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寫了篇文章，觀點是，唯有中國存在真正的抽象思維，西方的抽象都是假抽象。（《 》）很多朋友在留言中說，應該對概念的界定再嚴密一些。下面就對“抽象”這次詞深入討論一下。
“抽象”這個詞，乍一看是個純正的中文詞，但是實際不是，是一個正宗的“香蕉詞”。關於“香蕉詞”，我之前寫過兩篇文章，大家可以參考。我是仿照“香蕉人”來造的這個詞。“香蕉人”就是“黃皮白心”的人：外表是中國人、華人，但是內在的思想、精神則西化了，歐美化了。“香蕉詞”也是“中表西里”的現代漢語詞彙，字都是漢字，但是卻賦予了新的西方內涵。“香蕉詞”實際上是西化的漢語、漢字，也代表著中國被西化的最深層次。
實際上，“香蕉詞”大都是日本人發明的，然後經過所謂的“新文化運動”，被當時的日本留學大量從日本引進，構成了“白話文”的重要基石。
“香蕉詞”的存在，給現代人學習中國的文化和歷史帶來巨大的危害，因為會讓學習者誤以為，這些“香蕉詞”的內涵就源自中國文化和歷史本身，是中國歷史和文化之實情。“抽象”這個詞也能很好說明這一點。
“抽象”從其字面的意思看，就是把“象”抽掉、去除，做到“無象”。“抽”、和“象”都是正宗的漢字，但是，將兩個字放在一起，形成一個固定的詞彙，卻為中國傳統所無，而是日本人的發明，然後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作為西式的“新文化”傳入中國。是用漢語來表達西式思維。
“象”是中國本土概念，中國也當有有“抽象”的思維，但是，中國的“抽象”卻與西方的“抽象”截然不同，甚至根本相反。因此當時的日本人構造“抽象”一次，去對譯英文“abstract”是錯誤的。西方不存在中國意義上的“抽象”，而西方的“abstract”並非是真正的抽象，而依然屬於一種象，並沒有真正地把象抽掉。“abstract”是“象”而非“抽象”。
還是那個判斷，在人類文明史中，唯有中國做到了真抽象、無象，西方並沒有做到，他們的文明自古至今都是“有象”的，都是停留在象的階段，都是“有象文明”而非“抽象文明”。
西方人認為，數學不僅是抽象的，而且是抽象思維之核心。但是，在中國傳統中，卻恰恰相反，認為數學是象，而非抽象。 “數”是“象”傳統觀點，在《易經》、易學中有最明確的體現。
在《易經》中，八卦符號叫“象”，也叫“數”。“象”就是“數”，“數”就是“象”。因此卦象也叫“象數”。
我們現在看到的卦象似乎與數學沒有關係，而是由非數字的陰陽符號組成的。但是，只要我們去稍微瞭解一下易經的成卦方法（筮法）就會知道。易經的成卦過程，是一個數學運算過程，也是一個函數求值過程。
64卦的每一卦的卦象有自下而上的六爻組成，每一個爻就是一個或陰或陽的符號。易經成卦方法（筮法）的核心就是確定每一爻的陰陽。每一爻的陰陽則取決於數字、數值，如果是偶數則是陰，如果是奇數則是陽。因此陰陽符號實質就是數字的奇偶符號、單雙符號，也是一種數字符號。這樣卦象就是一個數字符號組合，這個組合本身也可以看成一個數字。在《左傳》中，就有將卦象直接當數字用的記載。
那麼，可以確定每一爻陰陽的數字是怎麼來的，是通過對一個函數進行求值得來的。這個函數我們不妨稱之為“成卦函數”。這個函數最終輸出兩個數值，六或九。如果得六，就是陰爻，如果得九，就是陽爻。函數的自變量，就是隨機抽得的蓍草的根數。
在《周易》中，每一爻實際上是用兩種方式來表示的。一種方式就是陰陽符號，另一種則是數字。每一爻都可以用兩個數字來表示。前面的數字表示該爻的爻位，後一個數字表示該爻的陰陽。“爻位”就是在每一卦的六爻中，該爻處於第幾爻，順序是自下而上。如果爻位是2的陰爻，就是“二六”來表示。如果爻位為5的陽爻，就用“九五”來表示。“九五之尊”就是來源於此。
事實上，從考古證據看，陰陽符號的出現更可能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事。在此之前，是沒有陰陽符號的，易經的卦象是直接用數字來表示的。就是所謂的“數字卦”。
正因為如此，在易學中，“象”和“數”實際是一回事。在這個意義上，“抽象”就是“抽數”，“無象”就是“無數”。
在易經中，的確存在“抽象”、“抽數”，也是“無象”、“無數”的概念，就是“義理”。“義理”是“無象”的，“無數”的，也是“抽象”、“抽數”的。象數只是表達義理的手段，這就是更簡潔的“文以載道”。“象數”就是“文”，“義理”就是“道”。
在兩漢時期，正是由於搞亂“象數”和“義理”的關係，而陷入一種迷信，認為“義理”本於“象數”，這樣就錯誤地把象數當成易經之本，出現了所謂的“象數派”、“象數易學”。
由於“象數派”的形成是在兩漢時期，在中國歷史中也是比較老的，於是導致後人出現誤解，認為“象數易學”就是易學之原始狀態，就是易學之正宗。事實上並非如此，“象數易學”實際是在戰國及兩漢時期特殊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這一歷史時期最大的特徵是“迷信”。迷信災異、鬼神、巫術。表現在學術上，就是五行陰陽學的出現、讖緯學的出現，以及“象數易學”的出現。
漢武帝不僅開疆擴土，抗擊匈奴，而且還踐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立了主導中國此後兩千年的政治和學術範式，無論“文治”，還是“武功”，都非常顯赫，堪稱中國皇帝界的第一人，比秦始皇還要偉大。秦始皇只有“武功”，而沒有“文治”。但是，就是這位如此偉大的漢武帝，卻非常的迷信，相信巫術。迷信到什麼程度，迷信到以巫術的理由殺掉了當時的太子。太子是什麼概念？他不僅是漢武帝自己的親兒子，而且還是未來的皇帝。
漢武帝之所以如此迷信，是當時的社會風氣和歷史環境使然。不是他一個人在迷信，而是整個社會都陷入了不正常的迷信狀態。漢武帝所踐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來自當時的大學者董仲舒。按說，學者，尤其是儒家學者是最不迷信的，孔子就“敬鬼神而遠之”、“不語怪、力、亂、神”。但是這位董大學者卻非常迷信，他非常迷信災異，認為任何非正常的自然現象都是有意義的，都是上天對人的警戒。並基於此，提出他神學式的政治理念“天然感應”。東漢班固所編寫的《漢書》乾脆增加了一塊內容叫《五行志》，專門記載歷史中的災異。
直至魏晉時期，中國的風氣才開始大變和迴歸，開始反對兩漢所盛行的迷信。他們的口號是“越名教而任自然”。這個“名教”其實就是兩漢的學術理論，這種學術理論又是受迷信所影響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越迷信而任自然”。
魏晉玄學所崇尚的三部經典是《老子》、《莊子》、《周易》，號稱“三玄”。這三部經典有兩個共同之處。第一都是不信鬼神，而明確倡導自然秩序，尤其是《老子》、《莊子》絕不講宗教、祭祀。第二，都崇尚和記錄了中國的最上古時代，中國的上古時代反而是不迷信的自然時代。
因此，魏晉玄學，實際上是一次中國文化的復興和迴歸，迴歸到那個不信鬼神，不迷信，崇尚自然的時代。正是這個情況下，出現了“義理派”易學，貢獻最大者是王弼。
後人將易學分為兩大派：象數派、義理派，很容易產生誤導，使人誤以為，這是自古就有的兩個對等的相互競爭的學派。事實上，易經中不存在一個所謂的“象數派”。易經的本質在義理，易學本質上就是義理之學，不存在象數之學。象數派的出現是在兩漢迷信盛行的情況下，所出現的對易經的錯誤的迷信的解讀，是反易經的，也不屬於易學。
正因為如此，自王弼之後，易學的主導就是“義理易學”。“義理易學”的出現，並非是易學的進步和進化，而是易學的復興和迴歸，迴歸到其原來的本然狀態。
“義理”不僅是易經的本質與核心，也是整個經學系統的本質與核心，甚至也是整個中國文明、文化的本質與核心。
那麼義理是什麼，就是人心的基本屬性。因此，宋明理學學“心即理”、“性即理”。“義理”和人心、人性是一回事。
人心是什麼？是人的思維、思考主體，人的一切思維、思考都是由人心這個思維主體所做出的。
在整個人類歷史中，唯有中國文明意識到了人的思維、思考主體的存在，即人心的存在，而且以人的思維、思考主體為本位，以人心為本位。認為“人心-義理”才是世界上最神聖、最重要的東西。
這裡一定要把人心和人心的思考結果嚴格區分。人心是指人的思考主體，是思考本身。思考的結果儘管是由人心所發出，但是一旦發出，一旦離開人心，就不是人心了，而是外物了。這些東西包括：一切的知識理論；一切的宗教設計，包括神；一切制度設計，包括政府、法律；等等。這些都是“物”而非“心”。
這些作為人心思考結果的人造之“物”，一旦出現，就會對人本身，對人的心性構成制約。中國學問的核心不在“物”，而在“心”，就是在倡導和維護“心”的獨立和自由，破除“物”對“心”獨立和自由的干擾和影響。
也只有“心”和“義理”超越任何“物象”的。易經的象數，是“物”而非“心”。“心”和“義理”才是真正“抽象”的、“無象”的。
西方文明自古至今，都沒有出現真正的“心”的概念，也沒有出現“義理”的概念。他們的思維一直停留在“象”的水平，以“象”為本位。當然這個“象”本身的“抽象”程度才一直不斷地提高。譬如從有具體物理形狀的多神教神，到脫離具體神像的一神教的神。再從一神教的神到近代哲學的形而上哲學實體。
最終，在現代文明中，認為數學是最高的“抽象”，這是“科學真理”的內核。
事實上，從中國文明而言，“抽象”是由三個階段的：具體的物>數學式的象>人心-義理。唯有達到人心-義理的層次，才是真正的抽象。但是，在西方“抽象”的過程卻僅僅有兩個階段：具體的物>數學式的象，缺少了至關重要的“人心-義理”這一環。於是，西方人就錯誤地把數學式的象，把數學當成了真正的“抽象”。
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人用漢字“抽象”去對譯西方作為假抽象的“abstract”，說明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學習和理解是非常膚淺的，僅僅學到了一個皮毛。
甲午戰爭之後，中國開始興起第一股留學熱，目的地就是日本，而非歐美。然後，那幫年輕的日本留學生，就被當時日本的學術界洗腦了，這膚淺的日本文化“拿來主義”到中國。形成了主導此後白話為的“香蕉詞”。
閱讀更多 蔡氏意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