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碑帖，我虽不能尽详其美，但绝大多数都是见了顿生欢喜心的。有一个人的作品例外。他就是元人杨维桢。说实话，有很长时间我费尽心力，苦思冥想，却怎么也无法从他的书法中，读出几多美感来。
如果那时候，有“丑书”的说法，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一顶大帽子，咣当一声扣在他的头上。
杨维桢《真镜庵募缘疏卷》 纸本，行书，纵33.3厘米、横278.4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好的书法不外乎技法纯熟，格调高雅，气韵生动，特色鲜明。
书法如人。年轻时识人，多重外表，中年以后识人，更重内心。
秀外慧中固然人见人爱，而外丑内美的的高人却非常人能识。
在元朝，赵子昂就是秀外慧中的书风代表，他以一人之力横扫南北，一统书坛。言必谈王羲之的时代，杨维桢以一笔“丑”字异军突起，竟然也牢牢地占据了书法史一席之地，岂不怪哉！
元朝只有一种赵子昂的二王复古书风，显得过于单调，没有杨维桢的搅局，元代的书坛就不完整。
一位大师的艺术对立面，一样会走出另一位大师。和赵子昂对着干的杨维桢，确实干出了自己的名堂。
在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有豪放，就有含蓄；有冲淡，就有纤秾；有绮丽，就有自然；等等。艺术的美，向来不是只有一条标准。
杨维桢显然走的不是寻常路。他以无招之招，无法之法，一支秃笔，左刷右抹，终于把自己炼成了一代宗师。
他哪来的这么大胆子？细细地帮杨维桢捋一捋，他竟然如此底气十足。
一、书读得多，一肚子学问。
杨维桢的老家在今天的绍兴诸暨，父亲在铁崖山上建了个万卷藏书楼，杨维桢少年时，他父亲把他送上藏书楼后去掉梯子，用辘轳送饭，如此读书5年。加上他小时就颖悟过人，能“日记文章千言”，五年之后，杨维桢已经是满腹经纶了。
二、诗文俱佳，为元代诗坛领袖。
有学问充其量当个学者，可杨维桢还是个大作家，在诗、文、戏曲方面多有建树。他的古乐府诗，既婉丽动人，又雄迈自然，史称“铁崖体”，极为历代文人所推崇。有称其为“一代诗宗”“文章巨公”。基本是是泰山北斗式的人物了。顾瑛的昆山玉山草堂雅集五十多次，杨维桢一直是主盟人物。
三、通音律，喜欢吹铁笛。
杨维桢于音乐的造诣也极深，特别是善吹铁笛，其“铁笛道人”的别号即因此而来。铁笛可是大有来头，相传古来隐者、高士善吹此笛，笛音响亮非凡，有穿云裂石之声。古人有诗云：“铁笛一声吹雪散，碧云飞过岳阳楼 。”
四、不畏权贵，爱谁谁！
杨维桢对出身贫贱而有才德的人，礼之如师父；对无才德的人，则即使是王公也白眼相对。势力极大的张士诚占据吴中之后，江南名士竞相投靠，只有杨维桢请都不去。杨维桢一次去苏州，让张士诚知道了，拿出御酒专门款待杨维桢，酒喝一半，杨维桢赋诗一首：“山中岁岁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张士诚知道强扭的瓜不甜，最后放他走人。
五、有个性，客来不下楼。
杨维桢个性倔强，不逐时流。晚年住在松江（今属上海市），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
人们经常看见杨维桢清晨披着鹤氅，戴着铁冠，坐在他的小蓬台上，客人来了，他既不请上楼，自己也不下来。好事者与他遥相高谈，有人拿出桃核杯请他喝酒，喝得高兴了，他就取出铁笛，为人生长短弄，旁若无人。
如此才华横溢底蕴深厚而又放浪形骸的杨维桢，笔下的书法如他为人一般，形成奇崛峭拔，狷狂不羁的独特风格，还有什么奇怪吗？
和赵子昂中和雅正的书风相比，杨维桢一反常态，直追奇古，这只有他才能干出来。吴宽称其书如“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笺，倒载而归。”他晚年的行草书，恣肆古奥，狂放雄强，显示出奇诡的想象力和磅礴的气概。
杨维桢书法能将章草、隶书、行书的笔意熔于一炉，并加以发挥。他的字，粗看东倒西歪、杂乱无章，实际骨力雄健、汪洋恣肆。
书法的抒情性在他这里得到充分的张扬。他主张诗品、画品、书品与人品作统一观，认为书品无异于人品。于此，我们也找到了他怪异书风的精神来源。
因此，观杨维桢的书法，不能以寻常的书法标准来衡量，他的字就是他的人，人奇字亦奇，有一股奇气鼓荡，这“丑书”还丑么？何况古来就不曾有过丑书之说。只有雅与俗，没有美与丑。
杨维桢的书法就如一碗酸辣汤。在世俗的杨维桢“丑书”中，我能读出一股名士派头儿，一位学富五车，诗情万丈的文宗，如何的倔强而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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