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先生的《三寸金蓮》是一本奇書。
書中的故事發生在清末民初，貧女戈香蓮生得一雙好腳，自小便被奶奶纏了足。長大後，憑著一雙品相良好的三寸金蓮嫁給了有蓮癖的佟家。經過兩次賽腳，從貧女一躍成為了一家之主，也成為了蓮學的衛道士。然而，當自己的女兒面臨纏足時，她卻義無反顧地想盡辦法幫女兒出逃。多年後，女兒長大成人，搖身一變成了天足會的代言人，母女二人也成了針尖對麥芒的死對頭。一個女人的短短一生，濃縮了纏足文化的發展到滅亡的過程。
對於纏足，《鏡花緣》有言：“始纏之時，其女百般痛苦，撫足哀嚎，甚至皮破肉敗，鮮血淋漓。”《清禁婦女裹足歌》又言：“童女苦之，旦旦啼哭，或加藥水，日夕燻然，窄襪小鞋，夜宿不解。”
但那些“愛蓮居士”卻不以為然，《三寸金蓮》有這樣一段描述：“家人房中纏金蓮，才郎移步喜連連，娘子啊，你的金蓮怎的小，宛如冬天斷筍尖，又好像五月端陽三角粽，又是香來又是此蘇州民歌，將小腳比作蜜粽，讓人又愛又親。”
此外，《三寸金蓮》裡還描寫了一種自宋代開始流行的遊戲，好似流觴賦詩，只是地點不在蘭亭而在妓院，用的也不是酒杯，而是女人的小鞋。男人們不以為恥，反倒覺得是風雅之事。
可以現代眼光來看，那似蹄非足的東西，那女人的小鞋，實在算不得什麼美物。況且，它的製造過程又殘忍至極，《採菲錄》中就用纏足手術來定義這一過程。那究竟是什麼原因，竟讓古人又愛又親，甚至忽視了金蓮的殘忍呢？
一、纏足的本質——性
李汝珍問：“三寸金蓮和造淫具有什麼區別。”
林語堂說過：“纏足自始至終都代表性意識的自然存在。”
弗洛伊德在《“文明的”性道德與現代人的神經症》一文中曾指出：當“文明的”性道德佔壓倒優勢時，個人生命的健康發展與活動就會受到損害。
弗洛伊德曾提出性文化發展的三個過程：1、不導致生育的性行為，自由進行。2、除導致性行為之外，其餘壓抑。3、合法生育，作為性目標。此文中提及的“文明的”性道德是指現代社會將“合法”生育作為性目標的文化階段。
而“三寸金蓮”的發酵容器，則是人類處於“壓抑導致生育以外所有其它性行為”的性文化過程。此種文化過程相對於現代文明性道德來說，本能壓制的成分相對較少，但中西方文化差異在性文化發展的第二過程中展現出極大的不同。在古代中國，“寬鬆”的性道德搭配上了等級森嚴的性外道德後，便產生了類似於現代性道德所造成的種種惡果，關於性的心理病。纏足這種畸形文化作為中國古代性文化環境所衍生的惡果之一，不斷滿足著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生理、心理需求，從而“大放異彩”。
然而，為什麼腳會成為這種性心理病的抒發地？
成型的小腳具有十足的隱秘性，出嫁之前它藏在女子寬闊的褲腿之內，時隱時現勾起人的好奇心。女子出嫁之後，它更成了除了丈夫和關係最親密的人之外，絕不能隨意觀看的部位。
因此，男人認為小腳女性白天步態婀娜，夜晚香秀撩人。這種解釋無疑將小腳與性結合在了一起，古代男性扭曲的審美觀也被強烈的性意識推動形成。“品頭論足”是古人品評女性時常用的一種審美標準，“天下美女出揚州”一說，其實也來源於建立在這一標準之上的“蘇頭揚腳”的典故。可見，那時的男人們對女性頭足的關注遠遠超過了軀體。男性對女性的強烈操控欲，更使得男人對女性隱秘部位的開發愈演愈烈。
而動物自我開發無不是在惹人注目的地方下功夫，例如孔雀開屏的道理，但強烈的時代特色迫使女性不能進行自然的自我開發，轉由男性操作之後便帶有了歸屬色彩和性意識。自己的妻子還是要樸素一點，不能太過張揚，所以男性們喜歡從細枝末節處改造女性，而足部改造恰好滿足了男人們對妻子的控制慾和性期待等多方面的要求。
二、纏足發展的原因
（一)內因：男主女從的自我選擇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而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是一個體系完整、結構嚴密的男權社會，男性於家於國都處於統治地位。女性作為男權社會的附屬品，順理成章地扮演起了服務者的角色。這種所謂的服務，一旦得到認同，就好像打開了一座填補飢餓的糧倉，無法自拔，而後再由男權接管自然無比順暢。
其實慾望是一種很有意思的“昇華作用”，即在某種文明要求束縛之下，人們可以將原始的各種性本能自覺轉化為一種非性目的活動。昇華的過程是一個相當漫長且十分複雜的歷史過程，但很顯然這種昇華作用可以促進文明發展，即便它具有以傷害個人來顧及文明的病態屬性。
《三寸金蓮》中有描述大同“晾腳會”這一習俗，每年的四月八日，“滿城女子都翹著小腳，坐在自家門前供遊人賞玩”。而窮人家女子的小腳一旦被富貴人家看中，身家地位就“一夜之間提上去百倍”。
可見，這種滿足“昇華作用”的活動既滿足了男性的操縱慾，女性又可以得到同屬性下的地位提升。此外，《採菲錄》將纏足的作用歸為以下幾點：取悅男子、約束女性、易守貞操、利於婚配。
從取悅男子角度看，“女為悅己者容”種種之詩眾多，周知古代婦女對美的修飾都是以丈夫(心上人)的意旨為取捨的。後世的楚宮之腰，漢宮之鬢，楊妃纏足等，都是出於此種心理。《採菲錄》中書：“男性有玩弄小足之人慾要求，女性為歡慰男性慾望，自不惜雕其肢體以順其意，故謂纏足為取悅男子，其理由彰明也。”
從約束女性角度上說，“裹上腳，大門以外不許你走一砸”（《清苑歌謠》），婦女纏上腳以後，足小難行，只有靜待深閨，成為賢內助，是男性對女性身體的控制。
易守貞操更不言而喻，婦女守貞是我國封建女教重中之重，“男女七歲不同席，叔嫂不通問，猶恐有不周至”，小足難於行走，使得男女不宜相親，都是保守的女貞心理在作怪。
利於婚配在《三寸金蓮》中奶奶為戈香蓮裹腳的一段就能體現出來。
可以說，這是中國史上很成功的一次從民生需要到民心認同的運動。可謂男性為自己創造纏足，女性為自己選擇纏足。因此，這種符合了雙方身心需求的事物，從而被大肆效仿而成風靡。
(二)纏足發展的外因：文化迫力
1、文化性
在我們將文化迫力歸結為纏足發展原因時，不自主地添加了一個預設條件：纏足是一種文化。這個基點也的確貫穿於整部《三寸金蓮》當中。
故事一開始，女主角戈香蓮裹腳、奶奶之前的種種準備、期間的各種步驟、之後意外情況的從容應對、包括最後的心理調節與安撫，整個過程體系之完整，結構之縝密，都在向讀者傳達一個思想：纏足是一門學問。
不僅如此，小說也借人物之口展示了一通蓮學精華。清代是纏足的鼎盛時期，還出現了專門的小腳“賞玩家”，各種蓮學學說也被文人雅士鍛造得爐火純青。在《三寸金蓮》中便有相關敘述，初見“愛蓮居士”時，呂顯卿所說的七字形法：“靈”、“瘦”、“彎”、“小”、“軟”、“正”、“香”。六字態法：“短”、“窄”、“薄”、“平”、“直”、“銳”。潘媽給香蓮的《足部尺度一覽表》和佟忍安給她的《纏足圖說》、《方氏五種》，更是本本都是學問。
此外，呂顯卿所介紹的大同“晾腳會”體現了蓮學普及面廣的特點，與佟忍安爭論不下的金蓮起源則體現了蓮學的悠久歷史。
此處，不得不提“潘媽”。她在書中的定位是佟府的奶媽，是佟忍安的情婦，又是全府女人都想巴結的一個其貌不揚、神出鬼沒的黃臉婆。但其實，她是一本蓮學紅寶書，是蓮學文化的集中代表，她手下出落的小腳有著改變命運的神奇力量。潘媽精通腳的裹法，也能化腐朽為神奇，她肚子裡有法度、約束、講究、忌諱和訣竅，她知道怎麼洗腳，怎麼修腳，怎麼愛腳，怎麼調藥和怎麼挑雞眼。她也懂小鞋，心中有製法、配色、選料、尺度和各種各樣苛刻的規法。潘媽就是蓮學，就如她在書中的形象“像個鬼影卻總好像盯著你”。
她在佟府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射出了纏足在整個“看腳的時代”的地位，隱秘而偉大。
當然，書中不只向讀者灌輸了這一個文化概念，比如它還涉及了古董行造假的門道，婚嫁風俗等諸如此類的小學問，但作者所寫出的這些門道與學問，都未將它們提升到文化的高度。而對纏足文化的濃墨重彩使得它鶴立雞群，從而彰顯出了纏足的文化層次。這是一種有理論也有實踐的實實在在的文化。
2、文化迫力如何作用
很顯然，在男權社會，纏足文化代表的是男性的實際利益。其迫力大小並不取決於所代表文化的正誤，而取決於其代表勢力的強弱(男權)和所產生的實際利益的大小(滿足男性隱秘需求)。這點在《三寸金蓮》中也有所體現。
本書眾多男性角色當中，佟忍安最為典型。在書中，佟忍安是吹鬍子瞪眼的古玩騙子，時而又是暴躁跳腳的一家之主。但只要提到“蓮學”，他便拋卻了一切喧囂，成為靜下心來做學問的蓮學家。他的蓮學儲備勝於潘媽，家中女眷一律用腳來排資論輩，為了逼迫下一輩人裹腳，他甚至死不瞑目。
這個人物形象有很明顯的扁平性特點，從始至終很固定，顯然是作者有意為之。藉助這個形象，作者傳達了什麼？黑格爾曾將中國文化的核心內涵總結為“家庭”。作為“家庭”主人的佟忍安無疑擁有強大力量。當戈香蓮賽腳失敗而遭致厄運之時，她明白了要生存就要獲得一家之主佟忍安的垂憐，要捕獲佟忍安，必要有一雙上等小腳。當愛蓮之人成為了權力中心，纏足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了。
這一點是作者將纏足文化迫力直接作用於人物的體現。佟忍安一家，也是當時社會民族狀況的投影和揭示。
相比於佟忍安的扁平性，戈香蓮無疑是立體的，性格是有轉折的。全書第一回，作者就大刀闊斧地寫起了裹腳，戈香蓮的命運之門才剛剛打開，就被奶奶狠狠關上。五歲的她肯定不明白為何要把好端端的腳裹成三寸金蓮，她的哭鬧和出逃才是真正的天性使然。但孩童的天性是無論如何也無法逃脫社會大環境的，更加無法與文化迫力相抗衡。所以在走投無路之時，得到了“大腳姑”的教誨，看到了其他小孩好奇卻被誤讀為羨慕的眼光，便等於得到了人生啟蒙。人們告訴她纏腳是對的、好的，她便不再掙扎，並開始向著社會認可的模式發展，“不出半點沒出息的聲兒”。
看似是自願，實則是在文化迫力下天性與人性被迫的分離。這段經歷的描寫是一個縮影，是廣大纏足婦女童年經驗的藝術概括。
第二次性格轉折是在賽腳會失敗之後。佟家的賽腳會讓戈香蓮再一次體驗到了纏足文化的迫力，用書中言即是“一頭栽到底”，她的天性也被雪藏到生存需要的底層了。戈香蓮淪陷為纏足衛道者向潘媽求救以期再次奪冠，絕不是為了人性解放，只是在喪失人權的境遇下偷安而已。
書中有一個亮點，戈香蓮心疼女兒，想盡辦法偷偷放走了蓮心。最後蓮心長大成人，還成了天足派的代表。由這點出發進行猜測，似乎作者在向我們表達一個觀點：下一代的自由需要靠上一代的覺醒。憑藉戈香蓮的覺醒，讓女兒蓮心得到了曾經她所失去的東西。戈香蓮是文化迫力的受力集中點，在心智未成熟的時候被植入了扭曲的審美觀，這是她無能為力的，先後兩次性格轉折也沒能使她逃出命運的擺佈，反而註定了她的悲劇結局。由此看來，在那扭曲的時代中，並非性格決定命運，而是命運決定性格。
這正是纏足文化迫力對婦女心理擠壓的惡果，也是從外部迫力的角度解釋了女性甘於淪為纏足文化迫力作用對象的原因：無可奈何、無能為力。
三、反思
文化研究沒有禁區，歷史本來也沒有對錯之分。我們不應該簡單地把三寸金蓮這種文化現象當做是國恥，更不應該把她們的經歷看作是歷史的廢棄物。相反，我們應該感謝中國曾經存在過那樣的一群人，用她們的身體力行給了我們豐厚的研究材料和文化財富，讓我們更加了解我們自己。我們應該抱著時時反思的態度來認識它的本質，來憑弔這些歷史洪流裡的女性。
國人身邊作為“活化石”的小腳日少一日，“纏足”這種現象也幾乎消失於現代社會。但“三寸金蓮”形雖滅，神仍存，它總是改頭換面伺機捲土重來。在古代它是楚宮腰、漢宮鬢、楊妃足，在現代它是整容、瘦身和名牌。但無論其怎樣改變，我們都不難發現它與纏足有一樣的本質，這些都隱隱體現出了對於女性的束縛。
現代女性多少“自我選擇”看似“自主”，實為對男權文化的妥協和迎合。在這種大環境之下，女性也並沒有完全擺脫男權文化的影響，只是迎合的方式更多彩、妥協的方式看似更高級而已。如果說纏足是對古代女性從身到心的“洗腦”，現代“洗腦”方式則更加迂迴和徹底。而很多人，往往在這些眼花繚亂中的迷失了自己，即使不再纏腳，也會被“纏了耳朵、鼻子和嘴巴”。
正如馮驥才先生所言：“三寸金蓮，是封建文化大樹結下的一種光怪陸離的果實。儘管果實已經枯萎和凋落，但大樹未絕，就一定會生出頑強地生出新果實來。歷史的幽靈總在更新換裝，好重新露面。”
所以，在新近文化、未來文化的選擇之上，要有更多的自我意識和覺醒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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