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般若多心经》

“读碑”之《般若多心经》见刊（本报2018年4月18日第15期——编者注）后，有好几位朋友提出异议，此事牵涉的问题比较复杂，非三言两语道得明白，所以一直没有回应。

首先感谢戴少华先生的批评意见，承他引述日本学者福井文雅的观点：“依据敦煌经卷及正仓院文书和唐代经录，《般若心经》在唐代并不略称为《心经》，而是称作《多心经》；法成所译大本《般若心经》亦如此。‘多’是‘般若波罗蜜多’的略称，而具有《心经》经题的经典甚多，为便于区别，遂保留‘多’字。梵文经题中有“hrdaya”一词，该词有咒文、真言、陀罗尼等义，所以《多心经》即表示‘以般若波罗蜜多的密咒为中心的经典’。”（图1）我说怀仁“佛学水平似乎有些问题”，确实孟浪；但我对《集王圣教序》附刻《心经》的解释，立场并没有改变。

图1 唐《崔茂宗墓志》中有“诵多心经”句

《圣教序》凡四次刻石，永徽四年（653年）褚遂良楷书，在长安大慈恩寺；显庆二年（657年）王行满楷书，在偃师招提寺；龙朔三年（663年）摹褚遂良楷书，在同州；咸亨三年（672年）怀仁集王羲之书，在长安弘福寺。前三次都刻于玄奘法师生前，唯有《怀仁集王圣教序》在法师圆寂九年之后告成，也唯有此件《圣教序》附刻《心经》（图2）。

图2 《怀仁集王圣教序》中的《般若心经》

弘福寺是贞观初唐太宗为追荐太穆皇后所建，玄奘法师从西域回国，曾在此译经，故寺主圆定提出在寺内镌刻《圣教序记》的请求，能够顺利获得皇帝允准。可以设想，无论怀仁的集字工作开始于何时，至咸亨三年落成，一定包含有纪念玄奘法师的意思在内。但按照刘淑芬教授在“玄奘的最后十年”中的观点，玄奘因为卷入政治漩涡，不仅晚景坎坷，身后葬事尤其凄凉。在如此环境下，这通《集王圣教序》的树立，自然是违拗于当时“政治风向”的举动。由此推论，既然不是纪念玄奘法师的“官方”活动，也就不可能获得官方的支持，所谓怀仁借内府所藏王羲之真迹钩摹而成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我在《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考鉴》书中已经详细举证，怀仁集字使用的“工具书”，其实是由弘文馆搨书人赵模在贞观年间制作的《集王羲之行书〈千字文〉》。利用《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来做集字碑，不改变字符大小最能节约制作成本，但太宗所撰《圣教序》和当时尚为太子的李治所撰《述三藏圣教序记》，两篇文章合计一千四百字左右，按照《赵模〈千字文〉》字体大小集字，所占碑面较小，气势偏弱。

增加文字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好办法，所以与《雁塔圣教序》相较，集王碑在太宗《圣教序》后，多出了这样一段文字：“朕才谢珪璋，言惭博达，至于内典，尤所未闲。昨制序文，深为鄙拙。唯恐秽翰墨于金简，标瓦砾于珠林。忽得来书，谬承褒赞，循躬省虑，弥益厚颜，善不足称，空劳致谢。”《述三藏圣教序记》后，也多出一段：“治素无才学，性不聪敏。内典诸文殊未观揽，所作论序，鄙拙尤繁。忽见来书，褒扬赞述，抚躬自省，惭悚交并。劳师等远臻，深以为愧。”

这两段文字其实是玄奘收到《圣教序记》以后，分别给太宗和太子李治上谢表，所获得二圣之批答，谢表与批答都见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按常理，《集王圣教序》完全可以把玄奘法师的两份谢表附录在批答之后，不仅满足增加字数的愿望，文气也更加顺畅。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应该如刘淑芬老师所揭示者，玄奘法师已经成为朝廷不愿提及的“敏感人物”。

两件批答在《集王圣教序》中仅占两行，碑石留下的空白尚多；能够与二圣御笔平起平坐的，也只有“佛说”了，于是添刻小经，这也是《集王圣教序》增刻《般若心经》的重要理由之一。此经是玄奘所译，监经大臣名单便顺理成章地刻上去，不仅多占用一行位置，“润色”字样更可以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算是一举两得。另外，当年佛光王（唐中宗李显）满月，玄奘进金字《般若心经》，也见法师对此经之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