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运动史系列之一】
两段“最高指示”的由来
1955年7月，毛泽东正在运筹“三大改造”中最重要的一环，即以全面加速合作化为中心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他在案头看到了一本《互助合作》的小册子——这是由当时的许昌地委书记赵天锡到北京参加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时带去的经验材料。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廖鲁言看到其中一篇《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后，将其呈送给毛泽东阅览。所谓“一个乡”就是河南郏县的大李庄乡，此文写的其实是1954年的事，那年搞合作社缺少会计和记工员，乡里便动员在校读书的农村青年回来：“全乡在贫农和下中农里面，有7个没升学的中学生和25个高小毕业生，把两个中学生分配到老社，其余的全部分配到7个‘社架子’去，以便解决会计和记工员不够的困难。”
毛泽东对此产生了兴趣，即兴挥毫写下了这段名言：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州日报》2008年12月26日，林霞虹、罗桦林：《麦田里守望逝去的青春》）
这就是后来大规模知青运动时期被奉为两大“最高指示”之一的由来，这段话后来被浓缩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八个字。它最初所指的大李庄乡，在文革中隆重更名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据说是全国汉族地区人民公社中名字最长的。文革后知青宣传降温，人民公社也废除了，这里于是又恢复了“大李庄乡”的旧称。后来为了开发旅游，当地觉得当年的荣光可用，又改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乡”，简称“广天乡”。
1968年岁末，毛泽东在考虑文革中红卫兵造反运动的善后问题。这时又有一篇报道吸引了他的注意：当年12月10日《甘肃日报》头版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讲的是“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据说，“上山下乡工作开展以来，毛泽东一直苦于找不到可以用来引路的典型”。看到此文后老人家“立刻让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派记者到甘肃会宁县实地核查稿件真实性，然后转发全国。”(赵仕枢：《上山下乡狂潮是如何形成的》，《党史纵横》2004年第7期)
12月22日，人民日报转发经记者增补的甘肃日报宏文，毛泽东亲自把标题中的“城里”加一字改为“城市里”，并在这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文章前加了“编者按”，发表了那段著名的“最新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自此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了领袖亲自发出的“动员”令，于是全国响应，举国动员，上山下乡从此前城里学生的选项之一，至此发展成为规模空前的“一片红”大潮。
几十年来，上述分别发表于1955和1968年的两段“最高指示”一直被当做知青运动的灵魂，家喻户晓，举世闻名。人们还常把两段话中最点睛的各四个字放在一起：“大有作为，很有必要”，以强调知青上山下乡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改造世界观、在农村干革命的伟大意义。
两个完全相反的案例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回顾这两段话所由来的两个事件：1955年的大李庄乡案例和1968年的会宁县案例，却发现两者存在极大的差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案例。
在大李庄乡，回乡“大有作为”者是一些读过书的年轻人——“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可以说就是“知识青年”，但他们并不是城里人，甚至也不同于后来所说的“回乡知青”，因为他们同时也就是“贫下中农”——“全乡在贫农和下中农里面，有7个没升学的中学生和25个高小毕业生”。这其实很正常：1955年离“新区土改”结束才3年多（回乡故事实际发生的1954年离土改过去仅两年），那时的年轻人多是在土改前的“阶级”状态下成长的。而土改后出生的“贫下中农子女”到1968年也许已经“忘了本”而需要接受阶级的“再教育”了，但在1955年他们中最年长的也都还只是幼儿，连上学受教育的年龄都没到，更何谈毕业后接受“再教育”了。
换言之，大李庄乡案例的主角就是32位读过些书的青年农民。其实，1968年后在城市的职业中也一样，那时“读过些书的青年工人”也就是工人阶级了，没有人认为他们还需要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但是读过些书的人去务农则不一样，他们就算务农到老似乎也还是“老知青”，表现再好也就是“先进知青”，没有人认为他们就是“贫下中农”。不过，在1955年还不是这样，那时青年农民如果土改时定了贫农或下中农成分（土改时虽已有雇农、贫农、中农，又分为下中农、上中农的划分，但“革命阶级”一般说的是“贫雇农”，“贫下中农”的说法是合作化时才兴起，到1960年代“四清”时才成为农村“革命阶级”的官方称谓的），读了书也还是贫下中农，《互助合作》这本小册子并没有称他们为知识青年。毛泽东的按语虽然把他们称为“知识分子”，也没有提到什么接受再教育、与工农相结合、改造世界观之类的意识形态话题。
1954年，农村还处在“过渡时期”，农民本身正在经历从个体小农到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改造”，甚至还是“改造”的初期。毛泽东这时的名言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而不是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同时，当年中国人口中城市人口只占百分之十几，“一五计划”刚启动，工业建设正大规模起步，就业并不困难，城里人和“农村户口”间的户籍壁垒也尚未形成，至少尚未固化，城乡关系相对正常。那时的农民，尤其是读了点书的农民被招工进城的机会还不少。所以，近年来学界出现的关于发动知青运动两大动机——迫于就业困难的经济动机，还是改造知识青年成为“共产主义新人”的意识形态动机——究竟哪个为主的争论，而这一争论用在大李庄乡是有点滑稽的。因为这两大动机在1955年都并不突出。大李庄乡那32名“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的回乡，既不是因为就业无门，也不是因为这些本身就是贫下中农的人还要接受什么“改造”，而就是为了新办合作社的记工员与会计需求。小册子对大李庄乡案例的介绍以及毛泽东的批示，基本上还是就事论事的。如果说有什么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那也就是为了推进合作化而已。
而1968年的会宁县就不同了。首先，会宁县那篇文章的核心其实非常明显地就是为了解决城里人（“城镇居民”）就业无门的困境，这从《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醒目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些人留在城里只能“吃闲饭”，成为“国家负担”，所以要动员他们下乡——这就是该文的核心逻辑。正如文章作者后来概括的，这篇文章讲的事就是：
“使职工家属走革命化的道路，走大庆家属之路，减轻国家负担，决定动员全区职工家属和闲散人员到当地农村参加劳动生产（也有种说法是干部下放劳动），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区（会宁县所属的定西地区）各县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了动员安置。”（《人民政协报》2012年8月9日，黄建祥、赵平：《“我们也有两只手 不在城里当死狗”是谁说的？》）
所以，如果说大李庄乡案例与“安置就业还是意识形态改造之争”无关的话，那么会宁县案例就是一个典型的“安置就业”的例证。
其次，会宁县与大李庄乡案例的故事主角身份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如前所述，当年大李庄乡“回乡”的是读过些书的农民，而会宁县“下乡”的却是未必读过书的、包括文盲在内的“城镇居民”。大李庄乡回乡的32人都是青年，而会宁县下乡的“城镇居民”则有老有小，其中最突出的典型——据说就是讲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这句名言的王秀兰，竟是个不识字的老太太。
据《会宁县志》：“时年54岁并身有残疾的王秀兰率全家于1968年7月到河畔公社落户，成为轰动全国的有名人物。……1979年2月王秀兰全家返回县城仍为居民，同年6月病故。”
而更详细的地方资料说：
王大娘名叫王秀兰，1915年生，会宁县五十铺河西坡 （今甘沟乡）人。王秀兰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文化不识字，39岁丈夫去世后一直含辛茹苦的抚养几个孩子。……1965年王秀兰当选为会宁县城关镇枝阳巷居民组长，工作积极，吃苦耐劳，经常积极参加街道居民的公益活动。……1968年5月会宁县城关镇召开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动员会，她作为居民组长，首先响应号召，表示要带头下乡。当时50多岁的王秀兰在动员其儿媳下乡时说：“贫下中农在乡下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我们也有两只手，为什么一定要住在城市里吃闲饭，靠别人养活？”这个动员会开罢不到10天，她就带领全家人到当时的河畔公社九二大队四百户生产队(现白草原乡一带)安家落户,参加集体农业生产劳动。（郭忠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档案界”网站）
近年来当地人写的另一篇资料，价值观已有所不同，但事实描述还是基本一致且更详细：
1968年，会宁县城的城镇居民下乡落户运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影响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而带头下乡落户的城镇居民王秀兰，成了当时国人皆知的风云人物。
据记载，1915年出生的王秀兰，家居会宁县城，是一个纯朴老实的家庭妇女，文盲。1965 年，她当选为会宁县城关镇枝阳巷居民组长，工作积极。
1968年5月，会宁县城关镇革委会千方百计地动员城镇居民下乡到农村去。其主要做法有四种：一是“刮台风”与“清理阶级队伍”搅在一起，将一些列为批斗对象的居民强制到农村落户。二是采取硬逼硬赶的办法，对部分思想不通或有实际困难的居民，采取注销户口，停止粮油供应，停职停学，强行拆房等行为，逼迫其离城。三是通过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从思想上“动员”城镇居民到农村去。四是树“典型”。由此，县革委会的人想到了王秀兰。屈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压力，王秀兰违心地报名下乡，来到会宁白草塬四百户村落户。同时和王秀兰一起报名的还有王庆一等4 户居民。其中，王庆一是普通工人，他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何必在城里‘拉死狗’”。“拉死狗”是会宁县城人常说的话，意思是“无所事事”。
1968年6月26日，会宁县城关镇革委会将7名“刮台风”的批斗对象及家属第一批强制下放到农村，随后动员城镇居民下乡掀起高潮。县革委会为此还成立了会宁县城镇人口上山下乡安置领导小组，号召全县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向王秀兰等5户居民学习，“到农村去，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截止当年12 月上旬，全县已有178户932人分别下放到13个农村公社去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
(任重，会宁籍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会宁纪事 （三）：光阴好比打墙的板——我们也有两只手》)
撇开王秀兰的豪言壮语是否“违心”不论，这里讲的事实与主流资料一致：当时会宁县动员下乡的对象是“城镇居民”，树的5个典型，第一个就是这位“王大娘”，其他几位现在也可以查到：一位就是上文提到的王庆一，他据说是“普通工人”，因工厂在文革中停产而赋闲（失业）。还有“高中毕业知识青年王永强和只有14岁的女青年罗兰芳，未提及学历，按其年龄顶多是小学生。最后是高玉兰，“她虽然下乡才几个月时间，但由于各方面表现好，已被社员们评为标兵”。但如今可查的所有的报道都没有提到她的学历，也没有说她是“知识青年”（如王永强那种），而按当时的形势，即便甘肃日报初次报道忘了说，人民日报发表修改版时已经定调宣传知青下乡并且要求增补材料，她如果是知青就绝不可能忽略这一身份，所以在无法查阅原始档案前我只能估计她也是一般家庭妇女。
显然，五个典型中只有一个是知青，最出名的一号典型文盲老大娘王秀兰则“知识”（指学历身份）与“青年”都无从谈起。所以，当时甘肃定西搞的这场运动根本就不是什么“知青运动”，而只是一场强制压缩城镇人口的运动。当时甘肃定西会宁省地县三级，运动搞得雷厉风行。据说定西地区搞得最厉害的靖远县已经赶走了50%的城市（应为城镇）居民，会宁次之，40%的城里人被送往农村，“下去的人虽不是最多的，但工作比较扎实。”这么做的动机其实就是为了压缩“吃闲饭”者，“减轻国家负担”。不但根本没有提到学生的思想改造与结合工农等等，也完全没有“缩小城乡差别”之意——据当事人回忆，当时掌权的定西军分区司令员孙继力在向记者介绍情况时就“性格直爽”地说：“定西是个穷地方，城市和农村差别不大，城里住的，大部分也是农民，下与不下区别不大。”
两个典型都没成为“知青模范”
总之，1968年的会宁县与1954年的大李庄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李庄乡回乡的就是“贫下中农”而不是他们的子女，当然更不是城里学生。而会宁县“下去”的全是城里人。大李庄乡回乡者并不是出于就业压力，而会宁县这个压力当时似乎非常严重。
然而这两个典型，却也有两个一致的地方：第一，都不是一场城市学生上山下乡的运动，第二，都不符合“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工农相结合”的意识形态主题。
大李庄乡故事的主角不是城里人，会宁县故事的主角不是学生，他们都与毛泽东为会宁那篇文章发出的“12.22指示”（又称12.21指示，因为这一“最新最高指示”是21日晚广播发表，22日见报的）所说的“城里干部和其他人……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不是一回事。而且，大李庄乡的主角虽然读过书，在当时也可以说是知识青年或知识分子，但他们同时自己也是贫下中农，谈得上接受什么“贫下中农再教育”？
而会宁县的王秀兰老大娘不仅不是“知识青年”，自己在“旧社会”也是“苦大仇深”的贫寒人家，她还用得着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且不说她并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又何来“再”乎！另一个典型王庆一本身就是个“普通工人”，工厂垮了被“精简”下乡在当时也算是惯例，但工人阶级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能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的上吗？
无怪乎这两个典型虽然在后来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脍炙人口，毛泽东为这两件事分别发出的两段“最高指示”更是被奉若神明。但是，两个典型的当事人后来都没有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知青模范”。大李庄乡后来最出名的知青模范薛喜梅，是1968年才来这里插队的郑州市“下乡知青”，而会宁县当时五个典型中唯一的知青王永强后来籍籍无名，整个会宁县后来也没有出过具有全国影响的“知青模范”。
当然，这不是说那些主角们后来没有当先进、模范的，但他们都是以别的身份，而不是以“知青”身份出名。会宁县的王大娘后来当过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见过毛主席，却没有在各级“知青积代会”上露面。而大李庄乡当年回乡的32人，后来出了好几位基层干部，有的如黄发娃、邱振甲等还当过劳模和人大代表，但他们也是作为农村基层干部，作为“老支书”、“老村长”而不是作为“先进知青”获得这些肯定的。作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知青的头面人物，是后来来此插队的那些城里学生，而不是他们。
（本文刊发时删去注释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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