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幾千年的歷史文明進程中，“女性問題”一直是一個被專注的不可忽略的話題。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的眼中看來，在古今中外的文學中，男性話語下眾多女性形象被塑造成為主體剝離化了的喪失主體屬性的二元對立形象——“蕩婦”與“天使”，這是男權中心主義視女性為審美客體實施的物化、他者化的敘事策略。妓女，作為自人類社會私有制後的產物，歷來被世人看作卑賤，汙穢，放蕩的淫婦。而與之相對的恪守婦道，順良賢淑的良家婦女則被視為天使的化身。在邏各斯中心的世界裡，女性形象就是這樣被一分為二的割裂開來的。

在世界文壇中，眾多文人學士捕捉到這一敏感的對立性，用筆墨建構出眾多被男權用“天使”“蕩婦”二元論的論調標本化的不同女性各自悲苦人生。而來自不同民族時代的作家莫泊桑以及嚴歌苓都不約而同的選取具有政治性意義的戰爭為背景，再現了這些“他者中的他者”在國破家亡的非常時期既要承受戰爭帶來的身體上的殘害，又要忍受社會不公的待遇，承受精神肉體上的雙重摺磨；同時以身份尊貴的“天使型”女性為比較對象，反襯出主流話語下被男性規範內化而不自知的女性可恨而可悲人生。因此，本論文以莫泊桑的《羊脂球》與《金陵十三釵》為比較對象，以比較文學平行研究研究方法，及解構主義批評法解構父權制下女性形象的二元對立，打破長時間以來社會對二者的刻板印象，還原女性的自然性意義。

妓女·天使二元對立的形象

二元對立作為結構主義的重要概念，被認為形成於索緒爾的語言學體系之中。這一思維方式並非有哪個人、哪個派別獨創，而是作為一種傳統的思維模式古來有之，原始時期的人們就己經能夠用簡單的二元對立模式來觀察世界，認識世界，形成他們對世界最初的結構觀念。“

因此，在論文第二章部分，筆者將抓住妓女形象與天使形象這兩種二元對立形象，通過文本細讀的研究方法，分別分析《羊脂球》與《金陵十三鐵》中妓女形象，以及《羊脂球》與《金陵十三釵》中天使形象，展現中西妓女形象在關鍵時刻都呈現出犧牲奉獻的高貴精神，並用“救贖”這一行為達成自我人格的昇華；而與之相對的天使形象同時都表現出了對對立面低等級女性的冷漠、蔑視，而在被救贖後又呈現出以怨報德與以德報德的差異結果。由此顛覆這二者形象，進而瓦解長期以來對女性的二元對立化界定的思維，給予女性形象更豐富的內涵，並在差異性表徵下為挖掘中西文化差異做鋪墊。

1.妓女——救贖者形象

妓女，作為自人類社會私有制後的產物，由於他們職業的特殊性，歷來被世人看作是卑賤、汙移的淫婦。“賣淫和婚姻均起源於對婦女的買賣種普遍的文化傳統，但後來演變為只將聖母地位賦予婚內的女性，而那些更為公開賣淫者則被稱為妓女。”但凡“有性別權利存在的地方就有好壞女人之分，母親、妻子都被冠以好女人’的人格面具，而妓女要永久的籠罩在壞女人’的陰影裡。”長久以來的男權視域對女性形象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下，具有妓女身份的女性群體早已被劃分為低賤而不知恥的蕩婦型形象。而在文學作品中亦然有眾多的蕩婦型妓女形象，如西方作品《名利場》中的貝基，中國作品《賽金花》中的女主人公賽金花，都穿梭於官場名利之間，只求一己私慾，滿足自我慾望而放浪形骸之外。但低賤的社會身份不代表敗壞的道德品質。接下來，筆者將就兩部作品中妓女形象加以分析比較，揭示出東西方妓女雖身份卑賤、等級卑劣，但是在人類戰爭苦難的大環境下，在同胞陷入危難之時，他們勇敢而無私的挺身而出，付出自己的節操甚至生命的大義之舉，彰顯出強烈的人性之美。

1.1捨己為人的妓女形象

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指出：“一個人之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性別身份是生而有之的，但能不能真正擁有‘社會人’的權力，卻不是僅僅靠女性的個人努力能夠達成的，而是社會性，政治性選擇的結果”妓女是在某種需要，抑或某種體制下的社會性的時代產物，而不是天然性存在。而從男權中心角度下女性二分論來看，妓女因其賣淫的職業特殊性，而自然而然的只能被歸類到“壞女人”的行列。莫泊桑在《羊脂球》中展示了矛盾的發展過程：等級對立出現矛盾一一分享食物矛盾緩和一一羊脂球拒絕委身普魯士軍官而矛盾激化一一在同伴教唆下為同伴解圍而矛盾暫緩一一羊脂球失去利用價值而矛盾再次銳化……通過讓羊脂球與車內個人發生利益關係，從而在戰火紛亂的背景下顯現出這個下層妓女的善良寬容、自尊自愛的美好品質以及難能可貴的無私奉獻，捨己為人的精神。

在小說開篇伊始，來自不同等級的貴族太太和妓女羊脂球就出現了矛盾的交鋒。幾個貴族太太因為這個妓女的存在，而突然變成了知心朋友。因為“在她們看來，好像在這個不知羞恥的賣淫女人面前，她們必須把他們為人妻子的尊嚴顯現出來才行，因為合法的愛情總是看不起放縱的私情。”由於等級身份的差異，讓本是陌路的貴族太太們形成了同盟，並進而發動了對等級對立面的妓女羊脂球的進攻“當大家一認出她是什麼人之後，在那幾位正經婦人之間便起了一陣耳語。什麼婊子啦，社會恥辱啦等等，機機喳唆的聲音高的使她不禁抬起頭。”當遭到同車的貴族太太蔑視侮辱之時，羊脂球並沒有因此忍辱讓步，她掃視了同車人一遍，眼光含著大膽而極富挑釁的意味。”羊脂球不因自我的等級身份低下而自卑自憐，而是勇敢的維護了自我的人格尊嚴，震懾住了同車的女性同伴使得他們“立刻默不作聲”。

接下來羊脂球分享食物的片段則體現出她善良、寬容與無私的品性。“羊脂球好幾次彎下身子，好像在她的裙子底下尋找什麼東西。她每次都猶豫了一下，看看身邊的人，隨後又若無其事地直起腰來。”■當全車人都飢腸轆轆的時候，羊脂球為了照顧大家的情緒，猶豫著不知道應不應該拿出食物。低下的身份和貴族太太的羞辱，使得羊脂球擔心別人不會接納自己的食物，而這個善良的女人又不好意思獨享。有食物的人要比沒食物的人的更經不得飢餓感的折磨，對羊脂球來說，吃飽肚子是輕而易舉的事兒，因為她準備好的美餐就在座椅的下面。“羊脂球突然彎下身子，從長凳下面抽出了一個上面蒙著一塊白色飯巾的大籃子。”“突然”二字刻畫出羊脂球對拿食物下了很大決心，她之前的猶豫是不願給他人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那幾位太太對這個妓女的輕蔑現在更厲害了，她們恨不得把她殺死或者把她扔下車去，拋到雪地裡，連同她的酒杯，籃子以及哪些食物一齊扔下去。”由此可見，羊脂球的擔心並不是多餘的。當她慢慢享受食物之時，貴族太太們對羊脂球的憤恨已經到達了可怖的地步。《她的氣氛在鳥先生的對羊脂球的奉承中打破了。“您吃一點嗎？先生，從早上一直餓到現在可真夠受的啊。”接著“又用謙卑而溫和的聲音邀請兩位修女和她共享便餐。”突然一個棉廠房廠主年輕太太因飢餓而臉色煞白而昏厥過去時，羊脂球臉漲的通紅，看著其他餓著肚子的旅客，吞吞吐吐的說：“天啊，我要是不冒昧的話，真想請兩位先生和太太也……”她不再往下說，怕招惹一場無趣，自受侮辱。羊脂球在謙遜，寬容和慷慨無私中奉獻出她全部的食物，然而，這並沒有能讓妓女羊脂球擺脫卑賤的烙印而得到尊重，世俗的偏見與世人對妓女群體的刻板印象讓悲劇潛伏在後。

分享食物的片段描寫展現了羊脂球樂善好施與寬容大度。而接下來在普軍扣車提出無恥要求的片段，羊脂球則便顯出了強烈的愛國之心與難能可貴的犧牲奉獻精神。在馬車上酒足飯飽之後，羊脂球和同伴談到了戰爭。談到戰爭，羊脂球立刻變得憤慨而言詞激烈。面對普魯士軍官的無恥要求，羊脂球更是斷然拒絕，臉色氣的通紅而憤怒的爆發說：“去對這個無賴，這個下流東西，這個普魯士臭死屍說，我決不答應，你聽聽清楚，我決不，決不，決不答應。”由此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與民族主義精神。然而，羊脂球的遭遇與高尚的愛國主義情操卻沒有得到同車曾經受到過幫助的高貴階層人士的同情與認同。他們立足於自我利益，在背地對羊脂球大加指責一一“照我看，這位軍官的行為倒是正派的。他懂得尊重婦女，否則我們三位太太才更對他的口味，可是不，他願意將就將就只要能得到那個大家都玩的女人，就知足了。”在這幾個等級高貴人士的威逼利誘下，甚至是修女們也加入其中，打著宗教的旗號而花言巧語的植染。羊脂球是個忠實的教徒，對被寄養在鄉下的親生兒子平時想都不想，卻在一個宗教孩子洗禮儀式便能誘發出她那強烈的母愛。也正是在這種宗教意識的感召下，他能不計前嫌的把自己準備好的食物與同伴分享。而這些同伴正是利用這一點，攻下了她心理最後一道防線。在同胞花言巧語的威逼下，羊脂球勉為其難的向普軍妥協，用自我肉體沾汙為代價換取了同胞的自由。

在莫泊桑作品集中，以普法戰爭為創作背景，愛國妓女形象在《第二十九號病床》以及《菲菲小姐》兩篇中也有體現。在《第二十九號病床》中，女主角艾爾瑪被普魯士軍官強暴，而後又染上了梅毒。在遭受精神與肉體雙重暴行之後，艾爾瑪選擇放棄醫治，用梅毒為武器去傳染普軍以解個人與民族之仇。在《菲菲小姐》中被稱為菲菲小姐的普軍軍官對法國大放厥詞，恬不知恥的耀武揚威，宣稱對法國以及法國女人的專有權。這激怒了具有強烈愛國熱情的猶太妓女拉歇爾，拉謝爾在怒火中刺死了“菲菲小姐”。這些素日被世人歧視的女性群體雖經受著不同的遭遇，但在面對外敵的入侵與躁躪，她們愛國熱情被點燃，並分別採用不同的方式表明了各自的愛國之心與民族氣節，而這些行動的背後是她們本性純真善良之使然。

1.2 捨生取義的妓女形象

與莫泊桑刻畫的愛國妓女不同，嚴歌苳在開篇並沒有用同情的筆調刻畫這些命運多鐘的妓女，而是儘量展現她們粗俗放蕩的一面。“書娟和七個同屋女孩這才看見兩個年輕女人騎坐在牆頭上，一個披狐皮披肩，一個穿粉色緞襖，紐扣一個也不扣，任一層層春、夏、秋、冬的各色衣服乍洩出來。”這種逾越而來的胭脂軍團自然會遭到教堂主人的堅決驅逐。在被神父驅逐過程中，小妓女豆寇最先出場。“她尖聲尖氣的叫道：求求老爺行行好，回頭一定好好伺候老爺！一個子兒不收！”就這樣，秦淮河的女人們打破了教堂往日的寧靜與秩序。這些奮姐打打鬧鬧，滿嘴的汙言移語，扯起一面絲絨鬥蓬就地方便。轉瞬間教堂這個神聖境地被他們弄得烏煙瘴氣，歡場糜爛的風氣也由此肆意蔓延。秦淮河的生活習性定格了她們的氣質，她們也習慣於用這種方式應對這個社會。作品中隨處可找到密姐們對權威的褻瀆與無視。他們愚弄神父阿多那多，與教堂中打雜的陳喬治打鬧廝混。國難當頭之時，傷兵與窗姐們混在一起喝酒取樂，鶯歌曼舞，神父阿多那多前來喝止，紅菱反問道：“我們不跳舞就不國難當頭了？”從此句中，我們能夠體會到紅菱反駁神父阿多那多把國難的責任推到女人身上，這體現了勇於反抗男性權威的做法，也是女性具有獨立思想的表現。嚴歌冬在外形氣質上並未有予以窗姐們以美化。這正是嚴歌等的寫作策略，即用鋪墊與襯托增強反差感與作品的張力美。同時也為後面十三個妓女人物形象的成長留下空間，更加凸顯出她們在非常時期為拯救唱詩班少女而走向苦難的壯烈之舉。

玉墨是嚴歌苳著重描繪的領頭妓女形象，與其他個妓女有天壤之別。“她不是那種豔麗佳人，但十分耐看，也沒有自輕自賤，破罐子破摔的態度。女孩們和阿多那多神父都給她收服了一剎那，忘掉了她是一個身份低下的風塵女人。”°當其他的妓女完全不顧自尊的用對付嬉客的方法來應對教堂人員以博得同情時，玉墨則用真誠的態度與深明大義的口吻乞求神父能讓這幾個賤命有個好死的機會。她成熟穩重識大體，懂禮數又不乏聰明機智，也是在這群妓女中，唯一能讓唱詩班中心人物于娟入得了眼的。儘管她知書達理，琴棋書畫樣樣精通，但她仍然逃脫不了卑賤身份的制約。而生活也未曾給這個卑微無助的女子一個求得幸福的權力。為了擺脫因一把剪刀而受辱的命運，她施展計謀而勾引一個雙料博士（于娟的父親），把所有希望都寄託那個雙料博士，以為由此她就可擺脫命運的折磨，而成功鋭變成為博士夫人。但隨著雙料博士的出國，她的希望落空。這讓她認識到就算機關算盡，在這種等級森嚴的社會規範面前，女人依靠他人來改變命運的機會也是微乎其微的。失去了寄託的希望，她再也無法忍受生命之重，然而轉機也聯袂踏來。

在血洗金陵城，殘忍的殺害掉五名中國戰士以及陳喬治之後，人性泯滅的日本兵又將魔抓伸向了這群唱詩班少女身上。神父一籌莫展，在這危難關頭，玉墨和其他姐妹為了極救這些女孩兒不被糟蹋，主動要求辦成女學生前往敵營，把生的權力讓給這些女孩兒們，把恐怖的死亡留給了自己。小說的結尾處充滿了儀式色彩。窗姐兒們身披少女們的白衣黑裙，裝扮成了她們做夢也不敢期盼的女學生模樣。事實上，這種崇高的人格裂變是建立在這些女性原本正義、善良的天性上。這些生活在最底層的、忍受著屈辱辛酸的女子在生死存亡的關頭，迸發出捨生取義的悽然。她們也期待由此洗脫了“商女不知亡國恨”的罵名，為自己困頓的心靈找到出口，從而贏得社會的尊重。

1.3 施救與自救

通過對東西作品的對比不難發現，作品中的生存於法國最底層的愛國妓女與秦淮河上的蜜姐們都具有善良、寬容的美好品德與正義德然和犧牲奉獻精神。雖然在受盡世俗的唾棄，蔑視與玩弄嚐盡了人間辛苦，看盡了世俗的冷暖，但是他們沒有因此而拋棄自我，猴滅掉人性之善之美。他們孱弱的身軀裡蘊藏著巨大的救贖的力量，在困難面前迸發出人性至善的光輝。而他們這種救贖的舉動背後也是各自不同價值影響下的自救行動。

由文本可透析，羊脂球具有強烈的宗教意識。她生下過一個孩子，寄養在農民家裡。一年裡見不得幾次，平時也不會特別掂記。可是在參加一個陌生孩子的洗禮時，她那強烈的母愛便在宗教的感召下激發了出來。也正是在這種宗教意識的感召下，她能不計前嫌的把自己準備好的食物與同伴分享。而這些同伴正是利用這一點，攻下了她心理最後一道防線。“戴元寶帽的剩女的每一句話，都起著攻破缺口的作用。”她隱晦而巧妙的訴述，“本身應該收遁責的行為常常因為啟發這一行動的良好年頭而變得可敬可佩她說完以後，因為效果是那麼好，所以別人也就不再說什麼了。”而羊脂球也在這種披上宗教外衣的巧言唆使下，雖不情願仍然奉獻出自己的貞操為同伴解圍。這種對宗教虔誠，對洗脫原罪自我救贖的板依正成為她被利用的缺口，成為導致她悲劇性結果主要原因。

而《金陵十三叉》中這種以“施救”完成“自救”的行動，最典型的體現在玉墨這一妓女人物形象上。玉墨是個心氣兒極高的女子。兒時因為一把剪刀不翼而飛而受辱的經歷讓她清楚的認識到作為一個處於社會底層的妓女如果不去尋求方法擺脫容姐兒的命運，只能任人欺辱。她身處社會邊緣基於自己的傷痛的生命體驗而發出的求生呼喚。於是她懷揣著依附男性的想法，走上了改變自身命運的抗爭道路。她用盡伎倆誘惑一個性格純正的雙料博士，以為只要能博得他的愛戀便可徹底脫離卑賤的命運。然而在雙料博士夫人的真病裝病的鬧騰中，加上雙料博士對玉墨的“使小性兒已不覺得可愛，只讓他厭煩”—張出國邀請讓他們的愛戀無果而終。這讓她認識到就算機關算盡，在這種等級森嚴的社會規範面前，女人依靠他人來改變命運的機會也是微乎其微的。在教堂避難期間，對唱詩班少女的救贖成為她對人倫阪依的一個“契機”。在面對惡魔的殘暴與淫威，玉墨以及其他十二個風塵女子以她們的善良、勇敢、剛毅，去赴一場悲壯的死亡之宴。通過這種特殊的方式，玉墨帶領姐妹們用捨生取義之大舉以生命做籌碼完成了‘化苗成蝶”的脫變。

2.“天使”——被救贖者形象

如果說“蕩婦”形象是父權制支配下對女性的“醜化”的策略，那麼“天使”形象則可看做為與之相對的“美化”的策略。“天使”型女性是在男性中心主義下塑造出來的滿足男性審美的，具有天使般單純、純潔和無私的形象。長久以來，“天使”型的女性一直維繫著社會中倫理道德、人性原則和審美情趣。在文學作品中“從但丁筆下的貝雅特麗齊、米爾頓筆下的人類之妻子、哥的筆下的瑪甘淚到帕默爾筆下的‘家中的天使’等都被塑造成為純潔、美麗的理想女性或天使，但他們都回避著他們自己——或他們自己的舒適，或是自我願望。這種獻祭註定他們走向死亡，這是真正的死亡的生活，是生活在死亡之中。”天使形象是男性把自己的審美理想投射於女性形象之上，剝奪女性形象的主體性及生命，最終把她們定格為男性的從屬。而與西方“天使”型形象遙相呼應的有“貞女”形象。東西方文化語境下的女性“天使”“貞女”形象本質上是相同的。貞女尊崇父權制倫理，恪守婦道，以男權社會制定的規則為自己行動的尺碼以及生存原則。“天使（貞女）”形象的塑造為現實生活中的女性樹立了榜樣，使得女性以扮演模範角色為榮，不自知的犧牲掉自我意志，這正好落入父權制的“美化”策略的圈套。接下來，就兩部作品中天使形象加以分析比較，揭示出兩部作品中身份尊貴又對男權中心主義論調下對女性二分法化認可的女性——天使形象在“救贖”感召下的思想意識的殊途走向，為後續論證導致二者差異的文化差異的研究做鋪塾。

2.1 以德報怨的天使形象

在作品《羊脂球》中同車女性除了羊脂球外，都是受到社會認可的“上等人”，“體面人”和“正派人”。他們有高貴的身份與教養；他們的言談，舉止都嚴格遵從著上層社會的習俗與風範。從男性中心主義思想下的女性二元對立形象來看，她們自不用說的要被劃分為對等級權力言聽計從的天使形象。莫泊桑正是塑造這種有著高貴身份的上流女性形象與身份卑微的羊脂球構成對比效果，以突顯出身份的尊貴與卑賤，行為的可恥與高尚間的強烈反差。同車的女性人物有批發商鳥先生的夫人，棉紡廠廠長的夫人，于貝爾佈雷維爾伯爵的夫人，以及兩個天主教的修女。她們都有著殷實的家產，高貴的頭銜與顯赫的家世背景，同時她們也有上流社會應有的教養與文明。然而她們的教養文明只是在社交場合和應酬場合中面對來自同等階級人士時才有所表現。面對來自底層階級的職業為人不恥的羊脂球，她們卻顯現出卑劣的另一面。即使羊脂球為搭救全車人而委曲求全的犧牲了自我的貞操，也沒能喚醒她們的良知，反倒恩將仇報，以怨報德。

當羊脂球因為拒絕普魯士居官的無理要求而使得軍官用扣留車子逼迫羊脂球就範時，這些同車中來自上層女性的醜惡嘴臉暴露無遺。她們共同商討著對策，用最委婉的說法和文雅“可愛”的措辭來表達著狼瑣的事。如莫泊桑在作品所述：“一切社會的婦女披在身上那層薄薄的廉恥心，只能掩蓋外表，她們遇到這件狼瑣下流的意外事故，卻掩飾不住心花怒放，骨子裡竟覺得的異常散心解悶兒。”她們毫無羞恥感的認為，“這個軍官很正派。我們三個女人當然是更符合他胃口的，只是他對有丈夫的婦女是知道尊敬的。”在個人利益面前她們敵友不分，早已喪失愛國之情。他們協同他們的丈夫，軟硬兼施，杜撰大量的故事旁敲側擊的給予暗示。用得體、有分寸的方式講述出來，在他們的精心粉飾下“你最後簡直會相信，婦女在世界上唯一的是使命就是永遠不停地犧牲自己的身體。”

更讓人震驚的是，兩個代表純潔高尚的修女在羊脂球被普軍逼迫的事件上，反倒慷慨陳詞助封為虐。當伯爵夫人無意間向修女打聽聖人們的豐功偉績之時，修女答道，“許多聖人都曾經做過在凡人俗子看開可算犯罪的事兒，不過這些罪如果是為了天主的光榮或是為了他人的利益，那麼教會就會毫不猶豫地加以原諒。”平日看似膽小害羞的修女，在這時一點都不害臊，反倒能說會道而且言辭激烈，在整件事件上推波助瀾。“有很多行為本身應該受到謹責，但因為最初的意圖純正美好，往往最終都成為了值得稱頌的事兒。”這一切說的含而不露，既巧妙又得體，這些巧言如簧、口腹蜜劍的修女說辭攻破了羊脂球憤怒抗拒的最後防線。羊脂球勢單力薄，終不敵宗教外衣下的花言巧語而無奈就範，委曲求全。然而，羊脂球的自我犧牲並沒有為自己換來天使型女性群體的尊重與認同，在羊脂球身心受到折磨而無暇準備後半段旅程的食物而匆忙上車趕路，也同樣飢餓難熬時，同車那些有教養的，曾經領受過她恩澤的貴婦竟然無動於衷，旁若無人的大吃大喝，高盛闊論；不僅如此，他們竟然還時不時的對她投以蔑視和嘲諷的眼光，以劃清界限來標榜自己的純潔與清高。作者莫泊桑匠心獨運，高屋建銀，通過前後兩次在馬車上就餐事件的鮮明對比，有力地鞭抵了這些高貴人士，特別淑女其表，惡魔以內的高階女性的自私卑鄙，批判她們醜惡的嘴臉與無恥靈魂，從而更加凸顯出羊脂球大義凜然的高尚品質與美好品德。

2.2 以德報德的天使的形象

在《金陵十三鋏》中，與玉墨等妓女為對立面的女性，是那些家世良好、純潔懵懂的唱詩班少女。在宗教權力與男性權威的管轄下，他們溫順而聽話，對權力規訓言聽計從。而由於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她們的形象更是鍍上了一層聖女的光輝，如天使般能夠導人以向善。這正是男性審美理想的“天使型”女性形象。

如果說作品中那些秦淮河的蜜姐兒們硬是闖入教堂是對正統權力秩序的打破，勾引教堂工作人員陳喬治，戲弄神父阿多那多，在教堂內仍吃酒玩樂，歌舞昇平是對正統權威的挑戰，那麼以書娟為代表的唱詩班少女則是權力與秩序的遵從者與捍衛者。面對突然闖入的不速之客，她們雖好奇卻仍然遵從神父的旨意，神父“對她們嚴峻地擺擺下巴。所有年輕純淨，不韻世事的面孔剎那間都回避了。”。男權思想內化使她們視妓女為汙獨不堪的“下九流”女性，用激烈的言辭嘲諷這些女性以捍衛等級權力，用清高的眼光凝視妓女群體的低賤。她們辱罵接近討好她們的豆蔻為“爛冬瓜”，甚至還大打出手和這個和她們同齡的小妓女廝打成一片，把她們憋了己久的煩躁焦慮統統都發洩在她身上，而後還偽裝成受害者模樣，“女孩們倒是像受了傷害那樣面色蒼白，眼含著淚珠。四十幾個女孩咬定是豆蔻先出口又先出手。”：”而書娟也曾為自己的女性經血而感羞恥，為自己擁有著和密姐一樣的身體而恥辱，更因為自己父親愛上如此低賤身份的人而感到深深的蒙羞。她甚至想用行動來毀滅掉玉墨，純潔外表下的人性之惡一覽無遺。

但人性並非是單一固定的，而是是複雜多變的，有兇殘狠毒“惡”的一面，也就有閃爍光輝的“善”的一面。而正是寬容、仁義的妓女通過用自身生命對少女的救贖，才喚醒少女的自主意識，這一轉變最突出的體現在了書娟身上。當玉墨率領其他妓女代替他們去赴日本宴會時，書娟不禁對自己過去對待妓女的行為而感到悔恨。在這之後，書娟進行了一次仟悔。“這是她一生中最誠實，最長久也是最後一次懺悔。”在聖誕夜大事件中，書娟認識到了宗教權威與男性權力對女性的歪曲與偏見。而之後，她也由天主教徒而轉變成了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其實，書娟非常清楚玉墨是希望獲得自己認同的，只是她不願意給她機會讓她與自己為伍。她只需冷冷的看著玉墨，就讓她知道書香門第是冒充不了的，淑女是扮演不出來的，貴賤是不可混淆的。”但在這十三鐵在野獸的淫威面前，英勇不畏，俠膽義肝，毅然決然的替她們去赴刑場，書娟在此時也終於讀懂了玉墨對日本大佐那害羞一笑中的笑裡藏刀。這一笑飽含的勇敢與智謀征服了書娟贏得了書娟的認可，瞬間讓于娟的靈魂從個人仇恨中，從等級差異中得以姻渡。書娟走出了宗教男權的思想禁錮，往後的日子，更是以一種反省與覺悟的姿態來面對世態。

2.3 麻木不仁與淫槃重生

《羊脂球》與《金陵十三叉》中的天使型人物以救贖為分水嶺表現出質的不同。在救贖前，由於男權意識的影響下以及對妓女職業的認知，天使型女性形象自然的把妓女歸類到“壞女人”或說“放蕩女人”的行

列。身份高貴的她們用冷漠、輕視、嘲諷態度來劃清來自對立面女性，由此標榜自己的高貴與純潔。然而在被妓女解救之後，她們的心理與認知又出現了差異，本處於同一陣營的東西方天使型女性表現出了截然不同的態度。

為了早日上路，《羊脂球》中的貴婦太太和修女形成了團結的同盟戰線，想盡辦法逼迫羊脂球就範。她們步調一致，態度誠懇，手段多樣，理由堂而皇之。然而在羊脂球勉強屈就後第二天，她們的態度又陡然鉅變。“大家都忙碌著，而且離她遠遠的。”“胖姑娘很宅異，片刻鼓起勇氣同棉紡廠廠主太太打招呼，對方只是及其輕蔑的點了點頭，同時像一個貞潔的女人受到了侮辱似的朝她瞪了一眼。”她們吃東西的時候，也根本不顧沒來及準備食物的羊脂球。且不說羊脂球未能讓這些人早日上路而遭受外敵的侮辱；曾幾何時，正是羊脂球不計前嫌的用準備好的食物幫助她們解決了飢餓的煎熬。正是用高貴與低賤的對比，作者莫泊桑揭露出這些資產階級的逼迫別人做不道德的事情，而後又用道德去指責別人的虛偽，犧牲他人以求自己利益的自私，麻木不仁，由此表達對遭受欺害凌辱的底層婦女的深切同情。

而同樣在接受了“救贖”洗禮的唱詩班少女不同於《羊脂球》中那些麻木不仁，以怨報德的“家中的天使”，她們超越了仇恨、等級，擺脫了男權思想禁錮，靈魂進而得以淨化達到涅槃重生。如果說躲避在天主教堂內的人們與教堂外失卻人性的日本兵之間的矛盾是主線，那麼妓女玉墨與唱詩班少女之間不為人知的家庭恩怨則是推動故事發展的又一副線。自古有云，“不是冤家不聚頭”，在回顧趙玉墨企圖用手腕搶奪自己的父親，而差點讓她家庭支離破碎，書娟對玉墨的咬牙切齒是可以理解的。作者嚴歌苳在宏大歷史敘事間安排了玉墨與書娟的恩怨情節，凸顯出在大愛救贖感召下，人性之善跨越仇恨，階級而得彰顯。書娟本身的意識覺醒表明她已經走出了男性規範的範圍，擺脫了反映男權慾望的理想符號，符號化的天使書娟形象得以解構。

總結

妓女，作為自人類社會私有制後的產物，歷來被世人看作卑賤，汙穢，放蕩的淫婦。與之相對的恪守婦道，順良賢淑的良家婦女則被視為天使的化身。戰爭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歷史現象，是人類社會集團為了一定的目的而進行的最高鬥爭形式。而侵略戰爭是一種廣義上的強姦，是對現代文明更為殘暴的施虐。它充斥著暴戾、仇恨、殘殺，摧殘著人類的肉體與精神，使文明與秩序岌岌可危。來自不同民族時代的作家莫泊桑以及嚴歌苓都不約而同的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女性內部潛藏的對立性，選取蕩婦型女性群體——妓女與“家中的天使”群體——妻子、女兒為對比，一方面再現了妓女這一特殊的女性群體在朝不保夕的非常時期既要承受戰爭帶來的身體上的殘害，又要忍受來自社會，特別是同樣女性群體的不公待遇與攻擊，反映出主流話語下被男性規範內化而不自知的女性可恨可悲。另一方面把這一對立性人物置於帶給人類苦難的戰爭這一宏大歷史之中，通過“救贖”來展現身份卑賤的女性在國破家亡，同胞有難的危急關頭所彰顯的人格力量與女性救贖之偉力，從而顛覆了男權視域下的女性二分論，打破長時間以來社會對二者的刻板印象。

作者莫泊桑和嚴歌苓都是從自己政治立場與文化上出發進而塑造了各自的妓女與天使女性人物形象。就作品的相似性而言，由於看待同一問題的重心與意圖的不同，使他們呈現出不同的意味。把它們置於各自的政治歷史語境下，各顯示出獨特的色彩。莫泊桑與嚴歌苓對妓女天使形象的殊途命運的處理方式，表述了各自宏大敘事下的不同訴求。在梳理兩部作品寫作的不同政治歷史時代背景，我們可以能加清晰的看到莫泊桑對資產階級虛偽性與森嚴的等級制的批判，對生活於底層的婦女受到等級制與父權制雙重邊緣化的生存狀態的關注與同情。同時也藉由這些女性的悲慘命運來披露出世紀法國社會的腐朽、墮落與黑暗。縱觀莫泊桑作品，我們也不難發現有大部分是以那些弱勢女性群體的生存為觀察視角，其中妓女的人物形象又佔據了大量的作品篇幅，事實證明莫泊桑是一位具有女性意識視野的男性作家。然而莫泊桑雖對當時現行制度的進行了客觀的剖析，但在對女性生存出路命題的問題上顯現出侷限性。他為社會大眾呈現出當時社會下的婦女的境遇，為女性的可悲命運發出悲鳴，卻沒能有更深層次上的進行剖析與思索。而嚴歌苓基於自我的生命體驗，同樣採用二元對立的寫作策略，以女性內部矛盾為切入點，並以對矛盾在作品中的瓦解表達出打破二元對立，樹立女性多元身份的呼喚，表現出從新建構女性主體身份的希望與努力。

在中西不同政治歷史的影響下，兩部作品作者構建了相似而又有差異性的中西妓女和天使形象。而對差異性的形成原因不僅來源於政治歷史層面，還有來自文化層面的影響因素。這種差異性體現在中西文化語境下的基督教精神影響和儒教精神影響。基督教被視為西方精神文明的支柱，其文化對西方世界的價值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妓女不以生育為目的，同時不承擔孕育子嗣的社會功能，與宗教教義所提倡的觀念背道而行。在正統思想的內化下，妓女群體本身也對上帝言語充滿了歸順的渴望。在對宗教權力的服從與自身生計職業的矛盾中，他們深受精神的折磨。因此，她們在宗教精神上，要比普通婦女表現的更為誠摯。在男權視域下，那些家中歸順的，聽話的，接受男權規訓並以男性一直為行為準則的女性被羽化為“天使”。根深蒂固的宗教思想與等級森嚴的制度下，她們天使的稱謂不過是對她們對權力皈依的一種嘉賞，實質上她們早已腐化成了統治階級的木偶時缺失脈脈人情。

而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兩千年來正統思想，已經滲透於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並影響著國人的觀念與行為。相對於“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家庭結構中的女性，中國妓女則是漂泊在家庭倫理之外的，也就是與儒教倫理下與秩序相脫節的群體。在人倫關係中的缺席使他們被定位於等級秩序森嚴的社會邊緣。她們對迴歸家庭也就是人倫關係網，在家庭中獲得地位與正經的身份是十分神往的。但封建倫理宗法制並不會接受像他們這樣有過汙點的女性，對她們充滿的歧視。既然無法回家人倫家庭，無法實現蕩婦到貞女的轉換，那就用普通人都很難做到的義舉為自己正名，哪怕用生命交換也在所不借。這些生活在最底層的，忍受著屈辱辛酸的女子在生死存亡的關頭，迸發出捨生取義的凜然。

在全球化時代，無論是研究哪個國別的文學，都應該為該國文學進行定位與定性，而比較的過程正是起到了一個參照性的作用，由此可以更好地對該國文學的特色、特性、地位作出更好地判斷。沒有外來參照性的比較研究，對該國文學的認識定位很可能落於窠臼而顯現出片面甚至是極端。儘管在社會、歷史、文化以及兩位作者不同訴求目的的作用下，兩位作家對作品結果進行了不同的處理，但莫泊桑和嚴歌苓在小說中字裡行間無不透漏著對弱勢女性群體生命存在的真摯關懷與社會責任感。他們是戰爭困難下弱勢群體女性的代言人，他們用各自的故事向世人證明：女性不是被規範的不變體，更不該劃分到天使或蕩婦任何一種歸屬，而是裸有豐富充沛感知與生命力的鮮活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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