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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六事件”是1936年2月26日發生在日本的一起軍人政變。
關於“二二六事件”的發生的背景，有兩點不得不說：一是“天皇機關說”，二是“皇道派”和“統制派”的之間的鬥爭。
首先是“天皇機關說”。這是一個基於《大日本帝國憲法》（戰前憲法）提出的法學理論，提出者是美濃部達吉。同許多認為“天皇至上”的人不同，美濃部認為國家的統治權屬於國家——即政府——本身，而天皇雖是最高統治者，但應當處於憲法的管制之下。也就是說，美濃部達吉主張將天皇視為組成國家權力機構的部門之一，而非一個超越國家權力機構的存在。
在“天皇機關說”提出的1935年當年，關於這一理論的爭論席捲日本全國。不少右翼政客和軍官都對美濃部的“天皇機關說”提出不滿，甚至認為美濃部達吉的思想是“反國體”。同時，由於當時的岡田啟介內閣對“天皇機關說”採取的是原則上不反對的態度，繼而遭到了持續的攻擊。
而這樣的爭論最終上升到政治衝突的層面，就是由於前文提到的第二點——“皇道派”和“統制派”的之間的鬥爭。
這兩派都是日本軍隊的內部派別。“皇道派”強調應由“天皇主權”（天皇高於憲法存在）實現內政外交的“革新”，其精神領袖是荒木貞夫，較有名的成員有真崎甚三郎、村中孝次等，其行為有“下剋上”的痕跡；而“統制派”則強調“革新”必須按照軍人的組織程序，在體制內展開，其領軍人物是林銑十郎，著名人物有永田鐵山、東條英機、武藤章等。據稱，“皇道派”最初制定的“國家革新案”，“具有一種暴力革命的色彩”。
事實上，這兩派對於“天皇機關說”，都沒有采取認同的態度，只是在反對的基礎上，激進和更加激進的差別而已。比起論爭，他們更在乎派別利益、軍隊主導權、政府部門人選等更加實際的東西，至於對“天皇機關說”的論爭，無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罷了。
（荒木貞夫）
人事問題是兩派鬥爭的焦點。1933年，陸軍大臣荒木貞夫提出組成有首相、大藏大臣（財政大臣）、外務大臣和海軍、陸軍大臣組成的“五相會議”，協調國家工作。但是在這個會議上，荒木貞夫基於“蘇聯威脅論”提出的擴軍要求遭到否決，這就意味著“皇道派”的“革新”受阻。接著，荒木貞夫辭職，林銑十郎取而代之；同時，永田鐵山被任命為陸軍軍務局局長。這樣一來，“統制派”就在軍隊和政府內部獲得了壓倒性的地位。
以此為背景，1935年8月12日，“皇道派”的相澤三郎中佐在光天化日之下將永田鐵山劈死在辦公室，進而激化了兩派的矛盾。儘管林銑十郎在時候引咎辭職，繼任的川島義之陸相被要求協調兩派矛盾。但兩派鬥爭至此已是水火不容，遂在翌年爆發了“二二六事件”。
事件的導火索，是“統制派”主導的陸軍中央欲將由“皇道派”主導的第一師團調往中國東北，使後者產生了將要被排出統治中心的緊迫感。2月26日佛曉，步兵第一、三聯隊的近1500名士兵在村中孝次、磯部淺一等人的率領下，襲擊了首相官邸、侍從長官邸、陸相官邸、內大臣私邸、教育總監私邸、藏相私邸、前內大臣牧野伸顯住所及警視廳。
（蹶起軍人的襲擊路線）
襲擊導致內大臣齋藤實、藏相高橋是清、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被殺，侍從長鈴木貫太郎受重傷。在首相官邸，首相岡田啟介躲在女傭的屋裡逃過一劫，首相的妹夫松尾川藏被當成首相殺死。之後，首相在女婿兼秘書的迫水久常的幫助下逃脫。
（高橋是清（左）在襲擊中被殺）
在政變軍人大砍亂殺的同時，又以“陸軍步兵大尉野中四郎及其同志”的名義，向川島義之陸相遞交了《蹶起趣意書》，痛陳“國體臨危”、政府官員及元老重臣“幾度頸血噴濺，仍舊毫不懺悔反省，依然為私權自欲所驅，熱衷苟且偷安之事”，繼而要求罷免和清楚"統制派"軍人，重用“皇道派”的荒木貞夫等人。
內閣在次日宣佈總辭職。儘管陸相將《蹶起趣意書》呈奏天皇，但天皇感到極為震驚，對侍從武官本莊繁說：“朕將親率近衛師團就，平息叛亂。”
2月27日，當局發佈戒嚴令，並向所有蹶起軍人發出奉敕命令，要他們遵循天皇聖旨，返回所屬部隊。2月29日，又發佈聲情並茂的《告士兵書》，徹底動搖了蹶起軍人的決心，他們紛紛放下武器，事件基本平息。
最終，震驚一時的“二二六事件”以蹶起軍人歸順、為首軍官被捕、內閣全體辭職告終。蹶起軍人首領磯部淺一、村中孝次等17人被判死刑，其中包括沒有直接參與其中的、被稱作“日本法西斯主義鼻祖”的北一輝。
儘管作為軍人政變的“二二六事件”被平息，但陸軍卻因這次事件而漸漸進入政治中樞，繼而拉開了軍人政治的帷幕。
參考文獻
馮瑋，《日本通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年
[美] 約翰·託蘭，《日本帝國衰亡史》，中信出版社，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