天国、列强入侵，改朝换代、军阀混战，盗贼纷起、兵匪一家，使票号业屡遭重创：一家家企业倒闭，票号贷款无法收回；存款民众争相挤兑，一家家票号的分号相继撤回，只能龟缩在平遥、太谷等地等待不可知的命运的裁决。一九一五年日升昌宣告破产，到一九二三年平遥最后一家票号宝丰隆关张，山西票号业所创立的百年辉煌彻底陨落了，陨落得那样黯然与酸楚！
也许，相对于永恒的时间，任何彪炳史册的功业，任何世纪性的繁华，都不过是时间的流水中不经意地泛起的一朵浪花，她的消逝必然是倏忽无声的。如此，多少年后，平遥也许也会面对她必须面对的湮灭的命运，就像当年创造了海内最富的商业奇迹的一代晋商们一样，留给后来者一个模糊的迷一样的背影。
那么，此时此刻，面对平遥，我只能说，我曾经来过，思考过，感叹过，敬仰过，这就够了。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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