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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獵德大橋和廣州塔構成一幅美麗的畫卷。 南方日報記者 董天健 攝
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這裡有開放的經濟結構、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強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發達的國際交往網絡，發揮著引領創新、聚集輻射的核心功能。
如何推動大灣區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補，構建網絡化發展格局？日前，在廣州市社科聯、暨南大學、南方日報社共同主辦的廣州新觀察“極點帶動·軸帶支撐 優化灣區發展格局”學術圓桌會議上，來自政、學、研等領域的專家學者，從極點帶動、軸帶合作、空間格局等多個角度，為優化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格局建言獻策。
會上專家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正逐漸形成多中心的網絡化空間格局，已經是全球化格局中不可替代的聯絡點，但大灣區在朝著一體化發展的道路上，仍需要創新帶來跨制度、跨行政邊界的協調力和行動力。
●南方日報記者 周甫琦
“兩山變一山”
廣深合作輻射帶動區域發展
今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發佈，提出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在粵港澳大灣區中，廣州和深圳是較受關注的城市。“從過去很多年來看，廣州和深圳兩座城市之間競爭性要稍強於合作性。”在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可持續發展與海洋經濟研究所所長鬍振宇看來，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深化廣州、深圳兩地合作的絕佳機會，廣深在充分和有序競爭基礎上合作，將強化整個區域內部競爭力，最終會全面提升大灣區在全球的競爭優勢。
在當前的國內外形勢下，廣深將共同承擔更重要的使命。“要讓廣深這兩個高峰變成一個，來打造一個範圍更大、要素更多、輻射能力更強的產業和服務發展鏈條。”胡振宇認為，廣深之間的合作前景廣闊，包括金融、交通、科技創新等方面。廣深之間具有“科技+產業+金融”的組合發展優勢，相互合作可加速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體系。
胡振宇表示，從全球城市分級來看，廣州和深圳都已邁入第一梯隊，在全球活動中具有主導作用和帶動能力，並已經到達“涓滴效應”往外輻射帶動的節點。
無論是經濟、科技，還是文化、教育等方面，廣深這兩個城市在大灣區中的體量都非常大。
“尤其是，深圳前海、廣州南沙作為大灣區建設的重大平臺，將充分發揮其在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合作中的試驗示範作用，拓展港澳發展空間，推動公共服務合作共享，引領帶動粵港澳全面合作，形成從吸納到吞吐的格局。”胡振宇說，具體而言，深圳要通過發展“灣區經濟”，發揮深圳在“海上絲綢之路”支點城市中的引領作用，鞏固深圳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的主體地位，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樞紐城市。
站在廣州的角度來說，又該如何響應？廣州市城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黃慧明認為，與深圳不太一樣，廣州是綜合性門戶城市和歷史悠久的老城市，城市發展綜合實力較強，平衡度較高。“這就意味著，廣州首先要充分發揮國家中心城市和綜合性門戶城市帶動作用，利用在綜合服務能力、對內對外交往方面等突出優勢，為大灣區其他城市發展提供強大的發展支持。”
對於廣州未來的使命，黃慧明說，廣州要建設國際綜合交通樞紐、國際商貿中心、科技教育中心，並圍繞廣州與周邊城市融合發展，共建廣州大都市圈，重點從產業、服務、基礎設施、交界地區發展方面做好協同。尤其是要高水平建設南沙自貿片區和加快廣佛同城化，共建粵港澳大灣區核心極點。
不謀而合的是，黃慧明和胡振宇都認為，只有廣深之間動起來，輻射周邊，實現廣域的、城市群之間的均衡結構，才能充分發揮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價值意義。
東西岸貫通
珠江主航道“變窄”
如果說廣州和深圳之間的合作聯通是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南北躍動，那麼發生在珠江主航道之上的貫穿東西的交往也正方興未艾。
“珠江口東西兩岸的聯繫從未間斷。”廣東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城鄉規劃高級工程師陳洋說，從歷史發展時期來看，最早期珠三角的文明其實是孕育在西岸，珠三角近代行政區劃的變化，其實也是從西向東的變化。但伴隨著城市化的進程，珠江東岸的城市經濟開始崛起，香港、深圳、東莞正通過打通物理距離瞄準珠江西岸，構建一條東西向的產業帶。
這樣的觀點得到了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教授李立勳的認同。“粵港澳大灣區自古就是一個聯繫密切的經濟地理區域，東西兩岸、南北軸向、三大中心等基本特徵始終貫穿其中。”李立勳曾在一項研究中提出，隨著珠三角東西向交通軸線的建立、南沙等重要節點的開發建設、新的區域產業發展格局以及珠三角一體化的趨向，珠江主航道將“變窄”，東、西兩岸沿珠江主航道（環珠江口）的發展將匯合成一條聯繫緊密、區域覆蓋更廣的帶狀發展軸。
對於未來珠江東西兩岸的發展態勢，李立勳也給出了自己的研判。“藉助一系列重大交通設施特別是跨江通道的建設，一江兩岸的發展將匯合成一條聯繫緊密、區域覆蓋更廣的創新走廊。”他說，西起江門，經佛山、中山、廣州南沙、東莞，東至惠州，將形成一條橫跨兩岸的先進製造地帶，進而連接粵東、粵西，形成橫貫全省的沿海經濟帶。
李立勳進一步分析道，香港、廣州、深圳的擴散趨勢強化，擴散方向呈現多元格局。而珠江西岸擁有較為充裕的土地空間與人力資源，可以有效承載港穗深的動能擴散，發展機遇明顯。“以地理鄰近為特徵的三大經濟圈結構及其擴展版可能發生一些變化，彼此之間的滲透性、重疊性將明顯增強。”李立勳表示。
“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要建設的是一個有競爭力的能到世界上去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區域發展模式，其東西間的互聯互通成為必然。”在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副院長王世福看來，深圳、香港等城市的佈局可以說是“聲東擊西”，跨江通道、跨海大橋的修建，明顯預示著向西岸登陸的信息。
但他也坦言：“雖然當前無論是國家政策，還是區域內助力，都給了西岸發展的空間，但如果反過來更加戰略地想，一旦外部的動力釋放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西岸是不是具備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實現跳躍式發展的能力？所以，對於珠江西岸的城市而言，應同時把內生動力和外援動力結合起來協同發展，才能融入大灣區發展格局中。”
網絡化格局
共建共治共享的一體化發展
當下全球經濟處於區域一體化進程中，粵港澳大灣區也不例外。
“對比來看，粵港澳大灣區事實上是一個存在多中心的網絡化空間格局，制度勢能是其中獨一無二的優勢。”王世福舉例道，從過去港澳與深圳、東莞等城市的“前店後廠”模式，到廣州、深圳、珠海以自貿區與港澳對接，珠三角的城市發展都享受到了制度紅利。
王世福認為，在優化大灣區發展格局的過程中，最根本的還是制度創新，應把制度優勢轉化為制度合力，進一步深化粵港澳跨境跨城合作、實現共建共治共享的一體化發展。在他看來，未來在大灣區內，城市之間應保持各自的制度特徵，但在空間上應相互滲透，使制度勢能在更廣闊的區域內釋放。
空間響應將釋放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勢能。因此，王世福建議，可以以高速公路網為基礎，繼續加強環珠江口交通、跨海交通建設，突破自然邊界，加強兩岸聯繫，拓展空間縱深。同時，利用“無水港”“自貿區”等特殊“飛地”政策區的經驗，建立各類內部運行港澳制度、生活習慣的“離島”或“飛地”合作。
“大灣區內都市圈的發展形態正初現端倪。”陳洋則觀察到，無論是廣佛同城化，還是深莞惠之間的產業轉移，創新要素正圍繞都市圈組織，以廣州、深圳為雙核心的區域格局日愈深刻，周邊的佛山、東莞為接受輻射的主要地區。
都市圈是城市集聚了大量資源要素，形成規模效應、乘數效應，吸引更多資源進駐，不斷拓展自己的邊界而成。
“未來大灣區的空間規劃裡，將更加趨向於弱化點軸，強化都市圈影響，強調柔性且更加網絡化的軸線。”陳洋說，粵港澳大灣區將形成以廣佛和港深為兩大核心都市圈，並配以若干功能區塊為競爭單元，由公交化軌道網絡串聯和溝通邊界地區增長的蜘蛛網狀空間結構，並以命運共同體的方式參與到全球的市場競爭中。
城市之間的競爭，未來將主要依託和表現為空間平臺的競爭。在李立勳看來，區域交通支撐和上層政策推進下，生產要素將更方便、更密集地實現跨區域流動，空間流動明顯增強。港澳與珠三角之間、大灣區與粵東西北及泛珠三角之間的跨地空間開發將逐漸興起，並從生產領域走向創新領域、生活領域。“居民的居住、就業、休閒將可在灣區範圍內便利流動，促進大灣區從地方性（local）宜居走向區域性（regional）宜居。”李立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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