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大都认同周文王是帝王群中关注老人、儿童的第一人
我国古代天灾人祸频繁。每遇灾害，饥寒交迫的灾民如陷苦海，或起事于乡野，或落草于山寨。此时，无论是善根萌发的帝王，还是呐喊仁政的饱学之士，都会关注老人、幼儿问题。我国的慈善机构何时兴起？又有哪些机构？值得研究。
孤独园
《史记·周本纪》载，周文王在今陕西岐山下的周原，行仁政，敬老、慈少、尊礼贤者，为灭商奠定了基础。学界大都认同周文王是帝王群中关注老人、儿童的第一人。之后，孔子及其门生为仁政说奔走呼号。我国从西周到魏晋，尽管各朝都有一些社会救济措施，却没有专门的慈善机构，许多社会救济任务均由郡县官吏直接完成。
最早创办慈善机构的是南北朝时期崇佛的梁武帝萧衍（464-549）。萧衍，博通众学，才华超群，集儒、佛、道于一体，是位有创新思维的皇帝，他既重儒学，又尊佛学。普通二年（521）正月，梁武帝在京城南郊行祀天礼后下诏（《梁书·武帝本纪》）：“ 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理，主者郡县咸加收养，瞻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勿收租赋。”这个诏令仁慈、阳光，要求各郡县对孤寡无依的老人、幼儿给予救济。与此同时，又在京城建康（今南京市）创办“孤独园”（《礼记·王制》：“少儿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这个孤独园相当于后世的孤儿院、孤老院之类。从孤独园的名称和收养对象看，这是梁武帝行仁政和虔心奉佛相结合的具体体现。孤独园既收养无家可归的孤儿，也接收孤独无儿女的老人，且为其负责料理后事。这是以国家之力创建的以关照孤儿、老人为宗旨的社会救济机构，也是古代官办的第一个慈善组织。孤独园初建时是什么情景？如何收养孤儿、老人？规模多大？收养了多少人？存在了多长时间？诸多问题因资料匮乏，难以详考。
梁武帝把社会救济列入议事日程，创办了我国首家慈善机构，功不可没，值得称道。就连他的政敌、北朝东魏权臣高欢也说：“江东有萧衍老翁，专讲文章礼乐，中原士大夫南望羡慕，认为正统所造。”（《北齐书·帝祀第一·神武上》）
的确，尽管梁武帝有恶迹，但他下诏赈灾贫民，关注孤儿、老人，无疑是善举，是政绩。
悲田院 福田院
岁月流逝，到了唐代，随着国家的强盛、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慈善救济机构呈现出新进展。
据唐代史料记载，尽管唐玄宗崇道，但他也礼遇高僧，而且有善行。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下令设“病坊”（古代生病，轻者为“疾”，重者为“病”。唐时，两京及州县城郭居住地称“坊”），即在长安、洛阳二京设置的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老年乞丐的机构。唐末，“病坊”改称为“悲田养病坊”，也称“悲田院”（那时，佛教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并普及到了社会各个阶层，佛教习俗以供养父母为“恩田”，供佛为“敬田”，以悲悯之心施恩于贫困者为“悲田”）。悲田院的性质、职能与孤独园相近，其开支由国家拨付。悲田院的主持人多为僧人。据《旧唐书·武宗纪》载：武宗会昌五年（845）灭佛，勒令僧尼还俗，悲田院一时无人主持。这年十一月甲辰，武宗下诏，规定长安、洛阳两京的悲田院，由地方长官选派德高望重的老年人主持其日常事务，将没收的寺院田产作为救济，以供悲田院的开支。
“病坊”、“悲田院”之名，到了宋代依然沿用。苏轼《栾城集》载：苏轼给亡兄之子的墓志铭写道：“遣吏挟医，分坊治病……后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可见他侄子是一个乐于做善事的良吏。此外，苏轼曾对弟子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苏轼不歧视悲田乞儿，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宋代，“病坊”、“悲田院”之名虽然沿用，但正宗的官办慈善机构却首推福田院，福田也是佛教用语。佛教谓，积善行可得福报，犹如播种田地，秋获其实。佛教经典中即有《佛说福田经》。在北宋宋仁宗赵祯嘉佑（1056-1063）之前，京城开封已建东西福田院两座；宋仁宗重礼教，行仁政，嘉佑八年（1063）又增设南北福田院，收容老幼废疾之人，这样，京城周边已建福田院四座。那时，每当隆冬时节，主管福田院的官吏，就要走上开封的大街小巷，把流浪街头的孤儿、无依无靠的老人以及乞讨的贫民，一起收容到福田院，供给食宿。
宋代的慈善机构到了宋徽宗时代出现了新景象，政府重视，机构日益完善，规模不断扩大，收养的老人幼儿人数大增。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记载：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下诏，命各地州府都建立福田院，以收养50岁以上的孤独老人，次年全国各地的福田院改名居养院。居养院收养的老人，每人每天可得米一升，钱十文。之后，居养院普及到了县城。不过，宋代的慈善机构并非尽善尽美，由于许多福田院或居养院的救济粮不能按期拨付，冻死或饿死街头者，依然时有发生。
养济院与粥厂
明清时代，承袭唐宋时代悲田院、福田院的传统，先后在京城附近设立了养济院、粥厂等国家慈善机构，以收养老人、孤儿为己任。
明代北京在宛平、大兴两县分别设养济院两所。根据万历年间宛平县知县沈榜在《宛署杂记·养济院·孤老》中的记载，宛平养济院规模空前，有房十二栋，收养老人达1080名。之后收容人数不断扩大。据沈氏载，在他任职期间，人数已达2100多名。对所收养的老人，每月发给太仓米三斗，每年给布一匹，这样老人基本就可以维持温饱了。
清代北京的慈善机构称粥厂。《清会典事例·户部》载：“凡拯救饥民，近城之地，仍设粥厂。”粥厂不仅仅是荒年或隆冬官府煮粥救济饥民之处，也是常设的社会救济机构。清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京城人口的增加，慈善机构较明代规模日大，收容人数剧增。据《光绪顺天府志 ·厂局》载：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亲政后善根萌发，顺治七年（1650）就已在京设粥厂。到光绪时，北京设立粥厂达48所，可以说粥厂遍布京城的四面八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广宁门外的普济堂粥厂。粥厂的初创者是广宁门外北极庵的寂容和尚，康熙三十六年（1697）隆冬，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怒号了一夜。第二天寂容和尚作完早课，走出寺院不远，就看见许多老弱乞丐冻死街头；还有不少人衣衫褴褛，蜷缩一团，目睹这一惨状，慈悲之念油然而生，这位苦行僧含辛茹苦一次又一次地化缘，得以购房为贫民提供了栖脚处。之后，又得善心者的资助，使得粥厂日益壮大。寂容和尚的善举在京城反响颇大。康熙四十四年（1705），顺天府尹把这一善举上奏皇帝。为政宽仁、笃信观世音菩萨的康熙皇帝兴奋不已，欣然挥毫，大书“膏泽回春”四字以示奖励。顺天府尹顺水行舟，普济堂粥厂从民办开始转为官办。之后，集法王、人王于一身的雍正、与喇嘛结缘的乾隆都给予多方关照，使普济堂成为京城最有名的官办慈善机构。
国人历来是向善的。
慈善业是民族情感的净化剂、黏合剂。在这里，学术门户之争、宗教派系间的内部厮杀都消失了，他们各以其精华，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和谐共处，都集聚了各自的最佳正能量。笔者对古今那些为慈善事业奔走、恪尽职守者，始终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良心，也是我们社会的期望所在，慈善业是一片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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