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 一文发表之后，有朋友对土尔扈特蒙古东归的动机有诸多议论，有的说

“渥巴锡听说准格尔覆灭，以为清军已经东返，故国已成无主之地，所以准备回来填补真空的”，还有的说：“土尔扈特部心向着满人的大清，而不是汉人的中国”等等。

笔者觉得土尔扈特部的东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客观方面的诸如沙俄压迫、宗教不同等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如对藏传佛教的认可、与满人同为游牧民族的亲近等原因。但是，不管怎么说，满人、蒙古人也跟汉人都是以中华文化为纽带所形成的的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这已经从相对狭隘的“民族认同”上升到了“国家认同”。

一、土尔扈特部宗教信仰的转变

蒙古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据历史学家考证，蒙古族起源于东胡的分支蒙兀室韦，在唐朝末年被称为鞑靼。在蒙古帝国之后，蒙古逐渐分为三大部分：漠南蒙古（科尔沁部）、漠北蒙古（喀尔喀部）、漠西蒙古（卫拉特部）。

漠西蒙古即卫拉特部在清代被称为厄鲁特蒙古，而土尔扈特部正是厄鲁特蒙古五大部之一，其余四部为：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准噶尔部和辉特部。

在 一文中阐述了土尔扈特部的西迁与东归故事，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宗教信仰的持续变动也在部族生产生活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个群体的宗教信仰与他们所生活的自然环境是由很大关系的，一些宗教崇尚大自然，含有保护大自然的信条，如大多数佛教、道教圣地往往就在植被保护良好的地区；还如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在沙漠和草原占很大面积的阿拉伯半岛，不适合猪的饲养，再加上猪肉非常昂贵，所以在教义里就是忌食猪肉。

而对于最早生活在丛林里以采集和渔猎为生的土尔扈特人，他们就是崇尚自然的，把丛林里经常见到的鹿、狼等动物作为图腾，还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灭等，所以他们信仰的是萨满教。

萨满教是一个多神教，大到日月山河、小到虎豹雄鹿、再到水火风雷都是被崇拜的对象，所以又有天神、也就地神，又有自然神，又有人神。在关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影视作品里我们都能看到他们经常要祭拜长生天，也就是这里萨满教里的天神“腾格里”也被尊称为“天父”。在孩子出生、蒙古包落成等喜庆的时候人们都祈求主宰一切的长生天可汗陪伴左右、赐予洪福。

另外，在蒙古部族中还把死者也作为一种新的神，叫做翁衮，通常是用石头或者木头做成他们认为最凶恶的形象，再用草和毛绳捆绑起来做成神像。翁衮被当成是萨满教的守护神，在萨满巫师进行祭拜和祭祀的时候用皮口袋装着带在身上，可以用承载着神秘力量的翁衮驱鬼降魔。

再者，火神崇拜也是土尔扈特人最古老的的观念之一，还分了男女，男的称为“翰得罕•噶拉罕”，意为“新生火王”，女的叫“翰得罕•噶拉罕•也可”，意为“最年轻的火皇后”，用来确保丰收、保护财产和牲畜的安全。直到在后来藏传佛教的传播过程中，这种火神崇拜还是保留了下来。

除了信仰原始宗教和萨满教之外，土尔扈特人还信仰过景教、袄教、天主教和道教。但是最终藏传佛教被统治阶级所接收信奉，部族也选择追随。藏传佛教自十七世纪初土尔扈特首领特尼斯墨尔根特穆纳皈依佛法以来，经过三四个世纪的发展，涌现出了格西、然坚巴、泽然巴、拉然巴、格根、达彦齐、堪布等德高望重的高僧和喇嘛。

二、土尔扈特部和藏传佛教

随着土尔扈特人离开丛林走到了广阔的大草原上，萨满教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而且也反感于萨满巫师们的奇装异服、胡乱喊叫，而是被温文尔雅、平和安详的藏传佛教吸引了。

关于藏传佛教最初传入土尔扈特蒙古，在教史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某一天有一位土尔扈特首领的名叫阿布达的儿子在野外打猎，射死一只带着小山羊的母山羊，产生了怜悯之心，从此再不杀生皈依了佛教，并前往西藏的扎什伦布寺学习佛经，最后成为了大喇嘛。

但是真正将藏传佛教传入土尔扈特蒙古的是从东蒙古来的察罕诺们汗，也就是曾经给扎雅班弟达授沙弥戒的满珠习礼呼图克图，在他的影响下，土尔扈特部内的五虎、六子、车臣诺颜的儿子们都皈依了佛法，这些人都是部族的上层人士，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在青藏创立和硕特汗国的顾实汗、继任土尔扈特汗的书库尔岱青等。

之后，土尔扈特首领从部族中选择幼子、灵童送到西藏的三大寺进行学习，同时还从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等迎请高僧大德前往土尔扈特集居地弘扬佛法，在阿勒泰、塔尔巴哈台、额尔齐斯河下游等地还修建了许多黄庙，现在的新疆巴州和静县的巴仑台黄庙就是土尔扈特部所建的，有“小布达拉宫”之称。随着土尔扈特部西迁，他们也把寺庙的财产全部搬到伏尔加河下游去了。

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在土尔扈特蒙古中广泛弘扬佛法，达到了空前盛况，沙俄使者在出使到土尔扈特部时看到“他们对着撒旦（佛像）祈祷，撒旦用银铸成并精致地镀了金，用绸缎裹着供奉在靠墙的地方，人们对他十分虔诚。”在当时很多土尔扈特人以出家为僧、献身佛法为荣，在斋戒时，“他们不吃马肉…………祈求幸福，不吃不喝，一年又四次斋期。”可见，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部中的的信仰盛况。

在伏尔加河下游生活时，他们还修建了昂加恩库热、巴克希恩库热、喇嘛库热、哈布青达尔克库热等数十座寺庙；延请高僧大德活动频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两次前往的咱雅班智达，并得到各部首领的大量布施。

三、土尔扈特部历次进藏朝佛

土尔扈特部在伏尔加河下游生活的一百多年里，历代统治者也深知宗教是能够巩固自己统治地位最有效的方式方法，所以曾多次遣使或者自己亲自到西藏熬茶敬佛。

在伏尔加河流域定居之后的第二代汗王书库尔岱青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笃信藏传佛教的他就要取得达赖喇嘛对汗位的承认。于1643年就亲自到西藏礼佛，

据《五世达赖喇嘛传》的记载：“以温萨活佛和土尔扈特岱青为首的大批香客来到拉萨，土尔扈特岱青给我赠送了一百匹带鞍子的马，作为初次见面的礼物……”，书库尔岱青在此次进藏礼佛中达到了达赖喇嘛对其统治地位正统性的承认，1645年回到驻地之后公开继承了汗位。

在书库尔岱青登上汗位之后，就开始了对汗权的加强，对其他贵族实行额排挤打击的措施，他的弟弟衮布伊勒登、罗卜藏等人就在此列。带着心中的信仰，也是为了躲避打击，衮布伊勒登在1655年和1672年两次进藏。但就算是哥哥书库尔岱青死后，在侄子朋楚克担任汗王之后，衮布伊勒登也没能逃脱汗王的打击，最后在1672年逃往西藏，

“向往着净土一般的西藏来巡礼”，在释迦牟尼佛像前客死异乡。

到朋楚克汗去世之后，其子阿玉奇1670年继位为汗，这是一个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鼎盛的时期，与西藏格鲁派的联系更加紧密。《五世达赖喇嘛传》中写道：“联通土尔扈特首领阿玉饧（阿玉奇）捎给我的礼品，翁则曲杰向我赠送了黄金三百五十两、白银七百两，茶叶、绸缎、皮张、布匹等大批物品，并布施会供物品，在御院中举行了无量寿仪轨，为我祈寿。”从礼品的档次和数量上就能看出阿玉奇汗时代的土尔扈特部整体经济水平较强，藏传佛教信仰也更加坚定普及了，阿玉奇汗还在拉萨设了常驻代表。

分别于1677年、1679年、1681年、1698年、1715年共五次派使团进藏，其中1677年时阿玉奇汗的夫人和儿子带领的使团，1698年时阿玉奇汗的侄子和其母亲带领的使团。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使团却再也没能回到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而是被准噶尔部阻了回路，后来阿玉奇汗的侄子阿布拉珠尔被康熙皇帝封为固山贝子，赐牧与党色尔腾，即今甘肃西部党河流域，成为了最早返回中国的土尔扈特蒙古分支。

虽然在阿玉奇汗去世之后，土尔扈特部内部纷争不断，再加上沙俄对汗国的政治渗透和挑拨分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尔扈特部上层还与西藏的格鲁派保持着往来。因为此时的藏传佛教信仰已经成为了土尔扈特部抵御沙俄侵蚀的精神武器，也是他们与清政府取得联系和沟通的重要渠道。

在后来的策凌敦多布执政时期，曾派遣肩负着多项任务的以南喀格隆带领的使团进藏，在熬茶敬佛之后前往北京觐见雍正皇帝，呈递奏书、进献礼品，清政府随即派使团前往土尔扈特部进行册封。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汗国内部发生内讧，策凌敦多布被沙俄软禁于彼得堡之后酗酒而死。

其后的敦多布旺布和敦多布达什执政期间也不忘与西藏格鲁派和清政府的密切联系，面临着准噶尔部与清政府决裂阻断进藏道路，面临着沙俄政府更大力度的执政干预和控制，沙俄甚至觉察到了“卡尔梅克领袖们制定了卡尔梅克人离开俄国的计划”，对其外交活动进行了更加严密的监视。

的确，在沙俄的压迫下，土尔扈特部族已经进行了坚决的反抗，并加强了与清政府的联系，秉承阿玉奇汗“俄罗斯与我衣冠俱不同，我终归中国矣”的遗愿，有了最早的东归念头。1756年敦多布达什遣使团进藏，首先到达热河拜见了乾隆皇帝，之后才去西藏。此时清政府已经解决了准噶尔叛乱，鼎力相助了土尔扈特使团的进藏礼佛活动。

在土尔扈特使团再次由西藏返回北京时，向乾隆皇帝汇报了伏尔加河流域蒙古部族的情况，也痛斥了沙俄的种种压迫和侵略，并再三强调土尔扈特蒙古与沙俄并非属国关系，只是同盟关系。

阿玉奇汗就曾经给沙俄统治者的信件里义正言辞的这样写道：“我是你们的同盟者，而不是你们的臣下。”在信里从不自称沙皇所规定的“奴仆”、“臣民”，可见其土尔扈特部蒙古始终是心向祖国的。

结语

要说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原因直观的是因为沙俄的压迫，而在精神层面却是土尔扈特人对藏传佛教的文化认同和对清政府德政的信任。

从土尔扈特部历次的进藏过程中，他们对清政府治理西藏地区和崇奉藏传佛教的社会情形耳闻目睹，历次得到清朝皇帝的热情款待，并且达赖喇嘛系统也特别支持土尔扈特部返回故土。

而正是由于土尔扈特人坚守自己的文化，顶住沙俄的宗教侵蚀和分化压力，再以藏传佛教为联系纽带，加强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正好有准噶尔部和和硕特部被清政府攻灭留下的生存空间可供安置。就是在这样的复杂历史环境下，土尔扈特人实现了东归的伟大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