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24日（農曆臘月初一），我出生在天水市麥積區三岔鎮黃龍村4組的一戶農民家庭。
一、被爺慣“壞”的孫子
兒時的記憶，大抵都是3歲以後的事了。
最早的記憶，莫過唐山大地震（查資料發生在1976年7月28日 凌晨3點42分）。依稀記得大半夜、下著瓢潑大雨，父母抱著我撐著傘在院子裡齊膝蓋的水裡站到天亮，那時我自然不知道什麼是地震，只覺得包括我在內，所有的人都很害怕。
我這一家人，經歷非常坎坷。爺爺中年喪妻，續賢后父親成了繼子，作為長孫，我是這個家庭傳宗接代的希望，自然備受寵愛。
我想吃個柿子，爺爺就把我架到脖子上滿村子找人家要柿子吃。爺爺說：“娃想吃個柿子哩，把你家的柿子給我孫子買兩個”。那時候農村都很淳樸，少有買賣的習慣，自然被女主人一番拒絕：“看您老人家說的，要吃我給你房上拾一籃子提回去讓娃吃去，還要啥錢呢啥？”至今記得爺爺一手扶著脖子上的我，一手提著籃子回家的情景。
按現在的話說，爺爺比較有經濟頭腦。那時候，他經常帶著我從附近幾個生產隊的蘋果園、桃園或者梨園裡收上一揹簍蘋果、桃子或梨爬火車去北道（現叫麥積）賣。其實那時候算是“投機倒把”哩，經常會碰到被“市管會”（大抵就是工商局吧，彼時絕對沒有“城管”的。）或車站執勤的“紅袖標”（爬貨車，沒錢買票）給沒收的情形。但絕對沒有打罵，水果沒收，把揹簍還要還回來。但凡有一次成功地把水果背到市場上賣掉了，那就是我最開心的事了：二馬路人民食堂的包子，二兩糧票加一角錢一籠，簡直香死人了。爺爺把包子端過來，同時要一碗免費的麵湯，他只吃一個，就抱怨包子不好吃，就顧自喝麵湯去了，而我自然飽餐一頓。現在才明白：哪裡是包子不好吃，明明是爺爺捨不得吃啊。吃完包子，一馬路、二馬路邊上2分錢一杯的汽水，有紅色的、綠色的、黃色的，簡直太誘人了，怎麼也得喝上兩三杯。這樣下來，一揹簍水果掙到的價差，就被我打了牙祭了，但是爺爺比喝了蜜還高興。
爺爺對我的溺愛，簡直到了偏執的地步。記得有一次早上吃飯，我在挑鍋（一種支在火盆上的鍋，冬天可以邊加熱邊吃）裡挑菜吃，小孩子麼，整個人站在炕上，爬在鍋上挑好吃的菜，以及鳳毛麟角的肉。父親多次制止我，要我坐下，有爺在，我自然不怕他，就沒理會。結果父親的暴脾氣，一巴掌就把我扇到了炕頭下去了。我倒是沒啥事，可更爆脾氣的來了：爺爺撈著火鉗就朝父親頭上砸，父親跑下炕，連鞋子都沒顧上穿就朝院子裡跑，爺爺氣得把挑鍋砸向父親，最後連火盆也端著扔到了院子裡。爺爺喘著氣罵：你打我來，你打我孫子，我就跟你玩命哩。現在能理解父親遇上這樣一位父親的無奈，也特別狠當時的我，為什麼這麼不懂事，把一家人的早餐、還有挑鍋、以及爺爺用來喝罐罐茶的火盆給毀了。
在同齡人中，我時常不缺零花錢。不光用來買糖吃，還買了不少學習用具，上小學前兩年，我已經用攢的零花錢買了幾十支鉛筆和書包了。爺爺自小給我講上學的好處，還給我背《三字經》，講十二孝的故事。
上小學後，正趕上農村“包產到戶”，家裡一下分下來幾十畝地，還有耕牛。地要務，牛一年四季得吃草。所以大多數同學都回家放牛去了。與父母的意識無關，與學費無關（三毛錢的學費，我的零花錢都夠交了），結果是到小學畢業時，一個班將近50人就剩下10個人了。好在我小學品學兼優，又有爺爺的鼎力支持，所以沒有像大多數同學一樣，中途輟學為家裡幫忙種地。
二、浪子回頭
許多同齡人回憶起那個時代，說吃不上白麵，頓頓玉米麵、高粱面什麼的。而我，自記事起，白麵還是隔三差五吃著呢，而且還經常拿我們家的白麵饅頭去跟別的同學換包穀面釘靶子（就是發糕），因為包穀面釘靶子吃起來是甜的，而且鍋吧的那一邊我覺得更好吃。
小學四年級左右，父親就開始做小生意，而後逐漸做大。我們家成了北道東路少有的幾個“萬元戶”之一。初一時，家裡買了飛鴿牌自行車，我就騎著自行車上學了。那個時候，全村的自行車不超過5輛，而且有的人家有車也不會給小孩子騎著上學的，精貴啊。
上初中後，父親經常在外忙生意。我每週大抵有5元的零花錢，好多哦，當時我們老師的工資一個月也才28元。錢拿上幹嘛呢，買學習用具是自然。小街上吃涼皮子，買瓜子，偶爾還給其它同學買個煙抽（我自己不抽）、買個啤酒喝（我自己也不喝），再不行就請全班的人吃冰棍。那時賣冰棍的自行車上馱個白木箱，裡邊捂個白棉被，棉被下面就是冰棍（就一種，白糖的）。一支冰棍2分錢，我一次性請全班的同學吃。哎呀，那場面，一箱冰棍兩分鐘就完了，所以賣冰棍的大叔最喜歡我了。
在學校，有位老師經常爆粗口，訓斥學生，而且有意無意的就罵人家家庭或者連整村的人都帶著罵。有一次上午上語文課，因為我村的某個同學回答問題的事，他就罵他，同時罵我們村，“黃龍的石頭楞楞上出來的這些東西，一個比一個硬棒？”我就不服氣，下午一上學，就去找他論理：誰犯錯誤你罵誰，打也行，但總不能連人家全村人都帶上罵吧？結果，此事被他在下午的語文課上大肆渲染，說我踢開他的房子門，手指著他的鼻子，罵他小心著，云云。從此，我在那個中學出了名，連後邊好多屆的學生都在傳，說我當年在學校如何如何和老師做對。相信大多數人是相信老師的話而不會相信我的辯解的。天地良心，時至今日，我仍然是洗刷不了這個“莫須有”的罪名的，不過，我不怪那位老師，一個初中文化水平的民辦小學老師，因缺師資讓他給初中學生代課，著實為難他了。
後來，父親在做販運木材的生意時，被河南周口的木材公司所騙。幾車皮的木材發過去，對方連個收條都沒打下，就把貨拉走了。後來人家拒不支付貨款，就打官司。因為證據不足，官司也沒打贏，就把父親多年的積蓄全部賠光還舉了債。此後大概有一兩年時間，父親一蹶不振，成天矇頭睡覺，不再外出做生意了，也不幹農活。家裡所有的大事小事，都由我和母親來承擔。就在那時，我學會了撒種子、耕地、割麥子等所有的農活。現在能體會父親當時奔潰的心情了，可當時我心裡不知默默罵了他多少次“懶漢”。
我的轉變，似乎就從那時開始了。一下子感覺到了自己肩頭的壓力，自己要撐起這個家的責任。我曾利用假期去賣茶葉，從吳砦到元龍，再到北山的清水縣，推著自行車或挑著擔，走村串巷，一路叫賣。也利用假期跟著別人到鐵路工區去給人家修房子，掙學費。
總之，我的生活由靠父母到自己撐起一個家庭，發生了質的變化。
儘管家庭狀況起起伏伏，但我對學習的態度一直是很堅定的。因為我堅信一點：要想改變現狀，唯有刻苦讀書，考高中、考大學……
可是，那年初中畢業，我居然沒有考上高中，在一種莫名的屈辱和自卑中，我又復讀一年，戲稱上了個“初四”，才考上元龍中學。而和我一起從小學畢業的同學中，王奮海考上天水師範學校，我和王社龍先後考上高中，其它同學有中途輟學的，也有沒考上就放棄復讀的，總之，小學同學上到高中（中專）的，就剩下我們三個人了。
三、睡在棺材上讀高中
本來高中是要到元龍中學上的，但由於當時元龍中學教學質量差，兩個班的畢業生百十號人，一年能考上大學的不超過3個人。於是父親想託人把我轉到北道的八中去上，結果鬼使神差地進了天水鐵一中（現在交到地方後，叫天水市九中）。
天水鐵一中論教學條件在天水當地不輸於天水市一中。但當時的鐵路子弟，家庭優裕，普遍學習不好。整個學校，校風不好，打架鬥毆、甚至還有抽大煙的，在天水人送外號——“鐵匪”。由於學校面向鐵路子弟，學生都是本地人，沒有宿舍、食堂，我只能在外租房住、自己學著做飯吃。
由於家庭一貧如洗，我每週回一次家，拿上面粉、夠吃一週的饃饃，以及一籃子土豆，臨走再給3-5塊錢，就是一週的所有生活費用。
從家裡到北道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火車，一種綠皮慢車，票價一塊五，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是不買票的，遇到查票，都是“團伙逃票”。一般查票的規律是從後邊車廂順次往前邊查。我們要麼有同學從後邊借幾張其它旅客的票由一人帶到前面，發給沒票的同學，他們往車廂後段走，過了檢票崗，再把票還給其它旅客；要麼就是磨時間到下一站，從前面車廂下來，再跑到後邊車廂上去，就這樣，票就逃脫了。偶爾沒有逃成功被抓住的同學，就遭殃了，他這周的菜錢可能就沒有了，只能頓頓麵條煮土豆了。
租房子的費用大概是每間20元，我們一般3-4個人住一間，平均5-7元每人每月。而我手裡最多也就每月20元，要買學習用具、買點青菜（頓頓吃土豆也吃不下去）、還要買煤油（那時都是煤油爐子做飯）。冬天帶去的饃饃還能多吃幾天，儘管到最後凍的像瓦片一樣硬。夏天就不好過了，3天后，基本上饃饃上就出現黴點了，這時，要麼硬著頭皮吃，要麼在鍋裡放油炒一下，就沒有黴味了，繼續吃，否則早上就要餓肚子了。那時學校有一道風景，鐵路學生放學騎著自行車三五成群回家，地方學生每人手裡提著一個熱水瓶，走在馬路的一邊。因為學校水房的熱水是免費的，提回去做飯省煤油啊。
記得有一年，我們三個人租了一間平房，十五六個平米，裡邊放著房東家老太太的壽材，旁邊一間是豬圈、再旁邊一間是廁所，但價格比別的房子便宜五元。就為了節省這五元的費用，我們就租了下來。在棺材兩端架起一個比棺材高出一些的架子，上面鋪上碎木板，在木板上鋪上麥草（冬天禦寒啊），再在麥草上鋪上被褥。於是，我就在這口棺材上睡了一個學期。於是，你就會經常看到我們在門口的小煤油爐上下麵條呢，豬兒在旁邊哼哼著呢，院子裡住的十幾戶人家從我們門口路過進出廁所呢。晚上經常感覺豬兒快要把我們的這面牆給拱倒了。直到有一次父親去看我，很心酸地要求我無論如何要換一個房子，我才搬離那座房子。
彼時，鐵路學生有四條路：考技校、接班、參軍和考大學。大多數學生考大學是無望的。我們高一有三個班，鐵路學生一邊上高中的課程，一邊複習初中的課程。每次中考，就有考上技校的同學離開，當然，也有當兵的、也有接班的。總之到了高三時，三個班的同學就剩兩個班了，正好分了文理科班。我學了文科，而下邊畢業照上的同學，應屆生不到20人，其它為往屆補習生。
這中間還有一件值得回憶的事情，高三那年，語文孫老師說我音質還不錯，推薦我去考個播音主持。那時藝術類考試不為大多數人所知。孫老師有個學生在北京廣播學院的老師，他一個電話，那邊就把面試通知書給我寄過來了。可是面試要去北京或杭州進行，我一看就傻了，這得多少錢啊？老師說你至少準備1200元。週末回去給父親說這事，他低著頭在那抽菸，週日走的時候，他蹲在地上又低著頭抽菸，一句話沒吭聲。我回到學校就給老師說我不打算考播音主持，想考文化課。當年和我一起被推薦的還有一個學生，人家文化課還不如我，竟然順利地讀上了北京廣播學院。那時我想，這就是命運的安排吧。
我們70後，正趕上中國的生育高峰，記得畢業那年文科的錄取比例是13.5:1，也就意味著每十三個半人才能走一個人，其它人要麼放棄，要麼補習再考，真可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啊。很不幸，那年我沒有考上。但是並沒有放棄，儘管家庭狀況已經很不容許我再上學了，我堅持又補習了一年，最終上了個自費的大學。
四、勤工儉學的大學生活
讀了兩年半的大專，我總共花了一萬兩千五百元，有個記賬的本子到現在還保存著。就這一萬兩千五百元，確像一塊巨大的石頭壓在了我們這個家庭的頭上。自打我上高中開始，就為學費和生活費四處求借了，大學每年幾千塊更就力不從心了，儘管當時已經有一些經濟作物可以彌補家用，但是和我上學所花的錢來比，我就是在花天文數字的錢了。
一種自卑和內疚的心理，一直縈繞著我上大學的那幾年。上高中、大學花了家裡不少錢，將來怎麼還得上？所以生活節衣素食自不必說，經常吃8毛錢的菜2毛錢的饅頭就一頓飯。為了解決生活費問題，我利用週末發過傳單，也帶過家教。每年假期，更是從西安帶小日用品到北道的夜市上擺地攤。也向天水的幾個高校的學生兜售過書籍。
我始終是熱愛學習的。
最初也想過等專科上完了，一定要讀個專升本，完了考研究生。如果經濟條件允許，我一定是要走這條路的。而事實上，在第三年的第一學期，就已經出現連續兩個月家裡沒有再寄過來錢了的情況。我知道，不是父母不管我了，是他們實在想不出辦法了。
怎麼辦？出路只有一條：儘快找個工作，自己養活自己。在其他同學還在上學、複習考試的時候，我就已經找到了工作。當時對工資的要求就是夠吃飯錢就行了。好在我遇到了一個好老闆，他看我比較老實勤奮，給了我很多機會。
五、邊輸液邊接聽電話的打工生涯
不像現在的年輕人，很喜歡頻繁地跳槽。我跟著一個老闆打了四年工，不是待遇有多好，其實就是信任，我至今還在說：老闆的信任意味著你要為公司賣命。這話有些極端，但是道理就是這樣。
96年進的公司，先幹門市，後到批發部，最後被派駐的蘭州辦事處，也就短短的半年時間，除了工資從最初的300多元漲到700元以外，我得到的最大的歷練就是如何樣獨立解決面臨的所有問題。
最初老闆跟我談話，說想派我到蘭州去時。說的比較誘惑，蘭州辦公環境比總部好，工作相對清閒云云。我記得最深刻的一句話就是“工作相對清閒”。我不是想考本科考研嘛，這不就是機會嗎？為了這個機會，我爽快的答應了去蘭州工作。
到了蘭州才發現，事情不是他說的那樣。辦公環境著實好點，窗明几淨。可是工作，就像架到磨道里被蒙上眼睛的驢一樣，根本停不下來。沒有周末、甚至沒有上下班，客戶的需求，就是我們的工作。當然，你完全可以偷懶，老闆也並不知道你晚上或週末加班的事。但是，一定要把事情做好的信念，一種對老闆高度負責的精神使得你根本停不下來，自然看書學習的時間就無從談起了。
蘭州辦在我之前有兩人經理負責過，人員在我之前一直保持兩個人。我到後，蘭州辦的營業額實現了倍增，自然比過去更忙了，半年後我就被任命為蘭州辦的經理了，而把之前的經理調到了成都辦事處。此後，我就著手招聘人手，最多時到5人。
那時業務的繁忙程度是不可想象的：有可能你一泡尿憋了一個早上，都來不及去趟廁所。電話聲此起彼伏，又是傳呼，又是手機，左右開弓，忙得不一樂乎。一邊接打著電話，一邊吃著都涼了午飯，一邊接打著電話，一邊手上輸著液體。工作不容你請假、休息。當然，我也可以把工作撂下，老闆也不知道的，但是自己心裡過不去這個坎，就是一定要把事做好。記得有一次父親來蘭州看我，見我感冒咳嗽很嚴重，一邊輸著液體一邊在接打電話。這種在我看來很正常的事差點讓老人落淚。
就這樣，我從一個人到五個人，從辦事處到分公司，我要做銷售、技術、財務、管理，總之什麼都得會。
我到蘭州辦的時候，工資已經到了每月700元。我堅持每月按計劃存500元，200元自己零花。後來工資最高漲到1200元，除了工資，年底還有4000元的年終獎。到年底或國慶放假什麼的，就回老家去還借款。四年時間，基本上把我上高中到大學的借款還清了。
99年10月，公司召開駐外機構人員會議，突然宣佈撤回所有駐外機構，公司轉型軟件開發和互聯網業務。外邊的業務做得風生水起，如日中天，突然撤資，我們一下子不能理解。公司的意見很堅決：要麼回西安、要麼你辭職，蘭州分公司清算完結後你繼續留在蘭州去創業。
內心深處是不想離開這個為之奮鬥了整整四年的公司的。但是在當時的那種歷史情況下，回西安做軟件，自己已然是個外行，況且我元旦才在蘭州結的婚，留在蘭州創業，自己又沒有資本，談何容易？
六、六萬六千元起家做公司
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我決定自己試一試。於是，很快就和總公司辦理了清算手續。我把自己所有的積蓄湊起來，又從大舅子哥那裡借來了三萬元，湊了六萬六千元，又把分公司的四個員工發動起來入股，總共十四萬六千元，公司就開起來了。
公司能開到今天，真的不是我有多大的本事，而是我趕上了好時代。那時做生意，都是欠款，只要你有個公司，甚至一間門店，沒有任何註冊手續，上游廠商都會給你把貨發過來，賣完再結賬的。就靠著這種融資方式，再加上一幫年輕人的創業激情，公司就這麼開了下來。
很多人的辦公室或家裡都掛著“天道酬勤”的匾額，但有幾個人能真正領會其中的含義呢？我自認為我是一個比較笨的人，玩遊戲，玩不過兒子；下五子棋，下不過姑娘；跟人打牌，次次輸。就是有一點，我比較堅持去做一件事。如果沒有事情打擾，我一定是每天最早進公司和最晚離開公司的。笨鳥先飛，別人花半個小時做完的工作，我兩個小時做完它不就行了。就像有首歌唱的：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是的，我自己對這點的體會最深。還有就是想說的，沒有前面的苦，哪有後邊的甜，正所謂：苦盡甘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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