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为什么有的人，书画打开一半就知道真伪？为什么有的人，书画还没打开就知道真伪？元旦假期，荣宝斋书画艺术品鉴赏与投资高研班邀请到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画研究所所长朱万章先生，为高研班学员们普及书画辨伪中的基本常识，分享书画鉴定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朱万章，四川眉山人，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明清美术研究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从事书画鉴藏、美术史研究与美术评论。
著有《书画鉴考与美术史研究》、《销夏与清玩：以书画鉴藏史为中心》、《书画鉴真与辨伪》、《鉴画积微录》、《画里晴川》、《画林新语》、《明清书画谈丛》、《过眼与印记：宋元以来书画鉴藏考》、《尺素清芬：百年画苑书札丛考》等论著20余种。
同时兼擅绘画，出版有《一葫一世界：朱万章画集》、《学·艺：朱万章和他的艺术世界》和《学之余：朱万章绘画近作集》等。
以下是朱万章先生为荣宝斋书画艺术品鉴赏与投资高研班学员们的讲课内容：
书画鉴定是文物鉴定各门类中难度最大的一类，也是目前为止无法完全依靠科学仪器来鉴定的门类。为什么说书画鉴定不能完全靠科学仪器鉴定呢？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遇到一件苏东坡的作品，如果用仪器检测的话，可以检测到它纸张、墨、印泥是宋朝的，但是不能确定这件作品就是苏东坡画的，它有可能是宋朝的王东坡、李东坡画的。科学仪器在鉴定中最大的功用是证伪，如果我们通过仪器检测作品的纸张是元朝的，很显然这件作品一定不是苏东坡画的。
记得90年代一次启功先生给我们讲课，他当时开了一个玩笑——“有的人，书画打开一半就知道真伪，例如徐邦达，别号‘徐半尺’。其实有时候我不打开书画也能鉴别真伪，为什么呢？”
当时启功先生举了一个例子，有人拿了一副岳飞的对联给他看，他还没打开就知道是假的，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对联这种形制是到明代后期才有的，岳飞是南宋末年人。通过这个例子，启功先生引入了一个话题，当我们了解了书画的形制之后，对于我们鉴定书画大有裨益。这也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书画的形制与时代判定
通过书画的形制判断时代是书画证伪的主要依据。因为书画的不同形制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如果在非出现该形制的年代发现该年代的产物，可以完全认定该书画为“伪”而不必再考察其他的因素。
联、屏
首先，我们来讲讲对联。对联还有一个别名叫楹联。楹联的出现，始于五代时期。据传当时蜀主孟昶题词于桃符版上，曰“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这可能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楹联。但这仅限于书写于木门两侧，既有驱邪之意，也有应节的喜庆之意。到明代中后期后，逐渐演变为书写在纸、绢等媒介上的书法对联。目前所见这种对联最早的为明代后期人所书。
下面这件作品是明代后期一个叫德清的和尚写的行书五言联，这也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一副对联。也就是说，如果哪天你在市场上碰到文征明、唐寅或者文天祥等人的对联，那一定是假的。
明·德清《行书五言联》（广东省博物馆藏）
下面这副对联是晚明著名人物画家陈洪绶写的一副对联，这是晚明非常流行的一种形制。
明·陈洪绶《行书五言联》（无锡博物院藏）
下面我们看这副对联，这是之前海关截获了一批文物，要移交给博物馆收藏。当时我代表博物馆去接收这批东西。当时我看到这幅对联后非常兴奋，拍了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例非常有趣的书画鉴定案例。大家来鉴定一下这件作品，是真还是假？
文天祥款对联
对了，假的。你们看，我们上课不到五分钟，大家就学会了如何判定这件作品的真伪。知道为什么是假的吗？文天祥是南宋末年人，那个时期还没有对联这种形制，作伪的人完全是想当然。
这件作品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文天祥《草书谢昌元之座右辞卷》，非常文气，从书风来看这和之前看到的那件文天祥款的对联相差甚远。
文天祥《草书谢昌元之座右辞卷》（部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乾嘉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形制的对联——龙门对，其特色是上款落在上联的左下侧，下款落在下联的右下侧。
清·莫友芝 《篆书十言联龙门对》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对联上的书体。明代后期对联上的书体基本上都是行书和草书，而到了清代乾嘉时期之后，书体开始变得丰富了，有篆书、隶书。为什么到了乾嘉时期以后开始出现篆书和隶书呢？这和乾嘉时期开始大量提倡碑版金石之学、考据之学有关。乾嘉时期大量墓葬出土，文人学士书法家开始临摹，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篆书和隶书的复兴，这也是我们在书体上看到的演变。
这是清代书法家吴大澂的篆书七言联。
清·吴大澂《篆书七言联》 (广东省博物馆藏)
甲骨文的出现有一个绝对的年份——1899年，山东文人王懿荣在拣中药的时候在兽骨上发现了甲骨文。因此，1899年前的甲骨文书法一定是假的。
屏条最早出现的年代，现已不可考。和对联一样，它来自于一些实用性的生活装饰。在唐代的卷轴画和敦煌的壁画中，可以发现一些作为装饰的屏风。在宋元时期的画中，偶尔也能见到一些。但作为纸绢等载体流传于世的书画屏，目前所见最早的则是明代后期。在这之后，屏风画演变成画在纸或者绢上面。这种屏风的出现即屏条画的出现，和对联出现时间大致相同的。屏的条数往往是四的倍数，比如四条、八条、十二条、十六条，我所见过最多的是四十八条。极少有不是四的倍数的，我见过十条的。
清·恽源浚《十二月花卉屏》
比如上图这十二条屏，是清代画家恽源浚（恽寿平的后人）所画的《十二月花卉屏》，现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它每一条屏都是相对比较独立的。
在画屏中，有的是构图、画意相互连贯的，我们称之为“通景屏”，如清代招子庸的墨竹通景屏
上图这六条屏它上面的图案是连在一起的，这种叫做通景屏。
无论通景屏还是独立的屏，都是明代后期才开始出现，延续至今。但到了清朝的时候，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就是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传胪张启后这四个人，他们赶上科举考试末班车，但刚刚中举不久，清政府就倒台了。
清末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传胪张启后合作的书法四屏
他们随即赋闲在家，当时的商业机构把他们四个人弄成了一个组合，一人写一件作品，成为四条屏。这四条屏成为中国书画史上有名的组合，价格要比其中任何一个人的作品乘以四还高。举例来说，刘春霖单独作品一件拍卖十万，四个人的作品按理四十万，但实则能拍到八十甚至一百万。
到了清代中后期，出现了在一个四条屏，或者六条屏、八条屏里有不同的书体。这是我们可以用来做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比如有四条屏里有篆书、隶书，也有楷书、行书，出现这样形式，就说明它的年代不会太早，一般就是晚清，不会比晚清更早。下图是俞曲园的《四体书六屏》，里面有行、楷书，有隶书，有大篆、小篆，这样的四屏我们就可以判断是清代后期之后的。
清·俞樾《四体书六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扇面
接下来再看扇面，扇面的出现比对联和屏条稍微早一些，大约明代中期。现存最早的折扇画是宣德二年（1427年）由明宣宗所画的山水人物扇面，由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这便是我们可作为判断依据的一个时间上限，扇面时间在公元1427年以前的，基本上可以认定是假的。
明·周天球、黄姬水等诸家合作书扇面(广东省博物馆藏)
明代中期吴门画派时期，有大量的书法家，他们在同一扇面上，共同创作。上图这是周天球、黄姬水等诸家合作的书扇面，这个扇面尺幅非常小，在这一平尺里，每个人写一首七言诗，基本上用的都是小楷。这样的形式，在明代中期最为常见，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基本上就见不到了。
明代，出现少量的书画成扇，笔者所见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陈道复的《梅竹图》成扇和《行书五言诗》成扇等，但总的来说，这类成扇并不多见。
清代以来的书法，开始由帖学向碑学过渡。这一时期，扇面书法在数量上并未逊色于前代，尤其是乾嘉以后，很多书画家都有过书写扇面的记录并有作品传世。从形制上，清代前期多沿旧制，和明代风格大致接近，如王铎《草书扇面》、恽寿平《行书扇面》（均藏广东省博物馆）等。在书体上以行书、草书为主。在中后期，大量出现成扇作品。一面书法、一面绘画的现象极为普遍，如金心兰与吴大澂合作的《墨梅篆书》成扇等。
款式断代
不同时期的书画家都有不同的书款习惯，通过这种署款式样，可以作为判断时代的依据之一。在作者所题款式中，一般有上款和下款之分。下款是指作者本人的名款，一般指署款；上款指受书画者名款，但不是每件作品都有上款。一般说来，多数作品都是有下款或钤印记的，一件作品没有下款它的价值将大打折扣。
署款断代
宋人的署款，一般比较简单，大多只写姓名，也有的加上图名等。一般是用很小的字写在树缝、山石或其它较为隐蔽的地方。
广东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北宋人的《群峰晴雪图》，最初被专家定为明代人作品。后来去上海装裱的时候在树缝处发现有“熙宁辛”三个残字，谢稚柳观看后认为应该是宋代熙宁年间的作品，在此年间，只有“辛亥”，因此此作应该是作于熙宁辛亥年，即公元1071年，是一件有绝对年款的作品。据此亦可看出宋人书款的特色。
北宋《群峰晴雪图》
下面这件作品是美国费城博物馆藏宋代孙钰《仙女采药图团扇》。刚看这件作品的时候看不到署款，仔细看才可以看到“庚寅岁孙钰画”。字和松针一样大小，非常小，不认真看看不到署款。
宋·孙钰《仙女采药图团扇》（美国费城博物馆藏）
下面这件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郭熙《早春图》。
宋·郭熙《早春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代的文人画较为兴盛，所以款式基本上是诗、书、画相结合，这以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王蒙及赵孟頫为代表，这种情况到明代中期“吴门画派”的沈周、文征明、唐寅及其传人的款式中达到极致，后来的文人画家几乎都沿袭了这种传统。
下面这件作品是元•倪瓒《水竹居图轴》。文人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诗书画印结合，这幅画上有倪云林的题的自作诗。
元•倪瓒《水竹居图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明代早、中期的不少画家书写款式都比较简单，有不少只署穷款，或只署姓名。明代的职业画家的地位较宋代有很大的提升，明代的职业画家有很高的职业待遇，他们可以在宫里任职，有官衔，享受相关的政治待遇。这一时期，职业画家的题款一般是题在画面的中心位置，或者画眼的空白位置。例如这幅林良的《松鹤图》，它的题款在两只鹤的左侧。林良的署款有着非常明显的个性特征，林和良之间他不会连笔，“林”字左边的“木”比右边的“木”要肥胖、矮小，如果你看到“林”的两个“木”长短粗细一样，那么它肯定是赝品。
明·林良《松鹤图》（广东省博物馆藏）
这件作品是明代吴伟的《寒江独钓图》。一打开这幅画就可以看到这件作品的署款。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特征。吴伟也叫“吴小仙”，我们可以看到“小”字是由三点构成，这也是吴伟署款非常典型的特征。
明·吴伟《寒江独钓图》（广东省博物馆藏）
这件作品是明代画家张路的《赏月图》。这幅画有两个中心点，一是月亮，一是高士。画家将署款放在月亮旁边，可见当时画家的自信。
明·张路《赏月图》（安徽省博物馆藏）
一些宫廷画家习惯署上自己的官衔，如“武英殿待诏泷西边景昭写”、“武英殿直锦衣镇抚苏郡缪辅写” 、“直武英殿东皋胡聪写”、“锦衣都指挥周全写”、“锦衣都指挥刘俊写”，这和宋代院画的书款方式是大相径庭的。
这种款式一般是直立一行，所以又被称为“一柱香”款式。
在明代早期的书法中，也有不少的书款是落上官衔的，如“正议大夫资治尹兵部侍郎于谦书”（《楷书题公中塔图并赞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上款断代
我们目前所知道最早有上款的作品是元代，但是数量不多，见到的机会也不多。明代中期以降，开始出现了一些有上款的书画，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双款”。明人的书画中，喜欢先写上自己的款，然后再写上款，以表示谦虚，这种情况在明人的书扇中尤其多见。此类书款模式最晚在清初的一些作品中还能见到。再晚以后，就不易见到了。
这件是明代仇英的《桃源仙境图》，署款写的是“仇实父为怀云先生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画家的名字在前面，上款人的名字在后面。而且画家的名字比上款人名字低，最多也是平行，这也是一个礼节。
明·仇英《桃源仙境图》绢本设色 175x66.7厘米（天津博物馆藏）
这个题款看得更清楚，唐寅的“吴门唐寅为叔高画秋声图”（《秋声图》卷，日本泉屋博古博物馆藏），这是典型的明代中期的署款形式。这个题款中“画”是简体字，其实我们可以留意到明清时期很多“书”“画”都是简体字，其实我们现在的简体字是从古人的行草书中演变出来的。
唐寅的“吴门唐寅为叔高画秋声图”（《秋声图》卷，日本泉屋博古博物馆藏）
看到下面这件作品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判断这件作品的年代是明代中期。“徐贲”二字比“易道禅师”低两格。
明 ·徐贲（1335-1380）《山水》（无锡博物院藏）
明代后期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画家的名字写在落款的后面。这是一个缓慢的演变过程，悄悄的改变。从明代万历年间到崇祯年间开始转变，其间会有一些交叉，看到这样的一个署款我们就可以将之定位明代晚期。
明·顾见龙《祝寿图》，绢本设色，197.7 x96.4厘米，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明代后期直到清代康熙年间，在上款中习惯称“词学”、“社长”、“社学”、“社兄”、“辞丈”、“词丈”、“词盟”、“词宗”、“词兄”、“词坛”、“盟兄”、“盟翁”、“道翁”、“道兄”等，这是和当时文人喜欢结社、结盟，各种社团层出不穷密切相关的。
下面这件作品是张宏的《秋塘戏鹅图》，题款写的是“己巳为兴参词兄写，张宏”。因此，我们很快就能将这件作品定位为明末清初。
张宏的“己巳为兴参词兄写，张宏”（《秋塘戏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
到了清代乾隆、嘉庆以后直到民国时期，很多书画家在书写上款时习惯将两种称谓一起并署，这种称谓是判定清代书画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件宋光宝的《花卉草虫》册的落款——“仁兄”“大人”。
清·宋光宝《花卉草虫》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这件曾国藩的《行书七言联》的落款——“尊兄”“大人”。
曾国藩《行书七言联》（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赵之谦的《牡丹菊石图》的落款——“公祖”“大人”。
赵之谦的“瑟斋公祖大人正画，同治九年夏四月治会稽赵之谦”（《牡丹菊石图》，广东省博物馆藏）
建筑断代
为什么说建筑的断代对书画鉴定很重要呢？其实建筑物也是鉴伪的重要标志。例如，宋代的城门全部都是方形的，而明代城门是拱形的。很多电视剧经常会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宋朝的军队从明代的城门冲出来。
这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局部）。
明人《仿清明上河图》（局部）
接下来我们看建筑鸱尾（吻），宋代的鸱尾是朝内的，清代的鸱尾是朝外的。明朝人可以画宋朝的东西，但宋朝人不可以画明朝的东西。我们现在的人可以穿宋朝的服装、可以穿明朝的服装也可以穿清朝人的服装。
这是宋徽宗的《瑞鹤图》，我们可以看到鸱尾都是朝内的。
宋徽宗《瑞鹤图》（局部）
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北京宫城图轴》。
明·无名氏《北京宫城图轴》，绢本设色，169.5x100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是大英博物馆藏的朱邦的《王宫图》。
明·朱邦《王宫图》（大英博物馆藏）
中国古代建筑是由柱子支撑的，各个时期柱子下方的石础形状不一样。清代的石础呈鼓状，宋代的石础呈倒脸盆状。
了解了一些文史知识，不仅对书画鉴定有帮助，出去旅游也可以增加不少谈资。其他的断代依据：科举、服饰、民俗、时尚、政治、军事、重大历史事件、避讳……都是非常重要的依据。
辨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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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新编。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会经常接待一些“持宝者”。我曾接到过一个收藏家打来电话，说其祖父是民国政府某要员之随从，曾追随国民政府从北平将故宫重要文物南迁。文物抵达南方时，其祖父开小差，将其中一件宋画偷了出来。后来历经数次政治运动，他们都视此画为生命，千方百计保护下来。直到今天，其祖父、父亲均已不在，而他成了这件作品的“持宝者”。近年来书画拍卖市场如火如荼，他遂动心，准备将此画拿出来变卖，或者有偿捐赠给博物馆，再或者以一个亿的“低价”转让给私人或国家。
一般听到此类故事，我们第一感觉便是：故事新编。后来，“持宝者”执意要拿来看，只见外包装上有“国立故宫博物院”大印，还有国民党军队的番号。但其钤印和外壳粗制滥造，一看便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产物。
包装盒它中间全部贴了封条，没有打开过。我看到这个包装就知道这里犯了很多常识性错误。故宫南迁的时候，是用大箱子装的，从来没有过这种包装，单个的作品是用布包起来，为了运输的方便，包括像瓷器之类的，都是用泡沫纸密封好，放在箱子里面。箱子就算从几米高的地方扔下去再弹起来，里面的东西也不会受损。
当时文物南迁的行动是秘密进行的，上面还写上“押运部队七十二军”，这显然不合理。
最离谱的是上面写了“南京——台湾”。当时蒋介石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最终会运到哪里去，何来从南京运到台湾？
打开这幅画看了后，其实这幅画跟马远一点关系也没有。品相一看就是在潘家园市场几块钱、几十块钱就能买到的东西。随即我告诉他这幅画的年纪还没有他的年纪大，根本不可能是从祖父那里传下来的，究竟是哪里来的？
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他某一天吃晚饭散步在路边地摊买的，正是因为他有一点基本的历史知识，知道国民政府在那个时期是文物南迁了，看到这个包装他便以为是捡到国宝了。那个卖“文物”的人给他编了这个故事，后来他为了能得到我的信服又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他说当时对方开价两千，他还价二十，最后五十成交了。我跟他说，要是接下来有人出50元，你赶紧出手……
【说明：文字根据朱万章讲座现场录音整理，未经原讲者审阅，文字有删减。】
（著作权属演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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