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 一文發表之後，有朋友對土爾扈特蒙古東歸的動機有諸多議論，有的說

“渥巴錫聽說準格爾覆滅，以為清軍已經東返，故國已成無主之地，所以準備回來填補真空的”，還有的說：“土爾扈特部心向著滿人的大清，而不是漢人的中國”等等。

筆者覺得土爾扈特部的東歸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客觀方面的諸如沙俄壓迫、宗教不同等的原因，也有主觀方面如對藏傳佛教的認可、與滿人同為遊牧民族的親近等原因。但是，不管怎麼說，滿人、蒙古人也跟漢人都是以中華文化為紐帶所形成的的民族共同體中的一員，這已經從相對狹隘的“民族認同”上升到了“國家認同”。

一、土爾扈特部宗教信仰的轉變

蒙古是一個很大的概念，據歷史學家考證，蒙古族起源於東胡的分支蒙兀室韋，在唐朝末年被稱為韃靼。在蒙古帝國之後，蒙古逐漸分為三大部分：漠南蒙古（科爾沁部）、漠北蒙古（喀爾喀部）、漠西蒙古（衛拉特部）。

漠西蒙古即衛拉特部在清代被稱為厄魯特蒙古，而土爾扈特部正是厄魯特蒙古五大部之一，其餘四部為：杜爾伯特部、和碩特部、準噶爾部和輝特部。

在 一文中闡述了土爾扈特部的西遷與東歸故事，在他們的發展過程中，宗教信仰的持續變動也在部族生產生活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個群體的宗教信仰與他們所生活的自然環境是由很大關係的，一些宗教崇尚大自然，含有保護大自然的信條，如大多數佛教、道教聖地往往就在植被保護良好的地區；還如伊斯蘭教的發源地在沙漠和草原佔很大面積的阿拉伯半島，不適合豬的飼養，再加上豬肉非常昂貴，所以在教義裡就是忌食豬肉。

而對於最早生活在叢林裡以採集和漁獵為生的土爾扈特人，他們就是崇尚自然的，把叢林裡經常見到的鹿、狼等動物作為圖騰，還相信萬物有靈、靈魂不滅等，所以他們信仰的是薩滿教。

薩滿教是一個多神教，大到日月山河、小到虎豹雄鹿、再到水火風雷都是被崇拜的對象，所以又有天神、也就地神，又有自然神，又有人神。在關於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影視作品裡我們都能看到他們經常要祭拜長生天，也就是這裡薩滿教裡的天神“騰格里”也被尊稱為“天父”。在孩子出生、蒙古包落成等喜慶的時候人們都祈求主宰一切的長生天可汗陪伴左右、賜予洪福。

另外，在蒙古部族中還把死者也作為一種新的神，叫做翁袞，通常是用石頭或者木頭做成他們認為最兇惡的形象，再用草和毛繩捆綁起來做成神像。翁袞被當成是薩滿教的守護神，在薩滿巫師進行祭拜和祭祀的時候用皮口袋裝著帶在身上，可以用承載著神秘力量的翁袞驅鬼降魔。

再者，火神崇拜也是土爾扈特人最古老的的觀念之一，還分了男女，男的稱為“翰得罕•噶拉罕”，意為“新生火王”，女的叫“翰得罕•噶拉罕•也可”，意為“最年輕的火皇后”，用來確保豐收、保護財產和牲畜的安全。直到在後來藏傳佛教的傳播過程中，這種火神崇拜還是保留了下來。

除了信仰原始宗教和薩滿教之外，土爾扈特人還信仰過景教、襖教、天主教和道教。但是最終藏傳佛教被統治階級所接收信奉，部族也選擇追隨。藏傳佛教自十七世紀初土爾扈特首領特尼斯墨爾根特穆納皈依佛法以來，經過三四個世紀的發展，湧現出了格西、然堅巴、澤然巴、拉然巴、格根、達彥齊、堪布等德高望重的高僧和喇嘛。

二、土爾扈特部和藏傳佛教

隨著土爾扈特人離開叢林走到了廣闊的大草原上，薩滿教已經不能滿足他們的精神需要，而且也反感於薩滿巫師們的奇裝異服、胡亂喊叫，而是被溫文爾雅、平和安詳的藏傳佛教吸引了。

關於藏傳佛教最初傳入土爾扈特蒙古，在教史中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某一天有一位土爾扈特首領的名叫阿布達的兒子在野外打獵，射死一隻帶著小山羊的母山羊，產生了憐憫之心，從此再不殺生皈依了佛教，並前往西藏的扎什倫布寺學習佛經，最後成為了大喇嘛。

但是真正將藏傳佛教傳入土爾扈特蒙古的是從東蒙古來的察罕諾們汗，也就是曾經給扎雅班弟達授沙彌戒的滿珠習禮呼圖克圖，在他的影響下，土爾扈特部內的五虎、六子、車臣諾顏的兒子們都皈依了佛法，這些人都是部族的上層人士，其中比較有名的有在青藏創立和碩特汗國的顧實汗、繼任土爾扈特汗的書庫爾岱青等。

之後，土爾扈特首領從部族中選擇幼子、靈童送到西藏的三大寺進行學習，同時還從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倫布寺等迎請高僧大德前往土爾扈特集居地弘揚佛法，在阿勒泰、塔爾巴哈臺、額爾齊斯河下游等地還修建了許多黃廟，現在的新疆巴州和靜縣的巴侖臺黃廟就是土爾扈特部所建的，有“小布達拉宮”之稱。隨著土爾扈特部西遷，他們也把寺廟的財產全部搬到伏爾加河下游去了。

藏傳佛教的格魯派在土爾扈特蒙古中廣泛弘揚佛法，達到了空前盛況，沙俄使者在出使到土爾扈特部時看到“他們對著撒旦（佛像）祈禱，撒旦用銀鑄成並精緻地鍍了金，用綢緞裹著供奉在靠牆的地方，人們對他十分虔誠。”在當時很多土爾扈特人以出家為僧、獻身佛法為榮，在齋戒時，“他們不吃馬肉…………祈求幸福，不吃不喝，一年又四次齋期。”可見，藏傳佛教在土爾扈特部中的的信仰盛況。

在伏爾加河下游生活時，他們還修建了昂加恩庫熱、巴克希恩庫熱、喇嘛庫熱、哈布青達爾克庫熱等數十座寺廟；延請高僧大德活動頻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兩次前往的咱雅班智達，並得到各部首領的大量佈施。

三、土爾扈特部歷次進藏朝佛

土爾扈特部在伏爾加河下游生活的一百多年裡，歷代統治者也深知宗教是能夠鞏固自己統治地位最有效的方式方法，所以曾多次遣使或者自己親自到西藏熬茶敬佛。

在伏爾加河流域定居之後的第二代汗王書庫爾岱青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篤信藏傳佛教的他就要取得達賴喇嘛對汗位的承認。於1643年就親自到西藏禮佛，

據《五世達賴喇嘛傳》的記載：“以溫薩活佛和土爾扈特岱青為首的大批香客來到拉薩，土爾扈特岱青給我贈送了一百匹帶鞍子的馬，作為初次見面的禮物……”，書庫爾岱青在此次進藏禮佛中達到了達賴喇嘛對其統治地位正統性的承認，1645年回到駐地之後公開繼承了汗位。

在書庫爾岱青登上汗位之後，就開始了對汗權的加強，對其他貴族實行額排擠打擊的措施，他的弟弟袞布伊勒登、羅卜藏等人就在此列。帶著心中的信仰，也是為了躲避打擊，袞布伊勒登在1655年和1672年兩次進藏。但就算是哥哥書庫爾岱青死後，在侄子朋楚克擔任汗王之後，袞布伊勒登也沒能逃脫汗王的打擊，最後在1672年逃往西藏，

“嚮往著淨土一般的西藏來巡禮”，在釋迦牟尼佛像前客死異鄉。

到朋楚克汗去世之後，其子阿玉奇1670年繼位為汗，這是一個伏爾加河流域的土爾扈特部鼎盛的時期，與西藏格魯派的聯繫更加緊密。《五世達賴喇嘛傳》中寫道：“聯通土爾扈特首領阿玉餳（阿玉奇）捎給我的禮品，翁則曲傑向我贈送了黃金三百五十兩、白銀七百兩，茶葉、綢緞、皮張、布匹等大批物品，並佈施會供物品，在御院中舉行了無量壽儀軌，為我祈壽。”從禮品的檔次和數量上就能看出阿玉奇汗時代的土爾扈特部整體經濟水平較強，藏傳佛教信仰也更加堅定普及了，阿玉奇汗還在拉薩設了常駐代表。

分別於1677年、1679年、1681年、1698年、1715年共五次派使團進藏，其中1677年時阿玉奇汗的夫人和兒子帶領的使團，1698年時阿玉奇汗的侄子和其母親帶領的使團。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使團卻再也沒能回到伏爾加河流域的土爾扈特部，而是被準噶爾部阻了迴路，後來阿玉奇汗的侄子阿布拉珠爾被康熙皇帝封為固山貝子，賜牧與黨色爾騰，即今甘肅西部黨河流域，成為了最早返回中國的土爾扈特蒙古分支。

雖然在阿玉奇汗去世之後，土爾扈特部內部紛爭不斷，再加上沙俄對汗國的政治滲透和挑撥分化，在這樣的情況下，土爾扈特部上層還與西藏的格魯派保持著往來。因為此時的藏傳佛教信仰已經成為了土爾扈特部抵禦沙俄侵蝕的精神武器，也是他們與清政府取得聯繫和溝通的重要渠道。

在後來的策凌敦多布執政時期，曾派遣肩負著多項任務的以南喀格隆帶領的使團進藏，在熬茶敬佛之後前往北京覲見雍正皇帝，呈遞奏書、進獻禮品，清政府隨即派使團前往土爾扈特部進行冊封。但是好景不長，由於汗國內部發生內訌，策凌敦多布被沙俄軟禁於彼得堡之後酗酒而死。

其後的敦多布旺布和敦多布達什執政期間也不忘與西藏格魯派和清政府的密切聯繫，面臨著準噶爾部與清政府決裂阻斷進藏道路，面臨著沙俄政府更大力度的執政干預和控制，沙俄甚至覺察到了“卡爾梅克領袖們制定了卡爾梅克人離開俄國的計劃”，對其外交活動進行了更加嚴密的監視。

的確，在沙俄的壓迫下，土爾扈特部族已經進行了堅決的反抗，並加強了與清政府的聯繫，秉承阿玉奇汗“俄羅斯與我衣冠俱不同，我終歸中國矣”的遺願，有了最早的東歸念頭。1756年敦多布達什遣使團進藏，首先到達熱河拜見了乾隆皇帝，之後才去西藏。此時清政府已經解決了準噶爾叛亂，鼎力相助了土爾扈特使團的進藏禮佛活動。

在土爾扈特使團再次由西藏返回北京時，向乾隆皇帝彙報了伏爾加河流域蒙古部族的情況，也痛斥了沙俄的種種壓迫和侵略，並再三強調土爾扈特蒙古與沙俄並非屬國關係，只是同盟關係。

阿玉奇汗就曾經給沙俄統治者的信件裡義正言辭的這樣寫道：“我是你們的同盟者，而不是你們的臣下。”在信裡從不自稱沙皇所規定的“奴僕”、“臣民”，可見其土爾扈特部蒙古始終是心向祖國的。

結語

要說土爾扈特部東歸的原因直觀的是因為沙俄的壓迫，而在精神層面卻是土爾扈特人對藏傳佛教的文化認同和對清政府德政的信任。

從土爾扈特部歷次的進藏過程中，他們對清政府治理西藏地區和崇奉藏傳佛教的社會情形耳聞目睹，歷次得到清朝皇帝的熱情款待，並且達賴喇嘛系統也特別支持土爾扈特部返回故土。

而正是由於土爾扈特人堅守自己的文化，頂住沙俄的宗教侵蝕和分化壓力，再以藏傳佛教為聯繫紐帶，加強與中原王朝的聯繫，正好有準噶爾部和和碩特部被清政府攻滅留下的生存空間可供安置。就是在這樣的複雜歷史環境下，土爾扈特人實現了東歸的偉大壯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