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中國第一次攀登珠穆朗瑪峰，當時物資匱乏，設備簡陋。最終，王富洲，屈銀華與貢布齊心協力讓五星紅旗高高地飄揚在珠峰最高處，也成為世界上成功從珠峰北坡登頂的第一人。
1975年，後輩接過任務，再次登頂，進行了測繪並架上了“中國梯”。
電影《攀登者》的主線故事是二次登頂，也就是中國登山隊在1975年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故事。僅從影片來看，全場有無數個燃點和淚點，是一部越往後越好看的電影，它不是漸入佳境，而是一開始就在佳境裡。
開篇就很吸引眼球，即使已經瞭解了那段歷史，還是會被電影勾起無數好奇，深深地為他們後來的處境擔憂。
劇情一波三折，雪崩、攀爬、搭人梯……看的時候緊張到手心冒汗，那種險境之下的抉擇，走，已不可能；留，生死未卜。黑夜中的珠穆朗瑪峰上，他們邁出的每一步都有極大危險的刺激感，表達得恰到好處。
整部電影內容豐富，火爆的動作戲再加上接連不斷的劇情高潮，然後再輔助一些簡單明瞭的感情戲，可以說是一部合格的商業大片。
攀登珠峰這個題材本身就特別好，有民族自豪感、有徵服自然的壯闊感、還有強烈的個人戰鬥意義。
幾次登山營救的視聽感受，都很帶感。剪輯凌厲，特效紮實，可以看出主創用心了。
吳京和張譯貢獻了出色的演技，兩人的對手戲，兩個男人間的戰友情，表現得極為出色。
他們的第一場對手戲是重逢，張譯這個凍掉了腳掌，生死一線都沒有流淚的漢子，哭著衝吳京吼：“你為什麼要扔掉我的攝像機？”臺詞之下，累積了多少委屈，如果攝像機沒有丟，如果留下影像資料，結果會不會被改寫？他們的命運是否又是另一番模樣？他倆的青春會不會鮮亮起來？
第二場戲，張譯要求隊員在規定時間內完成規定訓練動作，隊員高呼不可能。張譯下意識看向吳京，吳京配合默契地脫下外套，示範動作。那一刻，他們彷彿回到了10多年前，他還是那個可靠的老夥計，一個眼神勝過千言萬語，抵過歲月流逝。
第三場對手戲，天氣突變，不適合登頂。張譯堅持，吳京沒有反對。他們的關係終於回到原點，他們是生死相隨的戰友，是為了實現同一個目標，可以燃燒整個生命的英雄。
吳京，登山英雄，為國登頂。
被下放到鍋爐房當一個燒煤人，被砸窗戶，被學生質問“我們真的登上過珠峰頂嗎？”一腔熱血，一身本領，無用武之地，落在人間的角落被人們逐漸忘記。
只有自己還記得在日日夜夜的不甘心裡，繼續錘鍊身體和心臟。十數年如一日，將體能保持在巔峰狀態。這不光是一個登山運動員的職業素養，這是在煤灰之下，依然熠熠發光的夢想和光榮。
他的眼角已爬上皺紋，他早已不再年輕，唯一不變的是堅毅的眼神，此刻熱淚盈眶。
一腔熱血，付之一炬。前輩不再，後繼無人。
十三年的時光，在電影裡是轉瞬，但對真實的人生是幾乎絕望的等待。所以接到重新組織登山隊、召回他的通知，十三年等待有望，攥信紙，吃麵，流淚，沒有多餘的臺詞，卻刻畫出方五洲這個有血有肉的人物。
張譯演得非常出色，他像一塊望山石一樣，在珠峰下一日又一日地等待，等待著再攀珠峰。
他一定要登上那座山，登上那座風雪不止的山，不光是為國登頂，也是為了那幫曾經同生共死的戰友們，為了自己鮮活的已逝的青春。
這部電影的一大敗筆是導演把過多的筆墨放在吳京與章子怡的愛情長跑上，有感情戲可以理解，但亂加也是迷之操作。
海報上為國登頂，寸土不讓，難道不是這個故事最感人至深的地方。
而且李仁港導演的文戲真的拍得並不動人，更像是一種強行煽情。還有其他支線的感情戲，出現得莫名其妙，其實電影只要把二次登頂的故事完整拍攝，不強行加戲，這部電影就足夠動人。只能說演員是賣力的，導演卻不盡心。
長久以來，我們是否真正明白登山的意義？
中國人對於登山的理解，仍舊是行路中的一種體驗。攀登險峰被認作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是近代才有的事情。
英國探險家榮赫鵬說，當我們看到一座山時，遲早都會被努力到達它的頂峰的慾望所驅使。但更主要的是因為山對我們形成了挑戰，我們必須通過和它的較量來顯示我們能夠達到山頂。
《攀登者》向我們每一個觀影者展現的，是一種屬於攀登的力量，這種獨有的力量，最終會轉化為更高的嚮往。
人面對血肉之軀難以抵抗的強大阻礙時，會有徵服的慾望。這是一種對自我極限的挑戰，一次與至高的自我對話的機會。
但《攀登者》裡的登山行為，並不單單為了征服。
當時中國與尼泊爾正在商討珠穆朗瑪峰主權歸屬，中國主張一國一半，尼泊爾則認為珠峰屬於自己，理由之一是尼泊爾登山隊曾於1953年成功登上珠峰。
“你們自己的山都沒登上去，憑什麼說是你的？”中國登山協會成立的時候，全世界都不看好，攀登最終目的地只有一個——珠穆朗瑪峰。
《攀登者》代表中國人民不屈服永遠向上的精神，也許今天活在中國日益崛起的時代的我們，並不懂得當時登頂珠峰對於國家的意義。少年人，在那個年代所有的一往無前，為的是喚醒積弱百年的國人的靈魂，是將五星紅旗插在峰頂時，領土主權的宣誓。
所以，這次登山不僅僅是自我作為最強者的榮光，而是一次宣示領土主權、豁出命也要完成的國家任務。
第一次，他們如願把五星紅旗插上了峰頂，卻唯獨沒做成一件事：要證明自己是世界登山史上的“第一”，是要留下影像資料的。可他們登上峰頂時，已是半夜，漆黑一片。
重新登頂這件事，就是在用新的希望彌補舊的遺憾。贏了，是圓滿，輸了，是落到每個人身上無言的傷痕。
每個人都是心甘情願的，但那失去的性命和腳掌，那截掉的雙腿，染紅了白雪的鮮血，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我們，這場逆天的戰鬥有多艱難。
它不僅僅在於給我們講述那個年代的登山故事，我們或許永遠也無法知道，一個登山隊撼動一座山的力量有多大，那似乎不止關乎肌肉迸發的力量，而是內心的堅定。
它不是一個單純的登山故事，它要開闊悲壯的多，是真正可歌可泣的英雄讚歌。為國登頂，寸土不讓，不是海報上說說而已。
只是出生在香港的李仁港導演，並不能明白當年珠峰登頂對於中國人的意義。都說藝術高於現實，但關於這兩次登山的壯舉，現實卻比電影更震撼和燃情。我們不用刻意渲染那次登山背後的家國情懷，因為它就在那裡，毋庸置疑。
《攀登者》本該是一次登山隊的群像，是帶著五星紅旗為所有人為國家登頂的壯舉。電影裡，這場登頂衝刺的完成者，是新老兩代運動員。老一代，為了填補遺憾；新一代，要以更鮮活的身軀，衝向高峰。兩代人的忘死和困苦，換來的是無數的奇蹟。
但更令人心生敬意的是，對於這些真實發生過的細節，《攀登者》沒有刻意去煽情，它只是把這些真實的傳奇，再度搬演。
如果二次登頂還有什麼遺憾，大概是女隊員潘多，差點兒成為第一個登頂珠峰的女性。登上峰頂的潘多，當時已是三個孩子的媽媽，剛剛經歷了凍傷與疾病。十一天前，日本女登山家田部井淳子，從南坡登上了峰頂。
登上山頂的英雄們，看起來那麼普通。但他們的精神與信念，定義了什麼叫英雄。他們的面容都隱藏在時代和風霜中，卻有一顆不屈服、不甘心的心。
1960年5月25日凌晨，中國登山隊登頂珠峰成功，中國人第一次站在地球之巔。1975年二次登頂，隊員們測量出了當時最精準的珠峰海拔，標定了珠峰的高度為8848.13米。
作為普通人，不是所有人都有攀登高峰的機會，但生活迫使我們無時無刻都在攀登一座又一座心中的高峰。慶幸自己活在和平年代的順境裡，擁有自由選擇和隨便放棄的權利，也為當年為國登頂的登山英雄們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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