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巧读了《华尔街日报》2月3日刊登的来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作者是耶鲁大学的国际政治学教授沃尔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当时就觉得文不对题，文章基本是美国右翼学者批评中国的老调重弹，只不过借疫情加个引子，但这个标题却弥漫着十足的“标题党”的怪味。不禁让人唏嘘，百年大报也沦落至此。
果不其然，这个标题后来直接导致了该报三名在京雇员被吊销记者证。这次疫情中，有数家外国媒体发表过辱华性质的内容，无不受到中方的严正指责。不断有批评者指责中国政府用力过猛，但中国其实并未阻止这家媒体在华的采访和运营，这样做无非是在向以外界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那个可以毫无代价地辱华的时代就此终结了。
此间，不断有人跳出来拿媒体的独立性和言论自由给这家报纸做“挡箭牌”。
但他们闭口不提的是媒体的作为社会公器的职业操守和行为准则，而这两点恰是媒体保护其自身独立性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根基。有了这个基础，公众才会从媒体的独立和自由中受益。但如果媒体可以违背社会公德，信口雌黄，那么这样的媒体也就没有公信力可言，所谓的独立和自由就成为公器私用的“幌子”。
应对这次疫情中国政府的表现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地方，但这绝非把疫情与种族挂钩的借口。但这份报纸言论版的负责人，《华尔街日报》的副总裁保罗·吉戈特（Paul Gigot）显然并不这样认为。即便有53名雇员联名上书，敦促他就此事道歉，他依然无动于衷。
在吉戈特这类所谓西方精英阶层的价值观中，对中国人的种族话语始终存在，并总会时不时地借尸还魂。
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研究室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去年就曾赤裸裸地把应对中国崛起说成是西方世界与“非高加索人种”的竞争。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价值观里，西方人（或者说白人）才是自由和民主的象征，即便是一些非白人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和政治治理上取得成就也会被定性为西方的恩赐或辅助的结果。任何非西方的或者非白人的国家和地区的崛起都被视为对西方秩序潜在的威胁与挑战。
无论是美国为围堵华为表现出的歇斯底里，还是其上周宣布将五家中国央媒列为在美外交使团，都是在这种焦虑驱使下的应激反应，反映了美国精英阶层的内心的彷徨。
但经济全球化大潮中，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已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加之俄罗斯、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成长，尤其是东南亚、拉美、非洲等地区长足的发展潜力都决定了未来这个世界将会是一个多元的价值体系。西方价值观依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但非西方价值观的自我觉醒、自我丰富与自我建构都将不断加速。
经济全球化不是西方化，也不是东方化，而是多元叙事的物质铺垫与心理准备。这将是一个在经济竞争与政治博弈中文明互鉴的过程。相信自由和民主这些价值观也将有越来越丰富的表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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