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尘先生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满清的愚民而已，很正常。

满清之所以一败涂地，被列强两次攻陷首都，主要还是国内民众都是愚民。

愚民组成的国家，是没有什么能力抵御外辱的。

早在乾隆时期，英国大使游历满清后，就认为该国不堪一击。

他认为，西方各国在拼命教育本国公民，让他们有文化有素质，成为真正的人才，挖掘自己的潜能。

国家是人组成的，只有国民强了，国家才会强。

西方近代的工业革命，其实建立在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基础上。

相反，英国大使认为满清最大的努力，就是愚昧本国民众。民众被愚弄成冷血自私的文盲，不但没有文化且道德素质低下。

他们除了对朝廷随声附和以外，只是顾及自己的生计，其余一切不关心。

满清只需要这种人民，因为不会叛乱，不会惹麻烦，任由官吏欺压蹂躏。

然而，这些愚民也是满清衰弱的根源。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舰从广州杀到天津，又从天津杀回广州，最后又到了南京。

这一路上，满清老百姓基本对洋人入侵熟视无睹，毫不关心谁胜谁负。

他们被教育为不要管国家大事，莫谈国事。

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更好了，很多中国老百姓选择和洋人合作。英国人有一个著名的中国苦力团，给钱让他们做后勤工作。

而地方上的中国老百姓，也给洋人提供包括后勤物资在内的各种帮助，帮着洋人打自己的政府。

至于对于所谓乱党，无论是最早的太平军、后来的维新派、革命党，民众态度都是相同的，就是比朝廷还恨他们。

比如徐锡麟刺杀了满清官员，被判处死刑。然而，官员的亲兵却在行刑之前，对徐锡麟施以酷刑，据说砸碎了他的睾丸。

显然，官员被杀，并不管士兵的事情，为什么会这么恨呢？

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

洋人打过来，老百姓不关心，甚至合作，那是因为洋人很强大，老百姓不敢招惹。

相反，乱党的实力弱小，又是朝廷宣传的破坏国家的人。

愚民第一害怕国家的变革，他们不知道变革以后国家可能会成为什么样子，宁可做太平犬，至少有口饭吃。他们畏惧革命党、维新派变革以后，会让他们连饭都吃不上；

第二欺软怕硬，发泄心中郁闷。

满清的行刑都是公开的，包括血腥的凌迟。这其实是一个嘉年华，一个秀场，让老百姓也充当杀人者的一份子，满足了心理的嗜血，发泄郁闷，同时不要承担责任。

第三恐惧心理。

目睹革命党维新派的惨状，愚民不敢和朝廷作对。为了不被当做革命党，愚民往往表现的比朝廷还狠，目的就是表忠心，以自保。

戊戌六君子被处死时，百姓纷纷叫好唾骂，向刽子手扔赏钱，也是顺理成章的。

在当时，满清朝廷说什么，愚民就信什么。

萨沙

老百姓是最天真的生物！！

戊戌六君子是中国古代的正面人物，他们为国为民之情可敬。

但是却不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所理解，戊戌六君子被钝刀活活砍死，死后百姓还生啖其肉，毫无疑问这是最令人寒心的事情了。

“愚蠢的”统治者不理解我也就算了，怎么为愿意为之奉献生命的老百姓都不理解我，还要往我的头上扔臭鸡蛋，烂菜叶？

鲁迅先生目光如炬，把这件事的原因归结为文化的落后，或者国民的劣根性。

他认为这是一种看客的文化，是冷漠，是无知。

但是，鲁迅的观点也并不一定全面，毕竟他是20世纪初期的人物，我们如今通过社会学等现代学科，可以进一步完善鲁迅的观点。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有互联网，有手机电脑电视机，消息传播非常得快，这大大减少了由少数人掌控一切的“信息不对称”。

让大家对很多事件都可以有更加全面和客观的了解。

而在明清时代，老百姓哪里有这些手段？

他们的信息来源非常单一，只能靠统治者或者权威人士来告知，而那些权威的人又是立场鲜明的，他们提供的信息是经过刻意筛选和扭曲的。

老百姓当时不喜欢戊戌六君子，是因为统治者通过种种方式让他们误解了戊戌六君子。

他们用一系列的罪名，比如“误国”、“惑众”、“反叛”等名义来污名化他们想污名的人。

因为他们掌握着话语权，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普通的老百姓很容易就被他们蛊惑了。

这实际上就是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如果让他们直到戊戌六君子真实的动机，他们还会这样吗？

老百姓不是不讲良心，包公为他们做主，他们就奉他为青天大老爷，海瑞廉洁，他们就为他建祠堂。

而当他们得知袁崇焕“叛国”，戊戌六君子要“叛逆”的时候，他们怎么能不愤怒？

简单地认为中国人从来就是有劣根性的，认为中国文化是落后的，这其实难免有武断的嫌疑。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其实都有不足之处，也有其领先之处，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是完美的。

我们在看到那些“冷漠的老百姓”的时候，也不应该忽略了中国为什么一直到不乏袁崇焕，戊戌六君子这样的人。

历史怪诞说

悟空问答，有问有答，且听大狮白话几句。

戊戌六君子被斩杀菜市口，为何百姓不予同情，反拍手叫好，甚至于向负责行刑的刽子手扔赏钱呢？
说到底，都是愚民思想作祟。

杀头这种事情对于一个愚昧的草民来说只当看了一场热闹，至于杀谁他们一概不管，总之不是杀自己或杀自己的亲人，他们一概漠不关心，反倒因为离得远看的不真切而烦恼。

向刽子手扔钱，这是明清两朝历来的传统，在斩首或凌迟某某犯人之前，官府会提前贴出告示，写明某某日某某时在某某地点正法某某人，凡是听到消息的百姓会提前找有利地形，以便于可以近身观看血腥的画面，而后品头论足，事后到处炫耀吹嘘。有些人会将提前占据的有利地形卖给有钱人，从中赚取一定好处。

行刑过程之中，刽子手故意慢悠悠行刑，为的就是讨赏钱。为了让刽子手快点动手，有钱人便投掷钱财，刽子手见钱之后，才开始动手。

杀的好，一刀而过，有人接着赏。杀的不好，一刀没死，则叫“倒好”。

若是凌迟，刽子手则得赏钱更多，那些被割下来的碎肉会当场售卖，购买者拿回家中，用瓦片焐干，据称磨成粉后可治烂疮或疟疾。

在愚民眼里，才不管你是什么君子不君子，他们看得是热闹，只管杀的好不好看，够不够过瘾。至于图强，至于变法，至于维新，这对老百姓来说是陌生的，是令他们恐惧的名词。不安生过日子，反倒撺掇皇帝干这些大逆不道的事情，活该你挨刀。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些人是该死的。百姓只管今天的豆汁浓不浓、今天的卤煮味儿好不好，三顿饭辙还有没有着落，大清国如何变，他们管不着，想管也不够格。

有人或许要如鲁迅先生一样唾骂这些大清国的子民，其实这也怨不得他们，大清对他们怎么，他们也就对大清怎么。大清国也不草民的国，就如茶馆中常四爷说的那番话“我爱大清国，可特么他不爱我啊”。

大狮

我是老威，我来回答。

这一切都是源于法家治理的三民政策：愚民、弱民、疲民。

历代中国王朝，都是儒法并用，杂之以帝王之术，外表为儒家，提倡道德，但实际上用的都是法家，法家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君王至上，维护君王的绝对权威。

那要如何维护这个权威呢？法家提出了所谓的“三民主义“：愚民、弱民、贱民

愚民

商鞅就曾经提出：

意思就是，如果政策是老百姓所厌恶的，那么人民就会变弱；如果政策是老百姓所喜欢的，那么人民就会变强。人民弱则国强，国强则人民弱。

所以，法家思想，在集大成者韩非子那里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上尊不侵，法为专制。

在政治上施行种种法术，管控官吏，而在民间，则施行“三民主义”。

对于愚民，法家是这样做的：

这是商鞅的观点，他就认为要让人民愚钝，没有兴趣去搞学问，人民就会专心务农。

在韩非子的《五蠹》篇中则是这样说的：

意思就是如果老百姓都谈论法治，都读了商鞅和管仲的法学之书，那么那些种地的农民就会天天谈论法制，而没人去种地了。

就是说如果人人都喜欢讨论军事吗，家里都藏了孙子吴起的兵法，那家家都会谈论兵事，那么当兵打仗的人就会少了。

因此，当君王的要烧书，要使人民愚昧，人民越愚昧那么社会就越好控制。除了农学、医学书，连法家自己的书都要烧掉，不让老百姓读。这些书只留给君王和大臣去读。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言论自由，而是文字狱，文字狱从秦始皇开始就有了，如“焚书坑儒”，到了清代做的最绝，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诗句就要人的命，同时官方编修书籍，如明朝的《永乐大典》和清朝的《四库全书》都是阉割了文化，把各类书中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留下或者修改，只保留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

由于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如此，到了清代末期，也就是戊戌六君子被杀的时候，满城有几个是明白人呢？

弱民

在韩非子的《说疑》篇中，曾这样说：

也就是说，韩非子认为禁止民间的奸佞的方法，最好是能够消除人民作奸犯科的心，其次是禁止言论，最次是禁止其行为。

如汉武帝时期就有腹诽之罪，意思就是说我认为你虽然嘴巴上没骂我，但是你心里在骂我。

就是说，父母都有算计自己孩子的心，更何况是君王和官吏呢?人民只服从于权势而不服从于仁义，所以君王要有权势，要使人民服从于君王的权势。韩非子又进一步提出：

就是用法术来遏制取代人性，用懂法术的官员当人民的老师。

这就使得千年以来，人民逐渐地服从于权威而不是一些基本的道德，当他们看到戊戌六君子被砍头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是血淋淋的人头，而是觉得非常爽，觉得朝廷的权威非常大。觉得这些人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挑战朝廷的权威？

贱民

商鞅就认为：

就是说，如果民众有荣誉感，就会鄙视当官的。所以要让民众觉得自己猪狗不如，这样他们才会尊重官员，尊重朝廷，尊重君王。

商鞅又进一步提出：

意思就是如果百姓富裕了，就不会在意朝廷给的赏赐。只有让民众觉得自己很卑微，民众才会在意官府赏赐的爵位，民众都变得很贫弱，才会尊重官员，都很贫穷，才会在意朝廷给的赏赐。

所以，千年以来民众一直被当做贱民来对待，被教育，到了戊戌六君子被杀的时候，他们毫不在意这些人做了什么，他们只在意官方的权威，只觉得官方是对的。

总结

正是因为法家这个万般邪恶的思想在秦代开始就逐渐成为了历朝历代的统治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打磨，最终把我们整个民族变成了一个充满了愚民、弱民和贱民的社会，而在戊戌六君子的时代，这个局面没有被打破，所以当时的民众只相信朝廷，不看这些人做的对不对，只是觉得把他们杀头看着很爽。

所以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是老百姓帮他们搞后勤，当带路党了。因为这种思想的治理下，民众只服从于权威，你大清被八国联军打跑了，八国联军就是权威，民众没有荣誉感，不觉得自己是大清的子民就很荣耀，没有这种荣誉感自然人家来了就当做来了新的主子而已。

正因为法家这种思想长期“教育“民众，使这些观念的根深蒂固，造成了百姓看到戊戌六君子被杀而纷纷叫好甚至向刽子手扔赏钱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

老威观史

原因很简单，因为老百姓对康党的态度，一是恨，二是不熟跟着瞎起哄而已

“康党”是当时顽固派给予维新派的蔑称，由于思想作为上的分歧，顽固派对于维新派的态度很差，而维新派一不讨好顽固派，二不结交中立派，三不团结底层百姓，只靠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来做事，才导致了轰轰烈烈地维新变法才一百天就夭折了。

至于为什么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场被杀，这本来是一件痛心的事，可当时在场的民众无一不叫好，甚至还有人给赏钱刽子手，认为六君子死得好呢？

我们来看看维新变法中，维新派得罪了多少人

除了顽固派之外，维新派得罪的人极多，变法的条例中有不少是急于改造民生，想着在外表上和列强比肩，至少门面功夫要做好。像“整顿街道”条文，下令禁止在前门大街设摊贸易，把北京城所有摊贩赶到西河沿，连正常做生意的店铺都不许挂招牌，违者打屁股。

要知道我国目前也在致力于清理城市仪容，也有过驱逐商贩的行动，结果呢？城管和商贩水火不容，轻的就毁坏公物，重的还出过人命案子。整顿城市不是不能做，但这需要时间，可维新派不切实际，想着把欧洲近百年、日本近三十年才成功的变法，最好是今天早上下令，晚上就完成的速度完成。

如此急躁的做法自然容易引起冲突，虽然在皇帝的支持下，商贩们不会明目张胆地说话，但对于“康党”是绝对不会有好印象的。

正如一个典吏所说：“妙峰山四月十八冻死百余人，其兆甚凶。皇帝前年信用康有为，无故地要变法，我们的铁桶江山都要叫他搞坏了”，而和康梁走得比较近的张荫桓被捕，游街时百姓大喊：“看大奸臣”。仅仅是和康有为走得比较近的人，都被百姓打入“奸臣”一派，何况是六君子。

其实六君子中，康广仁是最冤的了，他没有做官，也没有插手变法事务，仅仅因为是康有为的弟弟而被杀，但即使这样，民众对其也毫无同情之心，把六君子斥为“乱臣贼子”，还有传“康有为进红丸毒害皇帝”的张冠李戴谣言，可见当时民智未开，接受不到新思想。

康梁等人也看不起底层势力，他们认为国家的强盛和这些贩夫走卒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没争取过民众的力量，而是大力发展欧式教育，和传教士在一起讨论变法，完全排除了那些“微如蝼蚁”，其威力却能造成星火燎原之势的“贱民”。

所以康梁等人虽然是为了国家富强而呕心沥血，可脱离了民众，急于求成，最终导致民心尽失，几乎没有一个百姓认可维新变法，而是把他们当成是卖国求荣的狗贼，甚至在八国联军入京之时还流传着“康有为带兵报仇”的谣言。

作者/一贰一橙：天文地理，一概不懂；古今中外，都靠瞎掰，主要百度，然后乱编，喜欢点赞！

一贰一橙

所谓戊戌六君子，即：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以及康广仁。当他们被处死时，为什么老百姓纷纷叫好唾骂呢？

第一，清末的百姓比较愚昧。

明朝实施八股取士，民间百姓的思想逐渐被禁锢，到满清统治中国时，不仅继续前朝的八股取士，而且实行愚民政策，大兴文字狱以摧残人们的精神思想，人们所能接触到的无非就是四书五经上的内容，并且也只能相信四书五经上的内容，所以清朝的百姓自然就变得比较愚昧，有此做法不足为奇。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可以分为三种：先知先觉者、后觉者、不知不觉者。

戊戌六君子勉强属于先知先觉者，而清末愚昧无知的百姓则属于不知不觉者，如鲁迅先生所言：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

第二，受清政府的公信力的影响。

历朝历代的君王，都宣传君权神授，古人敬畏神明，因而就把对神明的敬畏之心转移到对皇帝的敬畏上（皇帝宣传上天之子）。加之清朝的百姓都很愚昧，于是就造成了一种结果：政府说什么，百姓就信什么！

清政府说戊戌六君子是乱臣，说他们要叛乱造反，要让山河动荡，百姓信了！他们下意识就认为戊戌六君子是坏人，所以政府处死坏人，百姓纷纷叫好唾骂，并向处死坏人的刽子手扔赏钱，自然也是极为正常的事情。

第三，老百姓的消息闭塞。

简单来说，就是当时的老百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戊戌变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只局限于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自然，下层的老百姓也能从小道消息得到一些情况，但却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戊戌变法本来是件好事，可惜，因为宣传不到位，百姓不知道、不认可，最终就出现了老百姓对戊戌变法喊打喊杀的局面。

第四，戊戌变法损害了百姓的利益。

老实说，即便没有慈禧的干涉，戊戌变法也很难成功。实际上，戊戌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下层百姓的利益，例如，维新派人士提出要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被裁掉的官员大部分是底层官员，后者因戊戌变法而被裁掉，自然就不认可戊戌变法。

再加上基层的官员和百姓比较贴近，受下岗的基层官员影响，百姓也是反对变法的。

另外，戊戌变法太急躁了。

在短短的103天中居然颁布300多道谕旨，平均每天三道，百姓不知所从，困扰愈盛。

最关键的是，戊戌变法中出现了许多极度不合理的措施，例如：禁止百姓在前门大街设摊贸易，将所有摊贩赶到东西两河沿岸；禁止店铺悬挂幌子，违者受重罚！还有那些“除去蒙蔽陋习”的措施，一下子要求人们改掉旧有的社会风气和人民群众的习俗。

这些都触犯了老百姓的利益，因而百姓对主持变法的戊戌六君子充满了愤恨，如今看到他们即将被处死，叫好唾骂也就不难理解。

金兔历史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这是鲁迅先生对国人国民性的深刻总结。读鲁迅先生关于国民性的剖析，就能理解戊戌六君子被处死时的遭遇。六君子周围不过是些看客，他们向刽子手扔赏钱，不过是“为了取乐和满足看杀头的快感”。

一、群众的反应从侧面证明了戊戌变法无法成功

戊戌变法仅仅持续了一百天，就以失败告终。变法的措施几乎没有一条得到落实。

我们在谈到戊戌变法的失败时，常常会说顽固力量太过于强大，而这个顽固力量一般就是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力量。

实际上围观群众拍手叫好这种现象，可悲的证明，这个顽固力量并不仅仅是慈禧那帮人，几乎可以囊括绝大多数国民。

这场变法，除了康、梁极少数人，几乎没有人支持，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因为那时候的国人都认定一条，“祖宗之法不可变”。

一场没有支持者的变法，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的结局。

二、麻木、不觉醒的国民

戊戌变法之后没几年爆发了日俄战争，国人有帮助俄国人打日本人的。

鲁迅先生在仙台学医时，看到了一部纪录片。片子里展示日军抓住了一个为俄军送情报的国人，日军在街上砍了他，围观的国人发出一片笑声。

鲁迅先生看到这一幕，心被深深刺痛了，此后他就决定弃医学文，给国民的精神做手术。

戊戌六君子被处死的这一幕，在小说《药》中可以看到同样的场景。

被杀的其实是想拯救周围的看客，然而看客只是在赏鉴，为了赏鉴，甚至给刽子手打赏。

谭嗣同希望能用自己的鲜血来拯救这些麻木的看客，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然而他的鲜血丝毫未能触动麻木的看客，他成了无意义的示众材料而被看客赏鉴。

三、两千多年专制统治下的奴性

鲁迅先生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归结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

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培育奴性的历史土壤。明清两代，这种专制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面对强权压迫，群众并没有向强权复仇的能力和愿望。他们只能在刑场上向即将死去的人发泄，寻求心理补偿。

鲁迅先生说过：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看客愚昧、没有是非之心，他们会认为戊戌六君子只是罪有应得，而自己却是幸免者。这些看客中更不缺乏因变法而利益受损的人。

戊戌变法过去一百多年了，这种奴性依然时不时会暴露出来。比如一个女孩子被侵害，有些人不去指责罪犯，反而指责受害人衣着不当。比如对专制君主吹捧的影视大行其道。比如企业里要求员工感恩。

要破除群众的愚昧和是非不分，依然任重而道远。

迷蝶梦文史社

不只是清朝如此。

比如柏林墙吧，东边号称 民主典范，西边称为 自由之地。实际上，由东向西逃跑的人不计其数，他们绞尽脑汁，甚至不惜丢掉性命，为什么？有一个记者采访逃脱的人：

这边工作不好吗？

好。

这边吃的不好吗？

好。

这边住的不好吗？

好。

那还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逃跑？

因为那边能说 不好。

能理解吗？

看处死戊戌六君子的、叫好的人，麻木，恐惧。

乌拉贝勒

要知道变法的过程就明白了，光绪一天能下十二道圣旨变法，有时睡着、睡着，忽然醒来灵光一闪，半夜爬起来拟圣旨，恨不得马上变法成为超级强国，真不知道下面官员怎么执行。变法不仅有守旧派的反对，支持变法的百姓更极少有。

那位跑路的人才康有为，为了变法，劝皇帝“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真是人才中的人才。

变法的方式有问题，先试点，让大家看到地方富裕变化，然后推广起来就容易多了。试点失败，就不能盲目推广，还可以修复挽救。全国直接变法，朝令夕改，失去公信力，搞得上下怨声一片。变则通，对国外成功的经验推广，光绪自以为是，过于激进。六君子严重搞教条主义。

百日维新很失败，失败就要付出代价！不把百姓当人，以慈禧为首的官员们吃肉，却不许百姓喝汤。大清又不是百姓的大清，百姓怎么是人。更不用提支持变法，能吃饱就不错了，哪里有什么叫思想的东西。

五道杠劳模

我们无法穿越时空进入到清朝看看，体会当时老百姓的苦难。但是看看遗留下来的老照片，看看那些穿戴是破衣烂衫，看看精神面貌是麻木落后和猥琐，可见当时的社会状况是多么的糟糕，即使当官的也不能让人耳目一新。麻木久了不觉得痛，落后久了不觉得饥寒，被蒙蔽久了是不知道什么是新世界新文化的。当戊戌六君子要搞社会变革的时候没有力量进行宣传理想社会和新文化，慈禧和一帮老顽固在虎视眈眈，宣传不到位不能唤醒民众的觉醒，也不能赢得老百姓的普遍支持，所以维新派被顽固派轻轻就绞杀了。鲁迅原本是去日本学医的，但是当他看到老百姓起哄看杀人的，他的思想转变了，鲁迅觉得拯救肉体远不如拯救思想拯救灵魂效果好，肉体再好思想不转变也是行尸走肉，只有思想转变了这个民族才有希望社会才有希望，所以鲁迅成为了语言的大师思想的大师和民族的脊梁。再把历史向前看，看戊戌六君子的遭遇，看烂菜叶脏东西扔向他们的时候，就不难理解一个民族被统治者蒙蔽多时的愚昧，也不难理解闭关锁国政策给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一个国家是不可以把命运寄托在某一个大救星身上的，要寄托的应该是一个完美的可靠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是建立在社会是人人建立的，人人都有国家的治理权和发言权，要用民众的言语权来监督公权，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不会跑偏，才会持久的兴旺，老百姓才会持久的享受和平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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