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北京的前幾年，居住在東城區的一條衚衕裡，出來到北新橋坐公交車，常常打細管衚衕經過。在衚衕深處的北京五中隔壁，有一個院落，看起來頗為破舊，門樓的瓦片上長滿衰草。院落牆上有一銘牌，顯示這是“田漢故居”。有一段說明是如此介紹他的身份（顯然是官方最終認定的）：“田漢（1898——1968），原名田壽昌，湖南長沙人，ZG黨員。是中國左翼戲劇、音樂運動組織者和領導者，戲曲改革的先驅者，傑出的劇作家、詩人和藝術活動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詞作者。”
這段看起來很平實的說明文字，其措辭和排序卻是很講究的。“左翼戲劇、音樂運動組織者和領導者”放在最前面，說明在官方那裡，這個“諡號”比其專業身份“傑出的劇作家、詩人”重要。國歌的詞作者放在最後，亦是恰當的安排，這首歌詞是他為電影《風雲兒女》插曲所寫的歌詞，在其一生的文學藝術創作中，僅僅是一次普普通通的創作。當時，對公眾而言，這是他最大的榮耀。今天能有多少人知道田漢為國歌作詞外，對他還有更多的瞭解？這也不奇怪，歷史上此種事例比比皆是，一個人的聲後之名，是要依靠大眾傳播彰顯。蘇東坡一生寫了那麼多的文字，包括政論、碑銘、遊記——也許這些他自己更為看重。可後世多數人對其瞭解，是通過他寫的“流行歌詞”，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多情反被無情惱”。
田漢出生的1898年，在長沙周邊，還誕生了好幾位日後叱吒風雲的大人物，如寧鄉縣的少奇和湘潭縣的彭總。我總覺得田漢和彭總長得像，特別是晚年，那眉眼、神色是典型的湖南山地農民的一種類型：敦實而樸直。
這個院落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擔任文化部藝術局局長、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後，組織分配給這位在文宣戰線上立下汗馬功勞的高級幹部的，以示犒賞。據說還是直接秉承周恩來總理的指示。田漢一家1956年搬進來，直到他被抓進監獄，瘐死其中。
歐陽予倩在北京的故居
離田漢故居很近的張自忠路（原來叫鐵獅子衚衕），段祺瑞執政府舊址的隔壁，還有另一位戲劇大家歐陽予倩的故居。歐陽予倩是瀏陽縣人，和長沙縣毗鄰，都是長沙府的大縣。歐陽予倩和田漢是同鄉，是好友，還是兒女親家。
歐陽予倩的獨生女歐陽敬如嫁給了田漢和第一位妻子易漱渝所生的兒子田申。兩家約定，田申和歐陽敬如若是生兩個或更多的兒子，其中一個必須姓歐陽，以承繼香火。田申生了一兒一女後，又生了個兒子，便按照約定姓“歐陽”，即現在國防大學教授、博導歐陽維先生。其實早在此前，歐陽予倩過繼了侄子歐陽山尊為撫子，並悉心培養，成為一代戲劇大師。大概畢竟是過繼的，宗法上是兒子，血緣上還是隔了一層。曾紀澤早年生的兒子夭亡，後來過繼弟弟曾紀鴻的兒子曾廣銓為撫子，再後來有了親生兒子曾廣鑾，一等毅勇侯的爵位給曾廣鑾承襲，而不是宗法意義上的長子曾廣銓。李鴻章亦是如此，四十歲前一直沒兒子，過繼侄子李經方為撫子，後來和續絃的趙氏夫人生了好幾個兒子，死後爵位（由肅毅伯晉封為侯）由親生的李經述承繼。——這便是人性，居高位、做大事者亦難超越。
田漢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歐陽予倩則誕生在瀏陽一個顯赫的文化世家。歐陽予倩的祖父歐陽中鵠是大學者，譚嗣同的老師；其外祖父是譚嗣同的另一位老師劉人熙。1901年，他隨祖父到北京讀書，曾經跟曾宗鞏先生學習英文 。1902年，進入長沙經正中學；是年冬季，前往日本東京，進入成城中學。1903年，畢業於成城中學。他先後在日本的明治大學學習商科，在早稻田大學學習文科。這樣的家世和教育背景，是田漢很難企及的。1907年歐陽予倩開始演藝生涯,加入春柳社。1911年回國，加入南社，並組建春柳劇場。他是中國現代話劇當之無愧的開山鼻祖之一。
歐陽予倩比田漢大9歲，在戲劇圈的資歷也更老，可謂田漢的鄉前輩。但田漢後來居上，其活動能力和對政治的熱情遠非出生舊官僚家庭的歐陽予倩可比。1929年大革命失敗後，上海處在白色恐怖之中，中G為了影響文藝圈的重量級人物田漢，排遣安娥做田漢的秘書。安娥後來成為他第四任妻子，陪伴他到去世。1932年田漢冒著極大的風險加入中共，從此，他是中共在國統區文藝戰線的重要領導人，是上海臨時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的成員，為魯迅戲稱的“四條漢子”之一。歐陽予倩雖然也在1933年加入“左聯”，但身份是比較單純的文人、藝術家，而田漢是組織者和領導者。
建國後，領導者和專家的分野很明白地顯示出了。田漢是戲劇界的領導，代表執政黨來管理戲劇、戲曲同行的。歐陽予倩是統戰對象，只能成為專家、教育工作者。他擔任了中央戲劇學院第一任院長，直到1955年才入黨。
有一張兩人的合影頗能反映出兩人在中國戲劇界扮演的不同角色。照片應該是上世紀50年代後期拍攝的，大約是田漢去探望親家歐陽予倩，兩人在院落裡，背後是葡萄架。歐陽予倩仍然是西裝領帶，文雅溫和的樣子。田漢則是一身中山裝，表情頗為威嚴，是領導者的樣子。
兩親家的合影
隨波詭雲譎的政治運動著一浪接一浪地開展，出現一個很弔詭的現象：組織的“自己人”受的煎熬比統戰對象尤甚。歐陽予倩活了73歲，於1962年在京去世。就算他多活幾年，活到那瘋狂的十年，受衝擊是肯定的，但不會太慘，大概遭遇和曹禺差不多。這樣一個人畜無害的舊文人，折騰他太厲害也沒什麼價值。
可是，田漢就不一樣了。他那麼早就介入了D對文藝界的領導。處在高層太久，必然會捲入複雜的人事糾葛。這樣的糾葛在政治運動中最容易發酵，成為傷人的利劍。在1959年時，作為中國戲劇界的領導人，田漢就被指責為“右傾”。1959年10月，以中國劇協黨組的一位負責人的名義整理的一份材料，如此批判田漢：
“田漢同志以中國著名戲劇家自居，以梨園領xiu自居，他的秘書黎之彥同志寫的《田漢同志雜談戲劇技巧》一文，經過田漢同志親自改的，但文首‘田漢同志是我國著名的戲劇家之一，他除了通過創作以外還經常到各地去通過評論、講演和談話推動社會主義民族戲劇’等語，田漢同志並未刪去。似乎推動戲劇運動的不是黨而是田漢同志自己。”（李輝，《田漢手抄檔案令人心痛》）
上世紀三十年代，一位山東進步的文藝女青年李女士，因為愛人俞先生被捕，走投無路的她來到上海，投靠左翼戲劇界的“大哥”田漢。田漢對她很是關照，並派自己的弟弟田沅陪她去上海郊區的“晨更工學團”工作，在上海落腳。田沅對這位漂亮的李女士一見鍾情，但追求未果。後來，這位女士去了延安，從此如一鶴凌雲，一飛沖天。
當年的關照給受惠者帶來未必全是愉快的回憶，因為各種原因，也會有當時難以與人道的委屈，只是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多年後，這個人發達了，成為文化旗手，那就不一樣了。所謂的恩早已忘卻，而那些怨懟，則因為權勢而被放大。這位女士在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仍然對田氏兄弟頗有憤恨。
這大概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田漢身陷縲紲後，就註定不會再出來了。其長子田申如此評價田漢：“我父親這個人，成也在他太重情，敗也在他太重情。”我以為這句話大有深意。
閱讀更多 十年砍柴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