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的故事
《易經》和《道德經》是我國兩部古老的哲學典籍，分別是儒家和道家的思想經典，其中凝結著我國古代聖賢們的超人智慧，形成我國迄今為止思想領域的兩座最高峰。中華民族就是主要在這兩部經典的薰陶下不斷繁衍生息，這兩部經典的基本思想已深深地融入到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成為中華民族代代傳承而難以改變的基因，只不過“百姓日用而不知”罷了。
《道德經》具有樸素的辨證思想，強調道法自然，主張自然無為，無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要求人為要順應自然，不違天道，不要用人力干預自然，破壞自然。這種思想是大智慧，非聖人不能通其道，非聖人不能全其德。然人類不全是聖人，芸芸眾生，飲食男女，熙熙皆為利來，攘攘皆為利往，爭利則智昏，智昏則道德隱矣。
《易經》世歷三古，人歷三聖，以三易之法闡述了三才之道，乃成大道之源、群經之首，中華文化之根，傳承至今而注入中華民族的基因之中。《易經》和《道德經》一樣，以自然為母，法天地之道，主張順應自然，反對逆天行事。不同的是，《道德經》反對人對自然的干預，否認人的主觀能動性，所以是消極的、避世的。而《易經》則在肯定天地自然之道的基礎上，著重闡述人道，主張“《易》與天地準”。具體點講就是效法天地之然之道，制定符合人類社會的禮樂制度，用以規範和約束人類社會的趨利行為。所以《易經》作為儒家思想的經典，其本質是積極的、出世的，從而成為歷代統治者的治世法寶，也成為仕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依據和標準。
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髮展進步，人類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越來越強，生產力水平越來越高，人的慾望也不斷膨脹，對大自然的索取和掠奪亦越來越嚴重，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亦愈演逾烈，尤其近代以來，已從區域競爭變成了全球性的國際競爭，人類競爭的腳步已經無法停止，也不容停止。激烈的競爭是促進生產力發展進步的強大動力，而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又反過來促進了更加激烈的競爭，人的趨利性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強烈和瘋狂。先進的技術和激烈的競爭，在當下短期內極大地滿足了人的慾望，但從長期來看卻是整個人類的災難!這樣的結果也就更加應證了《易經》、《道德經》是大智慧，但大智慧往往不如小聰明適用，在無序的競爭條件下，道往往會敗於術，彬彬君子往往會受無恥小人之辱，這正是整個人類的悲哀!
那麼，早在兩三千年前，我國的聖人能寫出《易經》、《道德經》這樣的著作，而在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卻無人能有這樣的作為，一方面是因為這兩部著作已經成為我國乃至世界思想哲學史上的兩座高峰，後人已高山仰止、無法超越；另一方面，隨著人類社會的加速發展，競爭越來越激烈，人類的趨利性得到空前的釋放，利令智昏，所以很難再出現關心整個人類前途和命運的偉大的思想家和哲學家。有的哲學思想和宗教，要麼是用來麻痺人民，要麼是經不住歷史的考驗，即使出現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堪稱真理，然讀懂《易經》和《道德經》的人都應該知道，其基本理論並沒有超越這兩部書，只是結合當時社會實際情況有所發展而已。所以，假使人類有一天能夠覺醒，真正能夠用《易經》、《道德經》的基本思想淨化自己，迴歸大道，已是人類萬幸，豈敢奢望“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再現，寫出超越這兩部書的鴻篇。
子夏故壇
這個問題很容易讓人想到今不如昔，人類智慧在退化之類的方向，畢竟這世上認為古人具有超高智慧，今天的科學家都破解不了之類的思想畢竟還是不少。
但是如果理性的思考一下，就會發現這個結論靠不住。
我先說答案吧，今天沒有人能寫出《易經》《道德經》的原因有兩個：第一是時宜不合，第二是沒必要。
《易經》說起來比較麻煩，我就先說《道德經》好了。
《道德經》是怎麼出世的，我想我不用再重複一遍了，老子作為周朝的圖書管理員，知識當然是淵博的，洋洋灑灑五千字，寫出了《道德經》，並且在後世發揚光大。
但是在這裡，我們要先問一個問題：《道德經》到底是幹嘛用的，或者老子寫道德經到底是幹啥的？（寫作目的）
很明顯不是為了教人修真，房中術，畫符驅鬼，煉丹成仙的，這些道家的分類，都是後世的人根據自己當時的需求，拿《道德經》等著作作為理論根據來給自己背書用的，老子當時可沒這麼無聊。
修身養性？談天地宇宙大道？將自己悟到的天地至理記錄下來？
似乎有點道理，但是如果仔細思考，就會發現邏輯不通。
自古至今，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但凡大家，從來不會以自己所知來炫耀自己所知，而是以自己所知來達成自己所致——這句話比較繞口，我解釋一下：
以自己所知來炫耀自己所知：通俗的說就是到處顯擺自己懂什麼知識給世人看，這種事情，基本在後世只有酸秀才，孔乙己，以及翟天臨式的人物，需要通過告訴別人自己都懂什麼作為背書，讓別人對自己刮目相看，這種人別說在春秋戰國，就是在今天，我們也會覺得沒什麼卵用。
自己所知來達成自己所致：這句話的意思是，通過自己所知的知識體系，理論結構，以及邏輯推演來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論體系，進而達成自己的某種學說目的。遠的不說，就說近的：愛因斯坦從不炫耀自己的知識體系，而是在自己的知識體系之上，構架出《相對論》，馬克思也不會炫耀自己知道經濟的原理，而是構建出《資本論》來彰顯人類社會的走向；孔子從來不會炫耀自己對周禮有多麼精通，而是通過自己的知識體系，來論證如何通過周禮來治理當時的亂世。
這即是大家與小家的最大區別。
今天對《道德經》等著作的描述重點，幾乎都著墨於書中各種知識結構，理論結論的讚歎，比如“兩千年前的古人竟然有如此的智慧”，這當然沒錯（老子的背後可是周王朝數百年的精神文化積澱啊！），但是如果僅僅存留在“讚歎”老子書中的“智慧精華”，而不去追尋《道德經》這本書的寫作意圖，那不就等同於一直讚歎愛因斯坦《相對論》證明過程中的每一個公式之美，而枉顧《相對論》真正實用之處了麼？（例子不恰當，大家粗糙理解一下就好）。
所以我們今天，試著在承認《道德經》的每一個文字，每一個詞的智慧精華的前提下，在“以自己所知來達成自己所致”的大家規律下，看一看老子寫《道德經》的整體目的是什麼？
而老子寫《道德經》的目的究竟如何老子自己沒有明說，加之《道德經》博大精深，所以我們通過其文來了解其意的套路很容易讓人迷失在其中，不過有幸的是，當時除了老子，還有其他子，我們可以根據這些“子”們的行為的共同特點，來推演老子的特點。
歷史的潮流之下，總有相似之處，這是客觀規律。
而孔子，孟子，墨子，鬼谷子等等子作自己的著作，雖然立場不同，但是其目的卻是一樣的：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
春秋戰國，是華夏這片土地上，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有記載的混亂時代，這種混亂，不僅僅是周朝控制不住整片封建各國這麼簡單，還包括社會上每個階層幾乎都處於不穩定狀態，誰都有可能被誰幹掉，誰也都有可能一夜之間滄海桑田。
而這種狀態誰都不喜歡，所以諸子百家都開始琢磨，到底為什麼會這樣（畢竟長達好幾百年呢），於是各個門派都提出自己的“假說”——沒錯，是假說，就像今天科學家面對量子力學的混亂，也提出假說一樣。
每個門派根據自己提出的假說，然後在套用一定的推演，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論體系。
各位要注意，雖然每個門派提出的都是假說，但是他們的理論根基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比如孔子提倡禮，墨家提倡兼愛非攻，老子提倡無為，這不是簡單的意淫出來的，而是這些基礎理論在社會的現實中就存在的，這既是這些“子”們提出的“物質條件”，也是其他人可以接受這些人的學說的客觀基礎。
只不過每個人的側重點不同，所以各自的方向推演推演著，就完全不同了。
這裡還有一個關鍵問題，這些諸子百家的學說的目標人群是誰？
有人說是天下所有人。
不是的。
大多數學說的目標人群只有一種，那就是各個國家的王。
兩千年之後的今天，我們被歷史塵封包裹，被後世各種註解之後，覺得這些人都是聖人，金口玉言，實際上在當時那個時代，如果我們按著他們提出學說的緣起，以及他們學說的目的就會發現，既然各種子們因為社會混亂而思考到底怎麼了，並且試圖通過自己的理論體系來解決當前的混亂時，能夠幫助他們實踐他們的理論，並且驗證是否可以解決當時社會混亂的人群只有每個國家的王。
所以大家會看到，每個學說基本上都是在當時的列國推銷自己的學說，這裡面推銷的最狂熱的大概是孔子（一說這貨是官迷），最不積極的大概是墨家（畢竟苦行僧這樣的學說哪個王願意啊，所以就發展成類似黑社會性質了……）。
同樣，老子的《道德經》目的性也極強：這本書就是通過老子以自己多年的知識積澱和自我梳理，總結的一套告訴各國國君們，你們如何能夠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治國方案。
有人說不對啊，《道德經》裡講了很多宇宙，人類等觀點，你怎麼能說老子是寫給各國國君呢？
別忘了我剛剛前面說的：理論基礎。
孔子儒家的理論基礎是社會基礎，是人與人的關係，比如仁義禮智信，比如恢復周禮等等，這是當時的社會人們實實在在看到的，或者人們認為這些屬於“公理”，不證自明的，所以孔子在這套“公理”基礎上才能架構自己的儒家學說。
問題是這套“公理”不那麼“公”，比如周禮這種東西，當時就不是很多人認同。
老子更厲害，畢竟是圖書館管理員，見多識廣，人家的“公理”直接是從“人和宇宙”的關係開始講起，進而開始推演，最終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
由於從人和宇宙的關係開始論證，我們有幸看到了老子的宇宙觀，而且這個宇宙觀確實牛逼，以至於隨後兩千年內都還有人不斷為其註解。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看整個道德經，從開始的道可道 非常道（講宇宙天地關係），老子就很雞賊的提出了他的“公理”，道法自然。
注意，這是個坑。
既然什麼東西都是道法自然，那麼天地大道如何，你治國就應該如何哦！
比如：自然規律是：水利萬物而不爭，那麼治國就自然應該無為而治了。
所以治國的最高水平是民眾都不知道這個國家國君的存在（太上，不知有之），除此之外，不管下面的臣民誇國君，害怕國君，甚至罵國君，都是國君治國不到位（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而且老子還怕各位國君看不懂自己在說什麼，把整部書分為《道》《德》兩部分，而且在老子的眼中，德其實是落下乘的：
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當一個社會開始講德的時候，就是已經脫離大道了（但是老子在前面已經設定了大道是最高水準），所以他給了每個國君的治國最高方略：幾近與道。
不過可惜的是，老子的學說和自己的目的是違背的：既然無為是最高的治國行事水準，那麼老子為了讓各個國君接受自己的學說，如果自己像孔子一樣來回奔波，苦口婆心，那怎麼能算無為？——在自己學說的理論框架（道法自然，無為）與達成自己目標的過程（讓國君知道無為而必須有為）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時，老子還是採取了折中的辦法：把自己的理論寫了出來，誰愛看誰看。
其實按照老子的想法，特麼的連寫都不寫才是自己真正的理論（當然我們就看不到了），所以我們看到，老子是在經過函谷關的時候，在守衛尹喜的要求下才勉強寫的。
說到這裡可能很多人會說沐雨你憑什麼說《道德經》是給國君們寫的一本書，整個《道德經》包羅萬象，寫盡了天地大道，你竟然說是給統治階級用的？
這不衝突，我是從那個時代的狀態，各種“子”們為什麼會出現，他們都想解決什麼問題，以及《道德經》裡面的內容來解釋的，寫書目的是什麼，與書中的內容是什麼並不衝突，我想表達的僅僅是這樣一個觀點：
作為活生生活在春秋戰國那個紛亂年代的老子，以他的成長過程，他的知識體系，他的所遇所見，他為那個時代留下的，是自己對這個紛亂時代的解法，這個立意，遠遠高於炫耀自己的知識體系。
所以，包羅萬象不是目的，包羅萬象是手段，老子秀完肌肉，讓你知道老子的理論是對的，而不是迷失在老子的包羅萬象中。
好，以上散文一樣的描述老子的《道德經》的寫做過程，只為說明一件事：今天的人們為什麼寫不出《道德經》了。
是知識體系不足麼？不可能。
是不觀察社會麼，對國家大事漠不關心？不可能，朝陽區大媽們和北京的哥們第一個站出來不服。
只有兩個原因：
第一，事宜不合。今天的社會環境，已經完全不是華夏曆史上第一次有記錄的出現的列國紛爭，天下大亂，各個知識分子開始從“元認知”開始思考這個天下到底怎麼了，該怎麼辦了。並且，即使有知識分子從頭開始思考，那也不會有多個國家讓他周遊，推銷自己的學說了，在這種情況下，在現有學說的基礎上進行修注，認同，並且在認同的基礎上塞入自己的私貨，完成自己的抱負，這無疑是性價比更高的一條路（這也是為什麼後世兩千年中，少有新的思想出現的客觀原因）
第二，沒必要。《道德經》本質上是老子基於自己的知識體系，以及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寫成的書，並且由於字數限制，老子的總結過於提綱挈領，過於抽象，以至於很多結論既不能被證實，也不能被證偽。所以喜歡，信奉道德經的，說它什麼都對，質疑道德經的，說它觀點過於片面，甚至誤人子弟。這樣的好處是怎麼解釋都有可能是對的，只要有利益集團把它用起來，就可以用它的理論來粉飾自己的真實目的，進而傳承下去（儒家就是典型案例），不好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學說沒啥卵用，都被別人實現自己的目的去了。（老子寫《道德經》的時候，大概沒想到自己的學說跟練丹，尤其是給皇帝煉春藥扯上關係吧）。
而今天的各個學說，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有了一個相對準確的判斷標準，那就是是否可以明確地解決某一問題，或者解釋某一現象，換言之，像《道德經》這樣包羅萬象並且“好像”可以模糊的解釋所有事情，但在具體問題上的解釋度過於提綱挈領的書籍，在具體的問題上沒必要出現。
我們要相信一件事情，人類的大腦是很神奇的，它會隨著周圍環境的變化，問題的出現，自身生存的優劣而跟著變化，很多答案裡面說出了一個答案，大意是過去的人們關注點就那麼幾個，所以能夠集中精力思考那幾個問題，自然可以得出比今天人們更多的答案。
這話只對了一半，其實這是一種悲哀，在哪個時代，如果幾乎每個知識分子都關注那麼幾個問題，而那幾個問題恰恰是“我們這個時代怎麼了？”“為什麼我們的時代亂成這個樣子？”“為什麼那麼多人朝不保夕？”，每個知識分子的精力都在解決原本應該平和的社會環境，這與其說是一場知識盛宴，百家爭鳴，不如說為了生存不得已而為之的集體“集中力量辦大事。”
說到這裡，不如再說回老子，為什麼老子有這麼多知識，知曉天地卻還是出了函谷關？某種意義上，這難道不是這位那個時代最智慧的老人，面對背後的繁華征戰的一絲絕望，一聲嘆息？
所以說，哪裡有那麼多百家爭鳴，那是假象，真相是，活下去。
人都是逼出來的。
一不小心竟然《道德經》都寫了這麼多，《易經》雖然是大同小異，但是我還是有一些觀點和案例想分享，不過寫了這麼長確實有些累了，暫時先發這麼多，回頭有空的時候補上。
關於《易經》的部分，其中一個重點是我前面說的話：春秋戰國是華夏曆史上第一次有記錄的出現的列國紛爭，天下大亂。
問題來了：為什麼春秋戰國是華夏曆史上第一次有記錄的列國紛爭，天下大亂（我說的有記錄是指當時有史記錄，而不是後世補史，烽火戲諸侯之類的基本算司馬遷補的），在周之前的歷史為什麼沒有歷史記錄？
我們知道《易經》有比較大的作用是用來占卜的，而我們又知道商人喜歡占卜，通過占卜治國的，周人其實是用禮來治國的，按照道理，作為占卜用的《易經》應該活躍於商，而不是周，但是為什麼恰好相反，周朝留下來的卻是一套占卜教材呢？
上面這些問題，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易經》是怎麼寫出來的，以及寫出來的真實目的。（同樣，也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麼今天寫不出《易經》）
我的觀點還是比較偏歷史唯物主義，而且我相信一句話：江山代有才人出。每個時代的人群，都在自己的時代盡力了，沒必要厚古薄今，也沒必要妄自菲薄。
上面的問題，回頭有空了在做解答吧。
吃飯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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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了，我們繼續。
看了一下評論，挺有意思，我把我的整個思路的基礎邏輯簡單說一下：
1、從我國的歷史來看，我國的文明的主要特色的務實文明，換句話說，我國曆史上的重要思想，都是為了解決（當時）的具體問題的，治世尚且如此，亂世更加如此。
（作者私言：以上是我國思想文明與以古希臘為首的西方思想史的較大區別，大概由於各自環境不同，古希臘的哲學家討論的內容似乎並不是為了解決當時的具體社會問題，而是某種思辨——當然這也有可能是我對西方的整個思想體系當時的發展緣起研究不深的原因。但無論如何，簡單的想象古人精神層面活動豐富，想象力多，所以創造出燦爛的思想文化是不負責任的，也不符合我國文明發展史的基本規律的。）
2、諸子百家，百家爭鳴的時代，放在當時的社會里，任何一種學說能夠爭奇鬥豔的充分必要條件至少有一條：為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
這一條我們換個例子就好明白了：我們對魯迅（周樹人）以及他弟弟周作人的評價。魯迅之所以偉大（我在很多回答裡表達過我對魯迅的觀點，所以請不要就其行文和我抬槓），是因為他在當時的亂世，以喚醒民眾為目的，以改變落後的民眾思想為目的，以創造一個新天地為目的而書寫自己的文字，這樣的人和目的，在當時不僅有市場，而且是受人尊敬，甚至幾十年之後的和平年代的今天，也受人們尊敬（為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
而周作人，不是說其文章不好，文筆不佳，而是在當時，其內容似乎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所描寫的仍舊是一片自我天地，說白了就是有些“小資”，文如其人，國人自然對這種在亂世只顧自己而對大局的“無作為”的文人嗤之以鼻。
從清末到民國再到新中國建立，基本上公認的一件事情是，誰在那個時代，為了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而奮鬥，人民和歷史就會記住誰。
這幾乎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基本秉性了。
以今度古，雖然時代變化，但是這條基本邏輯不會變化。
3、以上兩點推演，我們很難想象，《道德經》的作者老子在當時的社會問題如此明顯的環境下，僅僅以炫耀自己的思想所得而寫下一部“包羅萬象”的《道德經》，如果老子的目的如此功利，寫《道德經》就是覺得自己能總結這麼偉大的思想，不留下點什麼有些可惜，那麼正常情況下，老子應該是比孔子更加入世的，建立一個門派或者一堆隨從，到處傳播自己的思想，最差最差的，也會像“頭條民科”們，到處宣揚自己的所謂“發現”（雖然他們的發現很搞笑）。老子沒有這麼做，很明顯“保留自己思想精華”不是老子的目的，而結合老子的行為，以及當世其他“子”的目的，《道德經》是老子以自己的宇宙觀，世界觀，價值觀為基礎的，解決當時社會問題為目的的著作，這個看起來更合理一些，也更能解釋前後老子的行為：
西出函谷關，老子有老子的理由，或許因為他覺得這片土地已經完全不是自己心目中的那套“正確”的國度了，但是在尹喜的請求下，老子心中還留有一絲“希望”：雖然當世國將不國，但把自己的理念留下來，萬一將來有人能夠實現呢？
我不知道大家讀《道德經》什麼感覺，我不同年齡讀的時候感覺不同，中學時期讀的時候，感覺是牛逼，寫遍了天地萬物規律，但是這幾年讀，尤其是我寫完自己的小說後，更願意從作者而不是讀者的角度出發，我讀出了一種“迫切”，一種已經思考了很多東西，但是無法把思考源頭，論證過程從頭到尾講完，只能把論證的結論寫到文章裡，但是擔心讀者看不懂，所以還是稍微做一點解釋的文字現象。
這個現象在《道德經》裡尤為明顯。
大家讀《論語》，三人行必有我師，覺得還能理解。
但是普通人讀《道德經》，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就比較費解了，甚至很多話，後人各自有各自的解釋。
而為什麼是這樣，按理說老子也可以像孔子一樣，叨逼叨寫很多生怕人不理解，每一個結論寫的再詳細一些，但是老子沒有，五千言道德經，沒有一句廢話。
除了當時時間不允許，從作者書寫的角度出發，大概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老子根本不在乎這些（他推演出來的，別人不見得能理解）結論的推演過程，而是在乎這些以這些推演的結論為基礎，繼續推演的結論：如何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
如果將每一個結論的推演過程都做描述，那老子想說的問題就會被沖淡，就會失焦。
我們都有個經驗，如果一篇文章比較短，哪怕其中有不理解之處，我們也比較容易忽略這些不理解之處，從而理解作者的“寫作意圖”，但是如果一篇文章過於長，過於繁複，就很容易迷失在細節。
舉個不恰當的例子，我們很容易理解《過秦論》在說什麼，但是我們比較難總結出《紅樓夢》在說什麼，即便《紅樓夢》裡面堪稱細節之王。
而老子的《道德經》，恰恰是以《紅樓夢》的知識量，總結在《過秦論》的文字體量之內。（例子不恰當，大家理解個意思就行）。
這就好像什麼呢？老子在“解決社會問題”這個命題下，以自己過去所學為磚，已經搭好了一座大樓，但是其他人由於沒有他的經歷和知識體系，連這座大樓的每塊磚怎麼來的都不知道，但是老子很清楚的知道，如果告訴世人每塊磚怎麼做出來的，世人就看不到這座大樓了，這很顯然與老子的目的相悖，所以索性簡單粗暴：你別管我這磚怎麼來的，你就看這座大樓，你能看清楚這座大樓就行（也就是《道德經》的主要目的）
不過可惜的是，由於這座大樓的每塊磚過於絢爛奪目，很多人更願意去思考這些磚，而看不到大樓。
甚至在後世厚古薄今的整體思潮下，更多的人從不願意看大樓，變成了不敢看大樓，繼而變成誰看大樓就笑話誰——典型套路是：你連每一句話都沒理解清楚，你還敢說理解全篇？
這其中的邏輯漏洞也很明顯，我們也用古文解釋就好：
《魏略》記載:“諸葛亮在荊州,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
換言之，整體的理解和細節的精通，並不是互為必要條件的。
至此，以老子為代表的春秋戰國時期的草根知識分子的思想創建的分析，差不多結束了。
凡人畏果，菩薩畏因。
知道了事情的原因，大概也很容易看到今天我們做不到的結果了。
（補充一句，評論中也有人提醒我說道德經的作者不是老子，而是尹喜總結的，即便如此，這並不妨礙我說的整個大邏輯：思想為解決當世社會問題而生。）
下面我們說一下《易經》。
我有預期，如果說我從描述《道德經》的創作緣起，解決問題，來論證為什麼今人寫不出這產生的這個描述過程而產生的議論，或者叫“抬槓率”是1的話，那麼我按照這個討論來描述《易經》的“抬槓率”應該是一萬倍。
畢竟敢說看懂《易經》的人都沒有幾個，誰還敢評價呢？
不過我們不從易經的內容進行描述（畢竟易經被後世解讀的爹媽都不認識了），我們只從《易經》的誕生時間段，易經與諸子百家的區別，以及當時的社會狀況入手。
首先，我們先說《易經》與諸子百家的誕生區別說起。
我們前面說過，諸子百家的學說其實是“草根”學說，是那個時代的社會基層的知識分子，因為自身環境的變化，根據自己的知識體系構建的各自的理論體系（這點很重要，後人在捧各種“子”的時候，都會有意無意的忽略掉這個問題）。
而《易經》呢？
從出身上來說，《易經》和這些“草根學說”完全不在一個層次。
就拿論語來說，是誰做的？
打著恢復周禮旗號，忽悠了幾千個弟子，在各個國家奔波，惶惶如喪家之犬的孔子所做。
而《易經》呢？不論是《連山》，《歸藏》還是《周易》，（按照記錄）都是當時社會毫無疑問最智慧的社會頂層所做。
咱們就不說失傳的《連山》相傳是黃帝所作，哪怕是《周易》，也相傳是周文王姬昌所作。
這規格完全不一樣啊！
一個是亂世的普通知識分子，沒有任何治國成功經驗，僅僅根據自己對過去朝代的瞭解而“意淫”出來的一套學說（儒家），而另一個，是不僅有著成功的治國經驗，並且推翻了一箇舊世界，建立了一個新世界，這個新世界，還建立了隨後兩千多年華夏文明的根基的大國設計者，操刀人，創造出來的學說（《周易》），咱們不看具體內容，僅僅從這兩部著作的創作根基來看，兩部著作高下立判。
說句不好聽的，如果《周易》是毛澤東思想，那麼《論語》充其量也就是咪蒙公眾號，賺點流量自娛自樂罷了。
為什麼我們不談《易經》的內容，而從《易經》和諸子百家的誕生區別開始談起？
因為《周易》和《論語》的誕生區別，決定了兩部書試圖解決問題的視野不同，並且目的不同。（注：本文中的易經，重點指《周易》）
屁股決定腦袋，我們不可否認，這種不同與姬昌和孔子的社會地位不同緊密相關（而這個角度，似乎很少有人涉及？）
所以，我們要討論下面一個重要話題，那就是周文王姬昌所處的時代，以及周滅商的可能的真實情況。
瞭解了這些，才能更好的推測出《周易》的創作意圖，並且失真度也會較小。
所以我們接著下一個話題：
其次，在周滅商的這個歷史事件下，周文王姬昌，以及他所作的《周易》在這個過程中，都起了什麼作用？（當然其中一部分相傳是周公所作）
不論歷史被後世如何演義，周文王時期“開始”周滅商的動作，這是鐵定的事實。
但周為什麼滅商，以及滅商之後周的具體行為，甚至包括這種行為與《周易》的矛盾之處，隱隱透露著矛盾之處。
很多人把周滅商簡單的等同於後世的改朝換代，也就是某個部落/地區大了，推翻當時的主要政體，從而得出了“周黑商紂”的結論，今天很多人也在為商紂洗白。
某種意義上來說，根據後世推演前朝是一種方法，但是這個過程中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
周滅商，不僅僅是改朝換代這麼簡單，而是社會體制發生了巨大變化。
正如我前面提出的問題之一：商朝是巫文化，占卜文化，提倡的是通過“神諭”來管理天下，而周是禮教文化，提倡的是“周禮”管理天下——到孔子時期，巫文化已經衰落到“子不語怪力亂神”了，並且提倡的是恢復周禮，周朝在禮教方面的功夫，可見一斑。
今天我們認為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這哪裡這麼簡單，僅僅以西方的神權大於君權，一直持續到近代，我們就知道這種變化根本不是我們想象的那麼簡單。
簡而言之，這不是一個治國方法代替另外一種治國方法，這是一個文明代替另外一個文明！
一個文明代替另外一個文明，根本不是改朝換代這麼簡單。——注意，這個問題很重要，請大家記住。
到這裡，我們的《周易》和周文王姬昌該出場了。
我們要牢牢記得兩件事情：第一，商朝是巫文化，盛行占卜（甲骨文），第二，周文王擅長八卦（占卜），並且傳說其將八卦推演至六十四卦，並且創造了《周易》（的一部分）。
各位看出問題了麼？
商朝是當時社會的中心，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文明的中心，按照文明從社會中心往周圍輻射的原理，以占卜為社會根基的商代，最擅長占卜的，應該是商朝的某些人，而不是邊緣的“蠻夷”西伯侯姬昌。
這就好像什麼呢？在獨尊儒術的漢代，對儒家文化理解最深的不是漢朝的學者，而是印度國王！這位印度國王不僅對儒家的理解非常深刻，還把《論語》擴充成《論世界語》。
搞笑麼？
熟悉我國曆史的同學大概反應過來了，這是典型的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或許在當時商朝還有更厲害的“占卜方法”，但是因為周滅了商，所以就順帶著把商的占卜方法也滅了，獨尊周文王的這套“占卜方法”。
能想到這層的，應該算上道了，至少從歷史的視野，開始破除因為不瞭解《周易》而不敢思考的迷思。
但是即使到這裡，還有一個很矛盾的問題，周滅商，是禮教文文明替了占卜文明，那麼以占卜為主的《周易》，很明顯和周朝的“國策”有矛盾，為何在周朝地位如此之高？甚至一直延續到周朝末期？
有人說這是因為《周易》是周文王所作，後世對其為尊者諱——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如果是為尊者諱，但是又出現與隨後的國策不符時，正常的政治家的做法是淡化處理，以新換舊，比如漢初用的是黃老之學，但是到後期就獨尊儒術，也沒人說黃老之學不對，只是不提了。
但是《周易》不同，不僅周朝沒有淡化處理，並且隨後的周公還為《周易》寫了的《爻辭》部分，要知道周公是周禮的主要推行者啊！
所以我們依託《周易》，看到了一個非常“擰巴”的周滅商現象：明明是一個文明替代另外一個文明，卻在推行自己文明的同時，完成了上個文明的巔峰之作，甚至被稱為“群經之首”，並且具體的執政者在對待上個文明巔峰之作的態度非常曖昧，一邊不遺餘力的推行著自己的執政策略，一邊完成這部巔峰之作。
事出反常必有妖，這一切至少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周易》在當時起的作用，根本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占卜這麼簡單。
正是由於《周易》在當時的作用/貢獻如此之大（具體作用我們後面會說），所以在隨後的周朝，才會在推行自己禮制的前提下，同時推行另外一種文明，這大概是最早的“一國兩制”了。（開玩笑，哈哈）。
如果有點朝代更替歷史觀的讀者，大概能猜出來，這種作用/貢獻一般來說，只有一個：開國。
講到這裡，我想有些朋友開始恍然大悟了：對啊，當時的主流文化（商朝的文明輻射）是巫文化，占卜盛行，如果周要滅商，最好的辦法就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在整個社會思潮都是認同占卜文化的情況下，如果周要滅商，利用當時的占卜文化，在裡面動手腳，使其理論體系往有利於自己“造反”的方向走，獲得群眾基礎，進而聯合各個力量來攻打商，這比先推行自己的思想策略，改變群眾思想要來的性價比更高。
想到這裡，大家可以理解，為什麼明明是商朝占卜文化盛行，而卻是周文王精通八卦，並且還將八卦推演至六十四卦了吧？
周文王推演了什麼？
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從誰受益，誰嫌疑的規律來看，周文王在這個過程中，應該塞了不少“私貨”進去。
舉幾個例子：
《周易》中的《彖辭》部分，據說就是文王周昌所作，其中有些語言確實顯露出不臣之心，比如“宜建侯”、“履帝位”、“建侯行師”這類語言，已經明顯超出了臣子本分，充滿反逆殺機（屯、履、豫卦）
多個卦的《彖辭》都顯示，“東北喪朋、西南得朋”。東北方不利而機會在西南。商人統治中心河北，正是周人的東北方，這無疑預示著和商王決裂之機已到，需要聯絡西部羌人、甚至西南方深山的各族為同盟軍。而後來武王滅商時，西南民族蜀、髳、微等確實參戰（坤、蹇、解卦）；文王《彖辭》中出現最多的，是“利涉大川”一詞——從關中到商都朝歌，必須渡過黃河，習慣山居的周人不習水性，這顯然是老年周昌最關心的問題（需、訟、同人、蠱、大畜、益、鼎、渙、中孚等卦）。
幾千年後的我們，一看這個就知道是套路，這是從文化的角度，給自己未來的行動做鋪墊！
周文王，周文王，我們以為周文王什麼都沒做，周滅商是周武王的功績，殊不知周文王的精髓，就在這個“文”字。這位老人，以不動聲色的行為，利用商朝的文化，行滅商之事。
這簡直是商州時代最有名的文化版“特洛伊木馬”。
在這種背景之下的《周易》，自然成為周朝的“開國功臣”，再加上週文王的光環，成為後世的皇家和民間的追捧對象，不足為奇。
到這裡還沒有完，因為我們知道，推行禮制的周公，也著作了《周易》的一部分。
如果我們瞭解了周文王做《周易》的目的，我們就同樣會瞭解周公做《周易》的目的，也就瞭解了周公行為的矛盾之處。
周文王的目的是通過文化，為未來的行為做準備，周公的目的，和他一樣。
我們要注意，周公的時代，是周替代了商的時代，很顯然，《周易》裡面那一套“履帝位”，“宜建侯”之類的言論，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如果讓這套系統繼續推行下去，周朝不用等到東周就黃了，所以周公不論推行什麼國策，必然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處理開國功臣《周易》的理論體系問題。
據說《周易》的《爻辭》是周公所寫，它與文王名下的《彖辭》區別極大，不再鼓勵任何投機和以下犯上的非分之想，全是一位君子應當如何朝乾夕惕、完成社會角色的勵志說教。
至此，相對完善的解釋了一本說占卜的書，為何能夠在商末周初，有如此高的社會地位，並且能夠在整個周朝，也有如此高的地位。
換做你是周公，在管理整個周朝的天子天下時，恐怕也想不到更好的辦法：通過《周易》，利用整個天下在商朝時期建立的巫，占卜文化，完成整個社會朝代變化的“軟著陸”，同時修改“占卜內容”，不動聲色的使之往對自己有利的方向變化，最終通過禮制，建立起自己的文明根基，同時還將占卜文明的巔峰之作，非常禮遇的擺放到其他著作都無法匹敵的位置（萬經之首），而此時，人們根本不記得曾經的占卜文明的代表——商——在這個文明中到底有何建樹，談起占卜，人們只記得周文王的先天八卦，號稱無所不知，而後世所有對占卜文明的推崇和讚美，只會落到周朝人身上，與商朝毫無關係。
一種文明替代另外一種文明已經很難，然而周朝還能將前者文明的“移花接木”，將其巔峰轉移到自己身上的同時還不涉因果（罪行由商紂承擔），與此同時還改變了天下文明的走向，將各個矛盾的問題處理的如此平和——
高手，這個真是高手。
到這裡，我們再重新看一下我前面提的那幾個問題：
1、我們知道《易經》有比較大的作用是用來占卜的，而我們又知道商人喜歡占卜，通過占卜治國的，周人其實是用禮來治國的，按照道理，作為占卜用的《易經》應該活躍於商，而不是周，但是為什麼恰好相反，周朝留下來的卻是一套占卜教材呢？——不用解釋了吧？
2、為什麼春秋戰國是華夏曆史上第一次有記錄的列國紛爭，天下大亂（我說的有記錄是指當時有史記錄，而不是後世補史，烽火戲諸侯之類的基本算司馬遷補的），在周之前的歷史為什麼沒有歷史記錄？——除了時間久遠以及記錄條件不佳之外，考慮到前面的過程，不論客觀還是主管，周朝都比秦始皇更有動機來從歷史上消除商的記錄。尤其是《周易》這部占卜著作，在大面上不能有其他與之闡述不同的占卜著作共存。
今天我們搜《易經》，會發現《易經》著作是三套：連山，歸藏，周易，但後面都會加一句：連山和歸藏易經失傳，現存只有《周易》。
考慮到《周易》是周朝傾舉國之力將其碰上神壇，再考慮到其他兩本的“失傳”，你能不能想象到，這背後的血雨腥風和毛骨悚然？
所以說，地位不同，思考的問題不同，創作著作的目的也不同，從歷史上看，周文王創作《周易》的目的和結果，是終結上一個時代，而孔子創儒家，是試圖開創一個時代，但是兩個人所有的資源，野心，以及結果，都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這件事情的底層邏輯都是一樣的：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
當然，即便到這裡，我們也只是解釋了《周易》這部鉅著的創作緣起，並沒有解釋為什麼後人無法寫出《易經》這樣的著作（很明顯隨後歷代都有改朝換代，用前面解釋《道德經》的過程簡單套在《周易》上，並不完全合適），甚至有人會說，這是你沐雨的一面之詞，不足為信。
這種言論我只承認一半是對的：那就是這確實是我的一面之詞，不僅我承認這是我的一面之詞，我還承認各位看到的大多數文章都是作者的“一面之詞”，讀者看文章，本身看的就是作者自己的一面之詞，如果想看絕對真理，幹嘛不去查教科書？——哦，你說這個問題教科書上沒有標準答案，那不就結了？既然沒有標準答案，那豈不是任何人說的，都是自己的一面之詞，這是一句正確的廢話，沒什麼好說的。
我能負責的，只是在我的描述過程中，不論問題的提出，推演，以及結論，都儘可能的符合邏輯，並且在歷史上或者現實中有重複的類似的案例——這表示這類事情是某種規律，而規律的發生概率，遠遠高於瞎猜。
這是我回答這類問題的基本邏輯，不認同這個邏輯的，那確實是道不同不相為謀。
好了，文歸正傳，我們繼續來解釋為什麼《易經》（周易）今人做不了。
這裡的關鍵不僅僅在於《周易》的出現的歷史機遇是周滅商的大背景，歷史使命是為周滅商提供理論依據，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前面提出的：周滅商是一個文明替代另外一個文明，而不是一個朝代代替另外一個朝代。
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是什麼呢？
一個文明替代另外一個文明的結果是，前者文明終結，後世不會再前者文明的輝煌下繼續延續。
一個朝代替代另外一個朝代的結果是，文明是延續的，後世在前朝的文明下再創輝煌。
舉個簡單例子：秦始皇滅了六國，統一了天下，隨後歷代朝代都代替前朝，但是儒家的學說沒有斷，以周禮為根基的禮文化沒有斷，不僅沒有斷，歷朝歷代都以精研儒家學說（不管有沒有當朝的私貨）為當世顯學，這樣的結果是這類文明不斷昌盛，甚至有所突破（當然，由於儒家過於尊重祖宗，厚古薄今導致後人無法突破，這是儒家學說自己理論體系的必然結果，這就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而同樣的周滅商之後，占卜文化呢？從一個文明的主流文明，幹什麼事情都需要占卜，變成了後世將其與虛無縹緲相提並論，甚至在廟堂及精英階層中，都對其持並不支持的態度（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這就是差別。
這種差別的結果，直接導致了占卜文明必然出現斷層，只要時間足夠久遠，就不愁這種文明消失。
注意，我們所謂的文明消失，不是說這種文明不存在於這個時代。而是說這種文明再也無法擁有其當時的歷史地位，以及對社會資源的調動能力了。
所以在答案裡，有人問我，為什麼今天很多人都看不懂《周易》了。
答案顯而易見：你以為看不懂《周易》是你的能力問題，智慧問題。錯了，微觀上某個人看不懂《周易》，可能是這個人的理解能力問題，而如果整個宏觀上的都出現看不懂《周易》的問題，那答案只有一個——能看懂《周易》的環境，從宏觀上消失了。
而這種從宏觀上消失的行為，很大概率是能夠左右宏觀的力量才能辦到的。
到此為止，這套證明體系相對完善：因為周要滅商，所以採用了當時效率最高的方式，通過修改商文化的細節為其建立理論基礎和群眾支持，同時伴隨武力的天時地利人和，一句滅掉了商的高層，同時為了讓自己的文明能夠軟著陸的傳播，周在初期使了狸貓換太子之計，將整個占卜文化統一成對自己有利的《周易》，並且逐漸過渡，最終將《周易》束之高閣，僅有“群經之首”之名，而無群經之首之實，進而在隨後的兩千多年裡，一舉奠定了周朝的偉大地位。
只不過這個證明體系裡還有一個關鍵問題：為什麼周滅商不是改朝換代，而是一種文明替代另一種文明？
這個問題是一個小問題，小到很多人雖然能夠推演出來（畢竟周朝是禮制，商朝是占卜我們早就知道了），小到我們已經習以為常了。
但這個問題也是一個大問題，因為這既是我們前面這套證明體系的基礎點，又是華夏文明與西方神權文明隨後幾千年差距的開始點。
按照我們的正常思維，如果周武王為了天下而滅商，那他最省力的辦法，就是滅商之後繼續用商的文明體系，僅僅是修改成對自己有利的部分就行了，這樣社會上各個階層的反彈一定最小，從歷史的實踐來看，隨後的歷朝也都是這麼玩的（基本策略和理論基礎不變，僅僅證明前朝的統治者喪失人心即可）。
而周卻不，周朝純粹是在商的基礎上“軟性”的又堅定的否定了商的根基（占卜）的理論基礎，而生生的創造出了自己的“理論體系”：
舉例：商朝的巫文化，占卜文化之下，是妥妥的“君權神授”——我為什麼是國君，你為什麼是賤民？因為神這麼定的。而誰對神有解釋權呢？神權的代表者。
周朝的禮制文化，雖然還是天子（上天的兒子），而由於有“禮”的存在，天子之所以是天子，已經從“神這麼定的”轉變為禮制確定的（當然在有周一朝沒有明確提出），甚至到隨後的楚王問鼎的典故中，周朝的官員已經說出了對曰:“在德不在鼎。（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這個典故基本上等於承認了天子的重要標準——有德者居之。
從隨後孟子等人對國君的各種要求來看，都是緣起於周朝的禮制文化。
問題是：周朝發什麼神經，放著現成的統治理論不用，非要“自創”一套理論呢？
我們知道，在國家創立初期，從無到有的創造一套理論的風險是很高的。如果不是不得不做，誰也不願冒這樣的風險——從後世的歷朝歷代來看，每個朝代都沒有自創理論，而是在現有的理論中做選擇題，選擇最有利於自己的方式。
很顯然，周朝當時遇到了大問題，而這個大問題，也是周滅商的主要動機。換句話說，破解了這個大問題，才能徹底理解周滅商過程中的各種矛盾邏輯。（否則就是道學家們的意淫）
這個大問題至少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周朝對商朝的巫文化，占卜文明從大面上是不認同的。（否則沒必要換文明）。甚至我們再做一部推演，周滅商的主要目的，其實不是為了滅掉商朝改朝換代，而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滅掉商朝的文明！
如果是這樣，商朝的文明到底有什麼問題，以至於周朝願意付出如此大的代價？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們從後世對商朝的描述中已經很難看出原本面貌了，但是我們至少知道周滅商的幾個理由：
1、商紂無道，濫殺無辜
2、寵愛妃子，昏聵不已
3、殘忍待下，炮烙等刑罰
4、不把人命當人命，比如和蘇妲己打賭就可以殺了孕婦、老人、少年來證明賭局的正確性
5、殺了伯邑考，並且將其剁成肉泥，還給其親生父親吃
雖然這些點都有可能是後世黑商紂的點，但這裡面應該區別對待：這裡面其中前三點，基本是後世改朝換代時的常規宣傳套路，隨便換一下可以用在其他帝王身上——比如武則天，你就可以說她濫殺無辜（假酷吏之手），你也可以說她寵愛“妃子”（男寵），你也可以說她殘忍待下（周興來君臣的手段我們從史書上也看得到）。
但是第四，第五點，在後世的“黑帝王”行為中，卻幾乎很少用——不是沒有，比如將俘虜稱為兩腳羊，隨軍做軍糧，但這基本上是特殊時期的特殊操作（戰爭時期），你很少聽到黑一個穩坐高堂的皇帝，沒事兒幹喜歡把人剁成肉醬吃這種黑點。
這就是奇怪的點：根據我們歷史上後世喜歡抄前世的行為，按理說後世應該照抄周滅商的這些“黑點”，但歷史上有後面兩點，並且是君王愛好（並非不得已而為之）的，只有商紂。
有人說這才能體現出商紂的獨一無二無道啊！
這麼說的人是典型的時間邏輯混亂，因為“黑紂王”的事件必然發生在“黑後世君主”之前，當時的人怎麼知道“只有這麼黑商紂”才能在隨後的歷史上體現出商紂的獨一無二的無道（比較優勢）呢？
能夠解釋這個邏輯矛盾，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這兩點，很有可能不是黑商紂的，而是真事兒，或者有類似的真實案例。
而後世沒有用這兩點黑其他君王的原因，也恰好如此：這些君王沒有做這樣的事情，並且民眾也不會相信一個君王會做出這樣的事情（因為太奇葩了）。
注意，這是關鍵！
後世的人們認為，一個昏君再昏聵，也不會不把人命當命，為了一個賭局就隨便殺人，甚至殺人之後作為常規的食物。但是後世的人們（以及當時“黑紂王”的人們）卻認為，商紂是可能做這樣的事情的。
注意，這不僅僅是區別對待商紂和其他昏君，同時這也是人們思想上的變化。
如果再結合周滅商是一個文明滅了另外一個文明的前提，我們能不能想到什麼？
沒錯，以巫文化為底的活人祭祀。
在這裡我要推薦一篇頭條上的文章給大家，大家可以搜《深度雄文：周滅商之驚心動魄超乎想象！》（由於不能附鏈接，我只能用這種辦法了）
不搜也行，我簡單介紹一下文中所描述的事情：根據現在的考古發現，在商時期，是有大量的用人的祭祀行為的（這不僅是文獻發現，還有實物發現），其次數之頻繁，數量之多（一萬多人），並且產業鏈之完整（有各種工具等顯示人的不同部位做不同的用處），都證明著一件事情，那就是：整個商朝，實際上很可能是一個比較文明的“食人族”部落。
在這裡我們要簡單說一下用人祭祀和用人陪葬的區別，用人陪葬，是希望死後還有人來服侍自己，這是希望死後過的和生前一樣；而活人祭祀的主導思想，是把自己認為最好的東西獻給神——而這種最好的東西，往往是當時的人們也吃的東西（只不過標準更高）。
比如今天我們祭祀，用的是饅頭，水果等東西，這裡面的基本邏輯是我們吃這些好東西，理所當然的就認為神/祖先也吃這些東西。如果你把這個邏輯套用在用人祭祀上，你就會得出毛骨悚然的結論：商朝人，有可能認為人是最好吃的東西。
而根據那篇文章中描述，以周為代表的商周圍的部落們，很長一段時間做的工作，就是抓捕商所需要的“食用人”。
而在那個信息閉塞的時代，大多數週人（或者商之外的人），並不知道商人用這些人做什麼，而商作為文化中心，巫文化，占卜文化也是當時的國際潮流。
但是人們沒有意識到巫文化，神文化，占卜文化在過去的階段，很有可能和活人祭祀扯上關係，而一旦食人，活人祭祀和文化扯上關係，那就不是個體行為，而是一個文明的常態。
如果是這樣（實際上根據考古發現，實錘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們會有這麼幾個結論：
第一，真實的情況很可能並非商紂一人喜歡把人做成肉泥，把人不當人，而是整個商部落，至少是其中一部分精英階層，都有這樣的認知，而且在巫文化的大綱領下，這已經成為了商的文明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這些人並不認為食人是罪行，相反可能認為這是高尚的！
第二，伯邑考很可能真的被做成食物，並且周文王真的見到這個食物（並且吃了）
第三，考慮到當時的生產力情況，周文王很有可能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去了商朝，發現這些真相，並且能夠活著回來，而且還有影響力的人員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西周統治者的周文王，很敏銳的捕捉到這其中的聯繫：敬神-巫文化-占卜-活人祭祀-食人 之間的關係。
驚嚇之餘，周文王不僅感到唇亡齒寒，而且可能有些絕望：如果只是個體上有這樣的罪行，那還可以冒險殺了這個個體來換取自己部落的平安，但是情況是（很可能）對方整個族群都認為這是正常的事情，並且已經上升到“國策”的高度（否則不會有一萬多人的祭祀行為），這該怎麼辦？
幾番謀劃，才出現了歷史上非常詭異的周滅商行為：
1、既然食人行為的已經是整個部落中大範圍的“國策”和基本認知，那就只能通過改變基本認知來改變人的行為了（將巫文化為代表的文明去掉）
2、考慮到涉及人數眾多，在滅商成功後，是不能這種食人的罪行普遍性如實記錄的（否則一來會有法不責眾的問題，二來也會讓整個新國家動盪），比較好的方式是將這種行為歸結為某個人的行為，並且在隨後的宣傳中，不斷強化此人的暴虐，並將這種暴虐和類似食人行為做關聯，以在人們心中建立（食人是罪大惡極的）底線。
3、舊的文明不能用，必須創造新的文明，既然判斷人的方式不能通過“神”的判斷來進行，那就需要有另外一種規則，而周朝，選擇了禮這個規則。
4、一切不能操之過急，師夷長技以制夷，整個社會對占卜還是有很大群眾基礎的，所以還得從占卜文化入手，不僅要從占卜文化入手，而且還要將周朝在占卜文化上建立“學術標杆”，這才能夠儘可能的平穩過渡。《周易》的歷史意義，恰在於此。
這裡我必須說明，關於八卦，《周易》的目的和作用，我與《深度雄文：周滅商之驚心動魄超乎想象！》的作者意見不同，該文作者文王的八卦推演，創作《周易》行為歸結為在商朝受到驚嚇之後的自我安慰行為，而我將其歸結為有目的，有意識的為後續的發展做準備的行為。
這屬於每個人的理解不同，但是不論我和該文作者如何判斷文王的主觀目的，《周易》在整個周滅商過程中起的作用，我和他的意見是一致的。
在幾千年後的今天，我們在今天文明的基礎上來看，自然知道活人祭祀，食人文明的反人類特性，將之嗤之以愚昧落後，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都出現過或者存在著食人部落和其行為。
而如果一個這樣的食人行為，與其迷信的文明聯繫在一起，那會更可怕。
徐克的《東方不敗2》中有一個橋段：東方不敗重出江湖，卻發現有一個小部落將自己奉為神靈，他們祭祀“東方不敗”這個神靈的方式就是將一個少女活人祭祀，最諷刺的是，不論被祭祀的少女，還是那群其他人，都認為這個行為是非常神聖的，神聖到東方不敗救出這個少女的時候，這個少女卻認為東方不敗在阻止自己的神聖行為，而裡面那個戴著面具的祭祀（或者叫巫的代表人吧），竟然當著東方不敗的面，大言不慚的說道：東方不敗是我們的神，只有我才能與東方不敗心靈相通，我是東方不敗在人間的使者！
當時看這個橋段的時候，覺得這些人的愚昧和悲哀，必然被歷史所拋棄，但是今天寫了這麼多之後我忽然發現，人，最不清楚的，就是自己到底該活成什麼樣子。
個體的人，其實是活在規則之下，每個個體的人在當時的規則下，扮演著自己認為自己扮演的對的角色，進而形成了社會行為——可是這個自己扮演的“對”何以稱之為對，個體往往是無法判斷的，而個體的判斷標準，往往就是自己所在社會的規則本身。
這就形成了一個難以突破的怪圈：每個人都活在這套規則之下，只能以這套規則來判斷自己的對錯，所以當期判斷自己對錯的天花板，在一段時空內，能且僅能以這個規則為天花板。
如果這套規則是巫文化結合獻祭文化，身在其中的人，如何能夠肯定，以神的名義，來獻祭人，是錯誤的呢？
如果在這套規則上加入更多的註解，將其理論化，道德化，那麼很有可能質疑這套規則的人，首先就會成為眾矢之的。
假設這些都是真的，即便是今天我們知曉歷史，我也想不出比文王做《周易》，周公行禮制更好的辦法。
而我為什麼選擇相信這套解釋，除了考古發現的客觀事實，除了這種客觀事實可以相對合理的解釋周滅商的疑點，除了這套說法可以合理的解釋一部“算命”的書在一個行禮制的朝代被拔高到其根本不應該到的高度外，還有一個細節，是我現在想起來才覺得格格不入的又非常合理的，那就是——
明明《周易》是一部與巫文化相關的占卜的書，在這本占卜書中，卻不是以鬼神理論來論證自己的占卜的理論合理性的，恰恰相反，書中最提倡的並不是鬼神等虛無縹緲的“神秘力量”（按說占卜書籍提到這些更能說明自己的合理性），而是實打實的現實力量：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我不知道《周易》的創作者在兩千多年前的活人祭祀給神的主流思想下，是如何“以人為本”的，堅定的宣揚人的力量的，但我更願意相信，這是當時的精英階層，在當時的社會習慣下，用這種巧妙而隱晦的辦法，將整個社會文明試圖從否定人，高舉神的巫文明，占卜文明轉變為規則文明的嘗試。
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倒不用糾結我們為什麼看不懂周易，為什麼寫不出周易了：
《周易》是一本偉大的書，它的偉大之處在於它為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而生，並且其歷史功績也是異常偉大的。
它的創作者嘔心瀝血，創造出這樣一本書。但是包括它的創造者在內，誰也不能保證這本書是為未來幾千年準備的——與解決當前以及未來幾百年的問題相比，未來幾千年乃至更遠，實在難以企及，過度追求反而誤了當下。
正如同我前面所說，任何一種解決社會問題的學說，其基礎理論一定是當時的社會“公理”，同時，裡面往往都塞了“私貨”。
我們可以感嘆古人智慧，可以將其驚為天人，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進行研究。
但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因此而否定當下，否定自身，更沒有必要將其神話。
因為這並不是這些鉅著的創作者們的創作意圖。
尤其是《周易》，哪怕前面說的在隨後的歷史發現中都被推翻，我們也要相信，至少《周易》的作者們，並不希望自己的後人不如自己，甚至捧著一本《周易》奉為神作而不敢前進，畢竟《周易》在自己的理論中已經教導我們：
君子以自強不息。
至此，《周易》的“為什麼今天無法寫出《易經》”這個問題算是解釋完畢了：我們今天，不用冒著巨大風險的思考如何更換文明，更不用以一己之力面對荒蠻。
換句話說：今人寫不出當年的《周易》，不是一種智慧的桎梏，而是一種幸福。
感謝你看完這麼多字，儘管這些文字可能錯誤很多。
我是江南沐雨，《眾神聊齋》作者。
沐雨縱橫眾神聊齋
我的觀點是，幾千年前，我們中華民族的大德先賢，之所以能寫出了《周易》、《道德》這樣偉大的著作，堪稱文化奇蹟。
回到正題上，他們為什麼可以寫出來呢好，為什麼現在的人寫不出來呢？
其實呢，我覺得根本的原因在於，古代先賢那時候認識世界，瞭解宇宙，探究人性的途徑，只能是通過自己的切身體會，通過遊歷，掌握有規律性的東西，才能去寫出自己的內心感受，寫出自己對世界的認知，充滿了哲學思想和人類智慧。
我們現在是身外可以依賴的先進儀器太多，瞭解探索世界，揭秘人類身體原理的工具太多，手段是越來越豐富，所以，我們就有了依靠，忽略了內心的思考，內心的感悟。
就像以前的老中醫，看病只能靠"望聞問切"，一把脈就能查出病。而現在呢，中醫大夫絕大多數看病，用CT、B超、核磁共振、有了化驗等一大堆數據來判斷病情。這不能不說是科學的，有效的。
但是，這也是我們現代中醫大師，不可能寫不出《黃帝內經》、《本草綱目》《傷寒雜病論》這樣有智慧的中醫著作。
我們寫不出來了，那我們就傳承，去弘揚先賢們的智慧吧，揚其精華，去其糟粕，讓中國經典文化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雷新宏369
謝謝題主的提問。看到很多答友圍繞題主拋出的觀點一本正經的高談闊論，卻忽視了一個基本的問題：這是一個正確的命題嗎？顯然不是。
首先聲明一點，《易經》、《道德經》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古籍，的確體現了古代先賢的智慧。但這與今人能否寫出類似的經典完全是兩回事。換句話說，今人完全能夠寫出《易經》、《道德經》之類的書。但是為什麼要寫？或者說為什麼不寫？因為不需要。
個人一直覺得，那些總以為“古人比今人牛很多”的想法往往是特別幼稚的。
無數事實反覆證明，古人在各個方面都遠不如今人：科學、醫療、技術、制度以及對世界的認知與改造能力等各個領域。
就拿《易經》來說吧。它在當時還是可以的，因為用《易經》來占卜，操作簡單而且成本低。更重要的是古人的事物少、信息匱乏，用《易經》占卜尚可勉強應對。但是時至今日，如果有人還使用《易經》來預測股票漲跌或天氣變化顯然就屬於無知了。
現在有信息技術、決策學、管理學、經濟學、統計分析學、遍佈全球並滲透到各個領域的計算機及其網絡，還有日臻完善的大數據……
所有這些，可以用來科學預測天氣變化、經濟增速、人均預期壽命、風險評估、交通狀況等等。您說，是古人的《易經》、《道德經》厲害還是今人的科學技術和大數據厲害？
當然，今人也有一些“重要發明”。比如朋友圈、心靈雞湯、標題黨、短視頻：
“老鐵雙擊666”、《祝賀王總喜提瑪莎拉蒂》、《女人出軌前的十個表現》、《反正我是轉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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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世界遺產
一個原因：我們的智慧沒有古人的智慧高，或者說人類的智力處於下降的趨勢。
過去200年，我們在科技領域的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但這不能代表我們的智慧在進步，很多技術層面的東西是文明進步的必然產物，和智慧無關。比如電力的發明以為著電器必然誕生，電器的誕生自然會促使通訊的繁榮，通訊的繁榮必然帶來信息技術的發展更新。
我們有醫療機構，但我們寫不出《傷寒論》。
我們有軍事機構，但我們寫不出《孫子兵法》。
我們有哲學專業班，但我們寫不出《道德經》。
我們有天文、歷史、預測學科，但我們寫不出《易經》。
屯元國學文化
據說亞當活了九百歲才死。
我們的人文初祖，黃帝，也是活了百歲高齡昇天。
相傳伏羲最開始在洪水過後的土地上演算八卦，為後來周易的成書奠定基礎。說句題外話，伏羲和女媧是經歷過一場特大洪水的人，沒錯，就是諾亞方舟的那場全球性洪水，大禹治水的水指的僅僅是中國地區黃河流域，影響稍微小些。因此洪水一共有兩次，誰前誰後，誰輕誰重，這點要分清。
最後再來說說為什麼現代人為啥寫不出《黃帝內經》，《易經》，《道德經》一類的書呢？
我們的航天技術突破了太陽系，我們的醫療水平達到了納米級，達爾文的進化論成為研究生物種類的金科玉律，古時流傳的宗教，儒家，佛家都被斥為了迷信。
有人說社會不斷進步，社會發展不斷向前，人類從原始社會，到奴隸制社會，再到封建社會，目前的現代社會。
可是，現代社會和古代的社會相比，真的進步了嗎？換句話說，人類兩千年的文明成果，尤其是近五百年的文明成果，是趨向光明的，還是趨向墮落？
我的確相信遠古時代是有伊甸園的。它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種存在的狀態。當一個社會達到了沒有你我之分的狀態時，那麼這個社會就是樂園，就是天堂。
懸崖勒馬嗎？恐怕為時還不晚。不過就像莫言所說，我們在這裡所發的“勸世良言”，很多時候也只是安慰自己的話語罷了。畢竟，這目標實現起來不容易。偉大的佛陀也提到過，未來的世界，不堪期圖。
但如果就在此刻，我們一起做一些改變，或許在最終的時刻，我們的文明不會消亡得太過於落魄。
如果你能讀到這裡，也許你就能明白為什麼現代人寫不出那麼偉大的書了。
本人不擅寫作，憋出這麼多字也算是奇蹟了，把我心中強烈的感受說了出來。不過如果讓我做一次預言，那麼按照人類這樣的發展方向，我們的未來，一定會很糟糕。
希望人心沒有我恐懼的那麼壞，希望社會能像你我期圖的那樣好，希望我今天的預言，純粹是一個痴者的胡說八道，這樣，我也無愧於天地祖宗，生養父母了。
德成
2019.1.6
兩路口哦諾頓
每當靜心讀起古詩的時候，心中就不免暗暗地感嘆：這古人寫的真是太好了，簡直是千古絕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像這樣的詩句，古人是怎麼寫出來的呀？現在的人怎麼沒有以前人寫得那麼絕呀？
真是太不可思議了，難道現在人的智力不如以前了？
究其原因，本人粗淺地認為：這與現代人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有關。
你看古代的詩人寫一篇詩都反覆推敲，是僧敲月下門還是僧推月下門呢？有的甚至於佳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可謂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而現在人哪有那個耐性，寫文章一天能寫幾萬字，佳句沒有一個，但是垃圾卻一大堆。更有甚者，有些人為了圖省勁、掙大錢，不惜東拼西湊，抄襲複製粘貼，那製造垃圾的能力是相當驚人的。為了錢，他們哪有時間和精力做出來“為求一個字，捻斷幾頸須。”
這也與人生活快節奏，不能靜下心來潛心揣摩和思考有關。原來古人寫文章都是非常寂寞的，也是非常苦悶的。而現在的人手機不離手，浮光掠影，他們哪有心思潛心造句，仔細打磨。
如果能讓現在的一些文人或者是思想家，沒收手機，切斷一切與外界的聯繫，讓他們關到一個孤島上，也許他們能夠寫出像古人那樣名垂青史的文章來的。
不信試試？
法重情深
這個問題可以套用馬克思關於神話為什麼起源於人類童年時期的解釋。
馬克思認為，神話只起源於人類的童年時期。馬克思說：“任何神話都是用想象和藉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隨著這些自然力的之實際上被支配，神話也就消失了。”
馬克思的意思很清楚，神話的產生緣於人類當時落後的生產力。一旦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和支配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就不會再出現新的神話。
《易經》為什麼只產生於我們民族的早期，也是這個道理。易經本質上是那個時代中華民族祖先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易經時代沒有牛頓定律、相對論，也沒有天文望遠鏡、宇宙飛船、人造衛星，先民們對宇宙對世界的認識全靠肉眼觀察、經驗積累。應該說，這種經驗總結有其歷史合理性，值得尊重，但也必須承認，這些理論都是錯誤的。比如陰陽理論，今天我們知道，太陽是恆星，月亮不過是地球衛星，日為陽、月為陰，完全就是搞亂輩分。《流浪地球》裡地球之所以流浪，為的是尋找新的太陽，而月亮卻被“無情拋棄”。又如，山南為陽、水南為陰，那澳大利亞、新西蘭怎麼辦？
古人不懂現代科技，得出了錯誤的結論，這一點也不丟人。哥白尼那麼偉大，但不等於日心說就是正確的。不僅中華文明，也包括古埃及、兩河流域、古希臘、古印度等主要文明，他們對宇宙對世界的認識同樣也是錯誤的。人類就是從無知逐步走向有知，一步步接近真理的。
易經是時代的產物，因此只可能誕生於那個矇昧與理性交織的時代。今天，如果誰寫出一部類似《易經》的著作，要麼腦子缺氧了，要麼良心缺失了，不是傻子就是騙子。
江南俗士1
不是說現代人不寫，而是說寫了也沒人看，沒人信。
如《道德經》《易經》等書籍，固然是十分有智慧的，但這些智慧都是兩千年前的智慧，當時的先賢們能在兩千年前悟出這些道理，自然是有大智慧的，但隨著時代的不斷髮展，我們能很自然的明白這些書中的道理並不是絕對的真理，甚至於由於科學認知的侷限有很多不正確的地方。比如對宇宙本體的解釋和對世界規律變化的解釋，只是先賢們通過個人經驗總結出來的，在一定程度是正確的，但也不免有前輩們空想的成分。
其實這類闡述世界觀的哲學書籍現如今並非沒有，而且很多，只不過在科學和哲學發展了這麼多年之後，這些知識早已經不是以當初那樣樸素的形態出現了。
中國人由於家族血緣制和祖先崇拜，一直有著很強的崇古心理，認為越古老的越厲害，甚至還有很多人認為古代的經書說的才是真理，今人反而不如古人，這是一種很狹隘的看法，人類是在不斷進步的，思想也是在不斷進步的。很多人並沒有接受過最先進的時代的知識，就以為古代的經書說的頭頭是道，這種人就算在古代也是不可能瞭解到《易經》《道德經》等著作的真諦的。
靈臺山小書生
這個問題非常複雜，幾句話小篇幅還真說不明白。
以現在人的思維方式，別說寫了，就是理解也沒有絲毫可能。
為什麼呢，因為先人用的思維方式實在是太不可思議、太不可想象了，按我們正常的智力根本無法理解的。
幾千年前，我中華的先人們，就發現了另一個世界——與我們這個眼見的這個世界並立，把我們正常眼見這個物質世界叫“後天”，另一個不可見的無形世界叫“先天”，我們後天世界的萬事萬物的起點，就在那個“先天”世界裡先萌芽，然後才在我們這個世界裡出現。先在“先天”世界成象，後在“後天”世界成形。
萬事萬物的出發點起點，古人叫做“一”。
這時還沒有陰陽，比陰陽還先一步，一分為二才有陰陽，陰陽再不斷生下去，由小而大，由無形漸漸有形。這就是道德經說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意思。
更早一點的黃帝道原經也有寫“一”這樣的描述:鳥得而飛，魚得而遊，獸得而走；萬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見其形。
一者，其號也，虛其舍也，無為其素也，和其用也。是故上道高而不可察也，深而不可測也。
所謂易經，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即是總結出的“先天”陰陽的運動規律，為什麼會有易經可以算命的傳說，想通了先天后天的“先後”道理，也並非毫無可能的。
那麼，古人是如何發現另一個“先天”世界的，道德經說的太含糊了: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做。損之又損等等。
莊子說的要明白一點，讀一讀這一段，黃帝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
廣成子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
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
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
【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得其一而萬事畢】。
莊子這一段，為全書最精彩之極點。【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抱神以靜】十幾個字，行至極點，則得一。陽陽之原指的是什麼？即那個“一”。今人皆注重陰陽，而忽視一，“一”才是陽陽之源頭，萬事萬物的起點。
莊子講的幾個小故事，都是說的這個道理。
2.象罔得珠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
使知(大智慧)索之而不得，使離朱(好視力)索之而不得，使吃詬(能說會道)索之而不得也。
乃使象罔(無心)，象罔得之。
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莊子·天地
【象罔為不言不聽不看不思.一念不起，達無為無，守靜篤致虛極。玄珠為道為一，黃帝道原經、道德經稱之“一”。莊子告訴你，要尋道得一，用眼用耳用腦子思考分析都是找不到的。
3.無心為齋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如此則可以為齋乎？"
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回曰："敢問【心齋】？"
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炁。聽止於耳，心止於符。
【炁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心隨呼吸，無念有覺，無知無覺，久極，一驚而醒，無中生有，無中更有別乾坤。】
莊子.人間
4.耳目出而混沌死
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倏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
倏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絲毫念起失天真。】
莊子·應帝王
5.心如死灰聆聽天籟之音
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子綦曰："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不聞天籟】夫！”
【心死神活，心活神死。】
莊子.齊物
6.解心無魂
鴻蒙曰："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
【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
莊子.在宥
7.坐忘
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莊子.大宗師
對古代文化有興趣的朋友，我推薦你看一看黃元吉的《道德經講義樂育堂語錄》，特別把其中的“一驚而醒、一驚而覺”找出來讀一讀，真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幾十次用“一驚而覺”，這“一驚而覺”就是得一之時，這就是幾千年來最大的秘密。
另外，中醫的理論來自哪裡？為什麼中醫的炁、經絡穴位現代科學測不出來？因為它是“先天”世界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