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燈記》：錢浩樑的痛苦記憶

紅燈記

錢浩梁被挑選扮演《紅燈記》裡的主要英雄角色—李玉和。這角色改變了他當藝術家的命運

“李玉和”已經老了，他現在的心願是希望30歲以上的人能忘記他，讓他度過寧靜不受打擾的餘生。這可能嗎？許多東西可以忘記，惟獨記憶這個東西是不能忘記的。和“文化大革命”相伴了十年的“樣板戲”，已經在30歲以上人的頭腦裡紮了根，是拔不掉、砍不斷的。

“李玉和”這個當年婦孺皆知、紅透中國大地的名字，沉默了十幾年後，突然被一曲“奶奶—你聽我說……”喚醒。當年手摯“紅燈”上臺就是一個頂天立地亮相的李玉和，如今在哪裡？

浩亮原姓錢，名浩梁，出身梨園世家，從小就學藝，10歲考入上海戲劇學校，1959年就成為中國戲劇學校的首屆畢業生。1964年他被挑選扮演《紅燈記》裡的主要英雄角色—李玉和。這角色改變了他當藝術家的命運，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江青插手現代京劇，“李玉和”只是與其角色相同，不會留下大起大落、大悲大歡的記憶，至少不會有這麼多的痛苦記憶。但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只有過程和結果，沒有“如果”的假設。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和于會泳、劉慶棠合稱為於、浩、劉，是這個時期最為著名的“樣板戲”三巨頭。于會泳負責《智取威虎山》劇組，錢浩梁負責《紅燈記》劇組並且領銜主角，劉慶棠負責《紅色娘子軍》也擔任主角，這三個“樣板戲”在當時是赫赫有名、領盡風騷的。如果從他們三個人所作所為看，要算錢浩梁憨厚，個性也不驕狂，但是跟著江青後面做了許多錯事糊塗事。雖然很少借江青之棍去打人，但是也有意無意地得罪不少人。

浩亮—這是江青為他改的名，他曾經紅火之至，也曾經灰不溜秋，當然也有這個名字演變的故事。

江青愛給人改名字，這大概是她永遠無法改變的嗜好。據說她被關押在秦城監獄時，還饒有興趣要給看守員改名。可是給人們留下難以磨滅的夢魘年代裡，她的嗜好無疑就是一條罪行的證明。“四人幫”倒臺後，許多被她強迫改名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其實大多數人和江青沒有瓜葛，只是江青一時興起，聽誰的名字不順耳，就好行使父母職責，給人改名。當然，浩亮的名字不只是江青一時興起而為，江青的確重視演藝好的演員，浩亮就是其中的一個。

江青把信口隨意改名當成一種對人的恩惠。她喜歡怎麼叫，這個人就該叫什麼，要誰改，誰就得改，如同封建皇帝賜名賜姓一樣。早在1968年審改鋼琴伴唱《紅燈記》時，江青就對殷承宗說：“就憑你這個名字，我也要造你的反。你是想繼承你那個祖宗啊！”

殷承宗笑著討好說：“我改‘誠忠’吧？”

“可以，這樣好！忠心不二嘛。”江青當即贊成。

江青給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說戲，突然覺得飾演吳清華的B角演員宋琛琛名字太長。她對宋琛琛說：“你的名字乾脆改或宋琛算了，去掉一個琛。”

接著，她又轉向一位叫張婉昭的女演員，說：“張婉昭，你就叫張昭吧，不然，你的名字要進宮廷了。”

不等人家同意，在排練的過程中，江青就已經喊著她起的新名字了。

“張昭基本功不錯，可以排排連長……”

江青一邊說戲，一邊唸叨：“張婉昭的名字多舊呀，進了宮就成妃子了。唉，現在叫‘淑’的也太多了，好像沒有‘淑’字，就不是女名了。”

“樣板戲”《杜鵑山》的女主人公，原來名叫賀汀。但是這個“姓賀的女英雄”有暗指毛澤東井岡山時期夫人賀子珍之嫌，觸動了江青的心病，於是女主人公的名字被改為“柯湘”。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的女主人公，原來叫吳瓊花，她下令把女主人公名字改為“吳清華”。江青一次審查《紅燈記》，休息時喊過來錢浩梁，說：“叫人家記住你錢浩梁？好傢伙？多少筆畫！去掉你那個‘錢’字吧。就叫‘浩亮’，‘浩’，浩大的浩；‘亮’，漂亮的亮。幾年前我就想叫你這個名字了。”

錢浩梁愣愣地問：“不要‘錢’了？”

“你還要‘錢’幹什麼？我就不要那個李了。”

“好！我堅決不要了。”錢浩梁響亮地回答。

“嗯，還有雙重意思：一個是不要你祖宗的那個錢，一個是不要金錢。我們只要革命。”

此後，“浩亮”一名就叫響了，藉著李玉和之光，大走了紅運。

不滿25歲的錢浩梁出演《伐子都》，一炮走紅，被京城同行公認為是“全活”的大武生

錢浩梁曾是“全活”的京劇大武生。受梨園家庭的影響，打6歲起就隨父練功學藝的錢浩梁，自小就愛上了京劇這一行。10歲那年，他一度進入上海戲劇學校學戲。雖然這所學校不久停辦，但先後到該校短期任教的京劇名角不凡的身手、風範，足以令他仰慕不已，決心將來也要當個名角兒。

50年代初，他考入新成立的中國戲曲學校插班學習。他主要師從的名武生尚和玉功底深厚紮實、藝風嚴肅、傳藝認真。錢浩梁身體條件和武功基礎本來就不錯，對老師又非常尊重，學習也異常努力刻苦，不久就將尚派武生戲的代表劇目《挑滑車》、《豔陽樓》、《伐子都》等學得頗為中規中矩。1956年，他成為中國戲曲學校的首屆畢業生，並被留在該校實驗京劇團工作。

在這個團裡，他首先排演了《百騎劫魏營》，飾主角甘寧；接著又主演了《挑滑車》的高寵，均獲得好評。1959年，對不滿25歲的錢浩梁來說可謂雙喜臨門：在出演《伐子都》一劇中，他扮演的子都一炮走紅，聲譽鵲起，被京城同行公認為“全活”的尚派大武生；也就在這一年，初步立住了舞臺形象的錢浩梁，因政治上要求進步，為人謙虛敦厚，在演藝上精益求精，而被批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62年，中國京劇院為補充隊伍，決定從中國戲曲學校實驗劇團選調40人。由傑出京劇藝術家梅蘭芳任院長，李少春、葉盛蘭、袁世海、杜近芳等名角薈萃的中國京劇院，是全國規模最大的京劇演出團體，梨園新秀都以進入這個劇院為自己最高理想。該院的總導演阿甲、副院長張東川等觀看了錢浩梁主演的《挑滑車》，深感這位年輕人是株好苗子，就把他選調到了中國京劇院。

信奉“藝無止境”的錢浩梁，當時十分敬仰中國京劇院一團的著名演員李少春。李少春工老生、武生和文武。他於文戲師承餘(叔巖)派，演唱韻味純正，行腔圓熟婉轉，低沉迴盪；武戲主要宗法楊(小樓)派，長靠戲、紅生戲，工架嚴謹穩練，身手乾淨，氣度恢宏，短打戲則動止邊式大方，乾脆穩準，翻打撲跌敏捷洗練，且擅長猴戲。李少春在京劇界可謂是一位名馳南北的文武全才。他不僅在《戰太平》、《長坂坡》、《三岔口》、《鬧天宮》等眾多傳統劇目中光彩四溢，而且於改編及新創劇目《野豬林》、《白毛女》中飾演的林沖、楊白勞上均有不同凡響的藝術創造。對於這樣一位大師，錢浩梁早就心馳神往，十分嚮往能在李少春的幫、帶下，提高砥磨自己的藝業，成為京劇界的文武全才。

但初到中國京劇院，選調去的這些人全都留在四團，等待調整分配，這難免使錢浩梁忐忑不安。

有一天四團在吉祥戲院演出《伐子都》，正值飾子都的主要演員前一天演出中把手紮了，不能上場。團領導想到錢浩梁演過這出戏，要他當晚頂上去。視《伐子都》為拿手戲的錢浩梁，此時卻惟恐演好該戲就被四團留下，所以遲遲疑疑地說：“我可只是替替啊……”

“放心！院裡早定了，你上一團！”知道他心思的團領導給他吃了定心丸。

不知是這顆定心丸令錢浩梁精神大振，還是在意在中國京劇院頭遭飾主角時顯露一下本事，當晚他在演出中超常發揮，扎著大靠滿場飛，身手堅實穩健。尤其在那段子都為了搶頭功，不惜一箭射死本軍大將潁考叔，回營後深感有愧，懼疚而亡的戲中，他連唱帶做，聲情並茂，將這個英武、陰險、狡詐而天良尚未泯滅的角色刻畫得入木三分，博得了滿堂喝彩。湊巧的是，那天晚上一個非同尋常的人物在臺下看戲。悄然而來的江青對錢浩梁的扮相和演技大為讚賞，從而給她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錢浩梁終於如願以償地被分到中國京劇院一團。當時43歲的李少春身體欠佳，院領導有意安排他帶帶錢浩梁，既培養新生力量，在必要時也能替替他。藝德高尚為人熱情正直的李少春對錢浩梁很是喜愛，覺得他基礎不錯，頗有悟性，只是還欠雕琢敲打，所以將他像親傳弟子一般相待，文武諸藝均傾心相授。如魚得水、心花怒放的錢浩梁也不負眾望，學戲練功異常刻苦，藝業進步很快。特別是原來欠缺的唱功，在李少春精心指點下，他常常雞叫頭遍就起來，跑到僻靜處邊壓腿邊吊嗓，漸漸地也真學到了點挺拔激越而又婉轉細膩的餘派韻味。

江青聯繫到兩年前觀看《伐子都》的印象，似乎對錢浩梁飾演的李玉和更為欣賞

1963年秋天，中國京劇院導演阿甲忽然被一個電話叫到文化部。阿甲到了以後，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交給他一疊稿紙，說：“這是江青同志從上海拿來的，她建議改編成京劇，你看怎麼樣？”

阿甲拿過來一看，劇本的名字叫《紅燈記》。他翻了翻說：“好吧，我們回去研究一下。”

回去以後，阿甲經過認真閱讀，覺得劇本不錯，同意上戲。經過仔細研究，決定由李少春演男主角李玉和，劉長瑜演女兒李鐵梅，高玉倩演母親李奶奶，袁世海演壞人鳩山。同時，每個主要角色都需配一個B角，團裡決定由錢浩梁給李少春當B角。

團裡作出決定後，要求每個主要演員都自己創作。於是，李少春開始把自己關在書房裡，誰也不能打擾，潛心鑽研角色。他一段一段地設計李玉和的唱腔、表演動作，然後用錄音機錄下來。逐漸地，一個“渾身是膽雄赳赳”的革命英雄被轉化為京劇藝術形式，栩栩如生地出現了。

角色設計完成之後，李少春開始和錢浩梁練習演唱。他看到年輕人哪段戲演得不得法時，就指出來：“浩梁，這段唱有個要求，應該這麼唱……”

“哎，好的。李老師，你再聽我來一遍。”

有時，從臺步、身架到唱腔，甚至每個字的吐音，李少春都一板一眼，手把手地去教。李少春的小女兒看著都有點累，她就噔噔跑回家對媽媽說：“媽媽，媽媽，錢叔叔真笨，我都會了，他還沒學會。”李少春愛人趕忙笑著阻止她：“小孩子家，別瞎說。”

為塑造好李玉和這個英雄人物形象，在領會編導意圖和去東北體驗生活後，李少春從臺步、身架到唱腔，都反覆揣摩，進行精心設計。在排練中，他一如既往，又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地手把手傳授給錢浩梁；尤其在唱功上，從每段唱腔到每句唱詞，李少春都悉心指導，錢浩梁對李少春也是畢恭畢敬，言必稱“老師”。

無論是後來的彩排，還是在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的演出中，大概是名人效應的緣故，人們讚賞備至的還是李少春的“李玉和”。但因李少春身體不好，錢浩梁作為B角在《紅燈記》中頻頻亮相，又在當年第六期《戲劇報》封面上獲得了飾扮李玉和劇照的刊載機遇，因而在全國走紅。

然而，在觀摩演出大會前夕才“關心”《紅燈記》的江青，聯繫到兩年前觀看《伐子都》的印象，似乎對錢浩梁飾演的李玉和更為欣賞。她曾發言道：“以後李玉和還是小錢演吧。李少春不像個工人，倒像個站長……”。之後在她所插手的《紅燈記》修改中，有次曾提出鐵梅的某唱腔不行，囑令修改。從事唱腔設計的李少春在藝術上自有主見，沒理江青的茬兒，這使江青惱火異常，認定李少春眼裡沒她，於是多次借題發揮，指責李少春扮演的李玉和“沒有工人階級氣魄，不像個工人。讓小錢演李玉和”。第一夫人的這些“指示”，不僅就此影響了李少春和錢浩梁的命運，而且也微妙地動搖了李少春在錢浩梁心目中的名師地位。

李少春越來越受到冷落。全國京劇現代戲大會演結束後，錢浩梁的李玉和形象開始在全國打響。1965年，他在《文匯報》上發表了題為《為無產階級英雄立傳》，談他的演出“體會”：

“作為一個京劇青年演員，當組織上決定由我扮演《紅燈記》中的主人公—李玉和這個角色時，內心感到非常光榮和興奮……我認為演革命現代戲，既要每個動作都服從生活的真實，又不能自然主義地服從生活。我感到表現這樣一個英雄人物，京劇武生所用的一些功架，雕塑美，以及一些符合劇情內容的程式，在李玉和身上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演的李玉和，從出臺到刑場最後進去，動作步伐都有一定的程式。……當鳩山用金錢美酒、好說歹說都動搖不了李玉和忠於革命的意志，最後只好命令打手們帶李玉和去坐老虎凳時，李玉和巍然立起，從容解開衣釦、亮相、冷笑、扣鈕，揹著手，然後蔑視地踏著舞臺方步入場。這在生活中是沒有的，但卻符合李玉和這個人物的英雄性格……”

這篇文章不乏錢浩梁的獨到見解，但他不該忘記李玉和真正的創造者李少春的名字，更不應該在文章中對李少春隻字不提。他深知，江青對他的老師不滿意，他面臨著兩條可選擇的道路：老師或者江青。但是我們已經看到，當組織上”決定讓他演李玉和時，他是感到非常“光榮和興奮”的，也許，理智的天平已開始向江青傾斜？

這個“我演的李玉和”，到底有多少是錢浩梁的獨創呢？就以這篇文章談到的《赴宴鬥鳩山》一場戲來說，李少春原來是這樣設計的：他唱完“正好把我渾身的筋骨鬆一鬆”後，使了一個蔑視的眼神，輕輕地，但卻飽含分量地撣撣帽子上的灰塵，然後一個背轉身入場。而錢浩梁後來的設計則去其形，留其神，形成後來的形式。而在這篇文章裡，李玉和卻完全成了“我演的李玉和”！

、不久，《紅燈記》被冊封為“樣板戲”。錢浩梁知道在《紅燈記》修改過程中，阿甲、李少春等人因不屑於江青的胡亂“指導”，江青一直對他們記恨在心。他更揣摩到了江青屢屢強調“搞戲充滿階級鬥爭”，意在打倒他人，將“樣板戲”完全記在自己功勞簿上的居心。於是，在這人性缺失的年代，他為了“緊跟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向“革命文藝旗手”效忠，也為了自己的前程，竟然昧著良心將這些領導、老師對自己的栽培撫育之情拋到了一邊，並秉承了江青的旨意，把他們與林默涵等“文藝黑線”掛上鉤，當作“破壞‘樣板戲’的階級敵人”開了火。

1965年初，名聞遐邇的《紅燈記》南巡演出，已由錢浩梁一路擔任主演。江青對他也是恩寵有加，並曾親自給在廣州的錢浩梁去信，勉勵他好好努力，走又紅又專的道路。李少春因未隨劇組南下，所到之處的新聞媒介宣傳的《紅燈記》，總是不離錢浩梁的李玉和、高玉倩的李奶奶、劉長瑜的李鐵梅、袁世海的鳩山，這無形中被人們視為《紅燈記》的最佳搭檔。錢浩梁的知名度甚至超過李少春。

第一夫人的青睞，鋪天蓋地的榮譽和讚揚，此時像一貼腐蝕劑，使本來敦厚虛心的錢浩梁於飄飄然中有點忘乎所以了，他儼然成為“正宗”李玉和形象的藝術創造者了。

1966年6月，剛分配到藝術室的六個大學生，聯名貼出了中國京劇院的第一張大字報，聲稱“中國京劇院的文藝黑線又臭又長”，就此掀開了劇院“文化大革命”的帷幕。

在革命造反派瘋魔一般揪鬥、批判“反動權威”、“三名三高”、“文藝黑線人物”、“走資派”的熱潮中，一切演出活動都停止了。阿甲、張東川、李少春、劉吉典等人都成了“牛鬼蛇神”，被掛牌批鬥，關入“牛棚”。錢浩梁作為“黑苗子”，被貼大字報後，也靠了邊。

江青並沒忘掉《紅燈記》，也沒忘掉錢浩梁。1967年4月，等她在“中央文革小組”站穩了腳跟，就指派戚本禹帶人進駐中國京劇院，授意錢浩梁起來“革命造反”。一些善於看風使舵的人，急忙張羅，幫著錢浩梁成立了一個以他為首的“紅燈記戰鬥兵團”，戚本禹對這個“革命造反”組織立即表示支持。有江青和“中央文革”撐腰的造反組織畢竟非同一般。山頭林立的眾多造反派，一時間紛紛反戈一擊，彙集到了“紅燈記戰鬥兵團”大旗下，錢浩梁也一下成了劇院的實際總管。

錢浩梁“大義滅親”的革命舉措和對“旗手”的耿耿忠心，大大贏得了江青的歡心。1968年，中國文藝界已是“樣板戲”的天下。

隨著《紅燈記》被拍攝成電影，字幕上飾李玉和的“浩亮”大名在中國家喻戶曉，他開始青雲直上

浩亮開始青雲直上，他成了中國京劇院黨委副書記，這個手眼通天的副書記實際上是劇院的第一把手。1969年4月，他“當選”為中共“九大”代表，原來江青準備讓他當中央委員，是周恩來和他交談後，他同意總理的安排，當代表而不是委員。這一點不難看出，他對權力不太計較，說明他的確不是政治場上的“專家”。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開，這是“文化大革命”以後第一次黨代會，林彪和江青極力將自己的親信和骨幹往中央委員會里拉，原來八屆中央委員會的委員這次只有1/3，新當選的委員一大批是“文化大革命”後異軍突起、正在發達興旺的人選。

這次中央委員會於會泳進去了，江青還覺得不滿意，她希望她的“三巨頭”都能進中央當委員，她找周恩來說了好幾次。身為總理的周恩來當然不能同意江青的無理要求。在一次會議後，周恩來找到錢浩梁，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能顧全大局，不要有思想情緒。錢浩梁不等周總理把話說完，就明確表態，他對這個是無所謂的。總理見他這個態度，也就不需要多說什麼了。

但是浩亮還是官運亨通，1970年5月，他開始參與國務院文化組對全國文藝的領導工作……他當官後，仍不願荒廢自己的藝業，即使晚上開會到兩三點鐘，次晨也要起個大早溜溜嗓子。在那期間浩亮主要管幾齣戲，除了抓《紅燈記》拍攝電影前的修改外，他又主持了第二撥京劇“樣板戲”《平原作戰》、《紅色娘子軍》的改編、排演。

為了不負江青的厚望，也為了同當時主管《龍江頌》、《杜鵑山》的于會泳暗中較勁，浩亮為那幾出戏確實不辭辛勞。明白自己肚裡東西不多，他從“牛棚”中“解放”了李少春、張君秋等“反動權威”，讓他們參加唱腔設計和導演工作，在“控制使用”中讓他們“戴罪立功”。雖然浩亮學著江青，發號施令將這幾位“反動權威”使喚得團團轉，還時不時把他們精心設計的唱腔說成左一個不是，右一個不是，常令老先生們對這位昔日的學生氣得直犯暈，但浩亮還是為他們在那個年代能從事心愛的京劇藝術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浩亮是個好演員，卻並非當行政領導的料，但在江青眼中，他是個馴服聽話、憨厚可愛的好乾部。於是在1975年四屆人大後不久，浩亮又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喜憂交加的浩亮，曾把《紅燈記》劇組的老戰友召集到自己宿舍，不無感傷地對大家說：“今後我怕是再也不能演戲了。唉，大家都是演員，離開舞臺是什麼滋味，你們都是清楚的，就像魚兒離水……”

只是仕途升遷的喜悅畢竟大於告別舞臺的惆悵，在“四人幫”直接控制下的文化部當副部長，更多的是個幫閒式的陪襯，只要哄著江青高興，對“四人幫”佈置的事兒言聽計從照著辦，倒也無需沒多少領導水平的浩亮多操什麼心。而生活待遇卻一下子變了，他從劇院宿舍搬了出來，住進了原京劇大師梅蘭芳的寓所。

一個曾是中國婦孺皆知的“英雄人物”，在隔離審查的高牆後面困守多年之後，又跌入人世間的塵埃之中

1975年9月的一天，浩亮驅車悄然來到積水潭醫院，在一個病房的病床上，躺著瀕臨病危的李少春。望著這位積勞成疾，如今患腦溢血昏迷不醒、行將離世的老師，浩亮眉頭緊鎖，面頰上的肌肉微微顫抖著，追昔撫今，心潮起伏，不能不為自己的無情而自責、懺悔……

1981年末，迎著隆冬凜冽的寒風，一個身材魁武的壯年漢子，邁著沉重而略帶遲疑的步履，走在通往北京魏公村中國京劇院的路上。他提著一隻簡單的行囊，身穿一件軍用棉大衣，長著濃眉大眼的臉面上捂著一個大口罩。一副在嚴冬顯得格外引人注目的墨鏡，使人難以窺見他的真實面目，以及瞳眸中感慨萬千而又不無酸楚迷惘的閃光。在他貼胸的口袋裡，還揣著一紙“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開除黨籍，降一級工資”的“組織決定”。

正因為文化水平不高，除了跟著江青跑，壞事幹得不多，民憤也較小，所以在粉碎“四人幫”後的隔離審查中，浩亮被定為“犯有嚴重政治錯誤，免予起訴”。在解除長達五年半的隔離審查之時，文化部副部長劉復之還找他談了一次話，鼓勵他改正錯誤，重新做人，耐心等待組織上對他的工作安排。

浩亮恢復了原來的名字，回到了中國京劇院的家。

往事固然不堪回首，而今尤覺世態炎涼。對全家早從舒適寬敞的梅宅，搬到魏公村一幢筒子樓兩間背陰的小屋，錢浩梁不感到意外。但面對人們現在將他“擋駕”在劇院的練功房外，他不能不生髮出些許悲哀——他是個京劇演員，此刻他最大的希望是儘快恢復功夫，即使不能重返舞臺，至少也可以執教鞭培育人才，不料這進練功房如今對他也成了一種奢望。當然，對此他理解，要使飽受“四人幫”迫害的人們接受自己，這需要時間，他默默地忍受了。

一輩子在舞臺上撲騰的人，跌打滾爬，紅黑白臉，一會站起來，一會倒下去，不僅僅是演戲給人看，自己也是演出一場人生大戲。前半生擱在了舞臺上，後半生怎麼辦？錢浩梁在被審查了五年之後的第一個願望，竟然是想看見舞臺，重登舞臺……

他開始在籃球場上練功。沒有厚底靴，就穿著解放鞋，練腰腿身段；沒有對手“耍下場”，就獨自操著竹竿練把子功；迎著朝霞吊嗓，伴著夕陽默戲……

他不知道在練功中沒有厚底和練功毯，籃球場堅硬的水泥地對自己的衝擊力有多大，一年多之後，久震成傷的右膝半月板突然粉碎！他被送進醫院做了右膝半月板摘除手術。

1983年，正在醫治腿傷的錢浩梁，接到了河北省藝術學校的調令。當時主持河北省文教工作的副省長高佔祥喜歡京劇，也愛惜人才。知道沒有單位敢接受錢浩梁，他認為對這位難得的武生人才要真正落實黨的“治病救人”的政策，指示省文化廳收留錢浩梁，並講：“對錢浩梁，不要有顧慮，大膽使用。”

揣著這紙調令，錢浩梁拄著棍，一步一挪地到了石家莊。藝校領導鑑於他腿傷嚴重，治傷要緊，在經省領導同意後，讓他先回京治傷。

1984年春節前，高佔祥派省文化廳的兩個人前去探望，代他祝錢浩梁全家過個好年。悉知錢浩梁的妻子曲素英正患乳腺癌臥病在床，高佔祥馬上又派人送去200元困難補助。接過這錢，錢浩梁控制不住自己，哭了。他對來人說：“我是個犯過錯誤的人，還沒有為河北做過一天工作，省裡這麼關心我，我一定爭取早日工作。”

腿傷初愈就趕赴石家莊的錢浩梁，受到了藝校領導、師生的熱烈歡迎。多年來頭回被人尊為“錢老師”的他受此禮遇感激異常，在歡迎會上他激動地說：“我是個犯過錯誤的人，組織上既然把我安排在這兒，我要努力工作。我是唱戲的，不懂教學，在教學上沒經驗，希望大家幫助。”

投桃報李，藝校的知遇之情換來了錢浩梁忘我的工作熱忱。在藝校京劇科，他為一批培訓的四川學生“開坯子”(啟蒙)，並編寫出了《戲曲基本造型十五功》的教材，在給三個高年級學生教授身段和劇目課中，給他們排了蓋(叫天)派劇目《一箭仇》、《雁蕩山》。

然而政治上犯過錯誤的陰霾始終難以從他心中抹去，他怕接觸人，常戴墨鏡，即使在房間內也不摘；來往密切的多是原在戲校的同學，與其他人相處來往甚少，而且話語極少。藝校排了新戲請他提意見，說好的無非是“規矩，路子正”；實在不能令人滿意的也只是說：“戲不好，是學生的事，不是老師教的事。”僅對兩人，他時而直抒胸臆：一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藝術家裴豔玲，曾就自己排演的《鍾馗嫁妹》兩次誠懇地請他提意見，錢浩梁坦陳己見報以回敬，還建議劇中小鬼的舞蹈可加入迪斯科動作，渲染妖氣，裴豔玲也欣然採納；二是對校長趙同興，錢浩梁在與他單獨談話中吐露過自己的哀怨：悔恨自己這樣一個不懂政治的人卻參了政摔了個大跟斗，對周恩來總理的懷念，能回京與妻子團聚的企盼，以及重登舞臺的夢想……

是的，他希望自己能重返舞臺，為此他一天也沒停止練功，課餘時間就是他的練功時間，只要排練場有空，他就去排練場，一天幾遍，寒暑不輟。在家裡則是邊壓腿，邊盯著電視機跟著音樂哼哼，權當吊嗓子。雖然他也知道重返舞臺遙遙無期，但他仍執著無悔地期待著，並表示要給藝校排出自己拿手的三臺大戲：《長坂坡》、《豔陽樓》、《挑滑車》。

錢浩梁在藝校的幾年，以他突出的業務水平和兢兢業業、一絲不苟的教學態度換來了同事和學生的尊重。1988年河北文藝界評定技術職稱，藝校順利地通過了他高級講師職稱。但報到省裡後，卻獨有他沒被批下來。有人把此事告訴了高佔祥，高佔祥明確表示：“錢浩梁的情況我瞭解，他的職稱應該批，他的住房也應調整。他是難得人才，要用人所長，我們要把政策落到實處”。這年國慶前夕，錢浩梁的職稱解決了。消息傳到北京家中，他的女兒錢紅南抑制不住激動，給高佔祥掛了個電話：“高叔叔，我們全家感激您，我們一輩子忘不了您！”

重登京劇舞臺有望了！1988年《中國戲劇》刊登了《浩亮近況》。一位與錢浩梁23年沒見面的老朋友讀後剋制不住思念之情，前去看望他。交談中那位老友萌發了給喜愛京劇的宋任窮寫信的念頭，希望能讓錢浩梁重返京劇舞臺。這封信經宋任窮同志批示後轉給了文化部。

這年中國戲曲學院的歷屆校友為母校募集教育資金，準備於12月在北京中山公園舉行三天義演，在演出陣容中列上了錢浩梁的名字。接到通知，錢浩梁興奮不已，他第一次登門求見省委書記李文珊。由於宋任窮同志對有關錢浩梁演出之事已有批示，所以在李文珊呈報文化部時，文化部同意了錢浩梁出臺。

12月6日，在中山公園禮堂的後臺，即將上演《豔陽樓》的錢浩梁，對著化妝鏡拿起筆，遲疑地回憶著臉的勾法—畢竟他已25年沒演過傳統戲了。有人勸他讓師弟給他勾，他堅持要自己勾。這不僅因為勾臉是大武生的本分，也因為眼下的演出機會是多麼的不易！那天晚上，不少人都為他捏著一把汗，直至錢浩樑上了場，走完趟馬後的那個大“跺泥”，穩穩當當地跺在臺上，博得了滿堂彩後，大家才長吁了一口氣！

錢浩梁終於又回到夢寐以求的舞臺上來了。面對著熟悉而又陌生的觀眾以及他們熱情的掌聲，他的心絃顫動不已，如果沒有那些年的折騰，一直好好唱戲該多好啊！而人們從中看到的，則是時代在前進，中國的政治日益開明民主，正如高佔祥幾天後約見他時的感喟：“看來決定你登臺演出是符合民心的。”

接踵而來的1989年元旦，同樣喜愛京劇的天津市市長李瑞環請天津電視臺邀請錢浩梁出演《豔陽樓》。這一錄像在天津電視臺元旦節目中播出後，各地文藝團體和電視臺紛紛請他去演出。

在不斷接到各地演出邀請時，錢浩梁仍是那麼小心翼翼。出於慎重，他總向來人要當地最高一級政府的公函邀請信，對僅是團體和單位的邀請他一般都拒絕，更不要說一些穴頭的單獨私下邀請了。倘若是義演，那麼即便組織者象徵性地給他少許錢，他也不敢要。他怕玷汙義演的神聖內涵，也怕因此犯“經濟上的錯誤”而再次失去來之不易的演出機會。而且，他每去外地演出，都跟藝校打招呼，還嚴格遵照合同，每演一場就交給藝校100元錢。同時，在每次演出前，他手持話筒幾乎都要說上這樣兩句話：“感謝大家還記得我。現在我為大家做彙報演出。”他怕涉及過去，演出的基本上是傳統戲，但觀眾們一如既往記住他的“樣板”段，演出場上的呼聲一浪高於一浪，熱切請求他來一段《紅燈記》。沒辦法，他才唱一段“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一開口，場裡場外便合成一條嗓子助聲吶唱，場面令人激動，臺上演唱者熱淚盈眶，臺下觀眾更是如痴如醉！

有人擔心，這樣一唱，早已消逝的年代會不會又被這熟悉的旋律拉回來，喚起痛苦的回憶？但是隨著年月的推移，歲月是最好的洗滌劑，可以沖淡痛苦，抹掉塵埃，學會用寬容的眼光重新審視過去所痛苦所悲哀所憎恨的年代。所以說現在觀眾心理構成已經成熟，能夠超脫“樣板戲”所存在的年代，而回味所熟悉的旋律。

對此他曾笑著私下裡對朋友說：“觀眾有個誤會，以為《紅燈記》是我的代表作，其實《伐子都》才是，可是大家不認。”

從1989年到1991年三年間，他為找回失落多年的舞臺生涯拼命奔走四方。1989年春，苦於沒有像樣的行頭(戲裝)，藝術上素來認真的錢浩梁不惜借款一萬餘元，在上海定做了行頭器械。為儘快地還上這筆借款，更促使他辛勞地往返於各地舞臺，而且常常在同一出戏中，先後分飾幾個角色頻繁上場。可是縱然錢浩梁藝術功底深厚，但畢竟年近60歲了，在疲於奔命之中，繃緊的弦終於斷了。1992年1月，錢浩梁應邀到濟南出演《龍鳳呈樣》，而且是“一趕三”，在《甘露寺》中先演魯肅，後喬玄，再在《回荊州》中飾趙雲。當戲演到《回荊州》時，58歲的錢浩梁突然感到頭暈，隨即倒到了舞臺上，在喪失知覺前的一瞬間，他遺憾而又無奈地看著幕布在他眼前“譁”地拉上了……

他得了腦溢血，1992年底，他被批准病退回京，結束了河北省藝術學校的教師生活。

據1993年3月6日《北京青年報》李彥春所寫的《“浩亮”尋蹤》一文記載，他的夫人曲素英對記者說，錢浩梁“病了一年了，目前恢復得比預想的要好，他能繞著居所步行一週，約兩公里左右，他每天除遵醫囑休養外，閒時看報看電視。電視節目中他最愛看體育節目，體育節目中他最愛看拳擊。京劇節目他是堅決不看”。莫非這是一個執著藝術的人難以重返舞臺的內心悲涼？目前住在女兒家的錢氏夫婦過著半隱居的生活，“他們除了與知根知底的朋友來往外，基本上閉門謝客，當街坊鄰居認出衰老了的‘李玉和’時，曲素英會趕快掩飾說‘他只是長得像李玉和而已’。他們不主動與人說話，別人主動搭訕，他們避猶不及，恐怕別人受牽連。他們的思維似乎還停留在20年前”。最耐人尋味的是文章末尾曲素英代表錢浩梁對記者所說的一番話：“希望30歲以上的人們忘了他們，平安度餘生是他們最大的心願。”

呵，希望別人遺忘的錢浩梁，不管是榮是辱，歷史會遺忘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