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埃爾·邁爾威茨跟拍過遊行隊伍，也伏擊拍攝過美髮師。
在拍攝世貿大廈遺址時，他甚至敢於拒絕工作人員的清場要求。
在他位於意大利托斯卡納的穀倉裡，他喝著英國PG Tips牌茶，啜著裡考塔乾酪，回首了他最為驚豔的攝影作品。
“沒有一個人出手相助”, 1967年攝於法國巴黎，選自霍埃爾·邁爾威茨的全新影集《我在這裡找到自己》。
霍埃爾·邁爾威茨是地道的紐約人。55年前的一天，他帶著一隻35毫米相機，漫步在紐約街頭。透過拱廊的窗戶，他瞥見了這樣的一幕：一名年輕的女子背對他站著，溫柔地用梳子梳理著她男朋友的背頭。霍埃爾·邁爾威茨停下了腳步，想象道：在她還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她應該也是這樣給她的洋娃娃卷頭髮的吧。
在二月的一個黃昏裡，我們坐在一處經過改造的穀倉內，面前生著篝火。這間位於意大利托斯卡納的穀倉正屬於霍埃爾·邁爾威茨，在這裡，他回憶著那次經歷的後續。“我躡手躡腳，儘可能地接近他們，試圖拍下這親密的瞬間——為此我用上了自己全部的勇氣，我很害羞。要不是那裡有塊玻璃板，或許我就不敢靠得那麼近了。”在成片中，那男孩皺著眉頭，在陰影裡瞥向鏡頭——那是一個充滿脆弱性的瞬間。或許，在下一個瞬間，這種脆弱性就會轉化為男孩對他的入侵產生的憤怒。或許，他還會踹這位攝影師的屁股。
“溫柔地梳著頭”，1962年攝於紐約。
這是這位美國街頭攝影師最早拍攝的照片之一，但其突出之處並不在於它如何出色地捕捉到了這個瞬間。畢竟，法國攝影師亨利·卡蒂埃-佈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早已在這方面蜚聲，而霍埃爾·邁爾威茨不過是在追隨他的腳步。關鍵在於，捕捉到這一刻的照片是彩色的。他回憶道，“在藝術攝影領域，人們仍然對色彩存在著巨大的偏見，彷彿只有黑與白才具有正當的美學意義。我從來不信這一套：對我而言，色彩很重要。我本能地感到對於色彩的需求，是它給予了我工作的力量。就像我們擁有對於嗅覺的記憶一樣，我們也有對於色彩的記憶。你瞧，這世界是彩色的，對吧？”
那年，霍埃爾·邁爾威茨還是一位年輕的藝術總監，正在為一家廣告代理公司設計一本手冊，但在工作中親眼見證了美國大攝影家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的一場拍攝過後，他也耐不住入了攝影這一行。“他穿梭在他拍攝的那些女孩們之間，天吶，這真讓我大開眼界。你在操縱相機的同時也可以四處移動。哇！我也想要像他那樣。”
霍埃爾·邁爾威茨一直不知道自己這輩子想要做些什麼，直到那次經歷令他恍然大悟。當時的他在業餘時間攻讀藝術史碩士學位，同時還涉獵抽象繪畫。在與羅伯特·弗蘭克相遇之後，他回到公司，當天下午就辭去了這份工作。他說道，“我的老闆Harry不敢相信我的所作所為。不過，後來他為我買了一部相機。”
“櫥窗裡的那隻老虎多少錢？”，1975年攝於紐約。
街頭攝影師加里·溫格蘭（Garry Winogrand）是霍埃爾·邁爾威茨的同道，兩人自最開始就執著於探尋街頭那誘人的風景：“人與人之間熾熱的凝視，還有某一偶然時刻中臨機捕捉到的那令人緊張的謎樣氛圍。”
在霍埃爾·邁爾威茨的全新自傳影集《我在這裡找到自己》（Where I Find Myself）中，他這樣描述那段令人興奮的日子：“我們熱衷於欣賞第五大道上光影的變幻，欣賞它給予事物的意義。我們眼看著季節交替，女性的衣著隨之變得輕盈而性感。我們活在攝影中，我們與攝影同呼吸……我們感覺自己是某項運動的一部分，這項運動讓攝影變得前所未有地有趣。”
但是，霍埃爾·邁爾威茨首先要克服的便是自己的羞怯。通過他最初的攝影項目——拍攝街頭遊行中的旁觀者，他做到了這一點。他說道，“沒人覺得攝影師待在遊行隊伍裡有什麼好奇怪的，因此他們視我於無物。”一張1963年拍攝於紐約的照片尤其成功，照片裡一位穿著開襟毛衣的非裔美國人和他的狗站在人行道上，他放鬆地笑著；一旁站著一位白人，一身西裝裹得嚴嚴實實，手裡拿著一頂帽子朝著自己的心臟部位，對一旁的黑人怒目而視。
“捕捉偶然的時刻”，1963年攝於紐約。
霍埃爾·邁爾威茨解釋道，“他當時正在朝鏡頭外的國旗致敬。這張照片裡有很多未解的東西，但它展現了許多種二元對立：黑人/白人，歡快/憂慮，愛國/不那麼愛國。你需要走上街頭，捕捉那些偶然的時刻。”
在霍埃爾·邁爾威茨的街拍中，我最喜歡一張攝於1967年的照片：在巴黎的一處地鐵站外，一名法國男子摔倒在地。那時，霍埃爾·邁爾威茨已開始進行更遠距離的拍攝——把與距離拍攝對象的距離從8英尺（約2.4米）增加到20英尺（約6米），這如同從室內樂到交響樂的轉變。每個人都看著那個摔倒的人：走下車站樓梯的時髦年輕女子、用滾輪推車推著盒子的送貨員；騎自行車的人回過頭來，只為更清楚地目睹這位陌生人的不幸。一名身著連體服的工人甚至一腳跨過了那位俯仰在地上的男子，工人手上的錘子似也帶有惡意。霍埃爾·邁爾威茨笑著說道，“這些混蛋，他們沒有一個人扶他起來。”
這張照片很吸引人，它是一張網，交織著人們凝視的目光和許多偷偷摸摸的一瞥。他說道，“在我60、70年代拍攝的街拍裡，你可以在人們的眼睛之間連線，勾勒出那些引力場。”
“像一條熱帶魚一般充滿異域風情”，Sarah，1981年攝於馬薩諸塞州普羅威斯頓。
今年，街面上曾經吸引著霍埃爾·邁爾威茨的一切都已經凋零。“沒人會看向別人。每個人都粘著自己的手機。”街頭攝影還存在麼？他說道，“它依舊蓬勃，但現在的拍攝方式和我過去拍攝的方式已經不同了。當下最好的街頭攝影師展示的是被廣告牌矮化了的人們，街道已經失去了它的風味。”
霍埃爾·邁爾威茨的作品不斷進步。和任何一流攝影師一樣，他變得能夠吸引自己的拍攝對象，讓對方給予自己想要的東西——他成為了街面上一個嚴厲而堅定的存在。在夏季，他居住在位於馬薩諸塞州普羅威斯頓的家中。1980年代時，他在那處居所附近拍攝了一系列照片，這一系列的主題看起來與賴拉克·迪克斯特拉（Rineke Dijkstra）的作品主題頗為相似。其中，你可以看到他讓身著泳裝的年輕女子擺出的率真造型：在鏡頭前，一位“像一條熱帶魚一般充滿異域風情”的年輕紅髮女子在他的指示下露出了她那滿是雀斑的胳膊。
在霍埃爾·邁爾威茨拍攝於世貿大廈遺址的作品中，你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種過程。911恐襲發生當天，他並不在紐約。但是，他一心想要拍攝災後的景象，於是便直奔市內。“到達世貿大廈遺址後，我掏出了我的徠卡相機，隨後就被一名警察從身後重重一擊。他們說道：‘兄弟，你不能在這拍照，這是犯罪現場。’我和他爭論了一番——這裡是公共空間，這是我的城市，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我也的確做到了。”
他隨後拍出的圖集宛如一座震撼人心的紀念碑，祭奠了這座宏偉的廢墟和在其中工作過的人們。那些人們搜尋著牙齒、骨頭等一切能被用於驗證遇難者身份的遺骸，“他們對搜尋工作付出的心力把這座遺址從宏大的物理層面帶到了私密的精神層面。”他說道。
陽光下升起的煙霧。2001年攝於紐約。
第二年春天時，他待在意大利。“由於9·11事件的發生，全世界都發生了變化。當我看到托斯卡納那千年來綿延不絕的耕種景象時，我受到了極大的慰藉。”在《我在這裡找到自己》中，他把世貿大廈遺址的照片和托斯卡納的田野、柏樹的照片放在了一起。這些粗曠的照片也具有精神層面的意義：在那場罪惡行徑的餘波裡，大自然中的美好事物仍然生生不息。
現在，霍埃爾·邁爾威茨決定把拍攝的場地從街頭換到農場，並把家從紐約的布朗克斯區（Bronx）搬到了意大利錫耶納（Siena）南部的山丘中去。在過去的四年裡，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英國小說家瑪吉·巴雷特（Maggie Barrett）把一座鄉間的穀倉改造成了一處隱居之所。“我們與一切切斷了聯繫，我們定居在這，既沒有家人，也幾乎沒有任何形式的朋友，我們有的只是彼此。這是一項關於親密關係的實驗。”我們喝了茶（他妻子的PG Tips牌茶葉），他還為我奉上了經過數週發酵的裡考塔（ricotta）乾酪，而這份乾酪出自住在他隔壁的農夫之手。
霍埃爾·邁爾威茨把他的城市攝影比作爵士舞、一場手持相機穿過街巷的婀娜舞蹈。他在職業生涯後期才把風景加入拍攝內容當中，“這發生在1970年代晚期的普羅威斯頓。每年夏天我都會搬到生活方式簡單的地方去，以期獲得一種不一樣的眼光。我需要用一臺8x10英寸的大畫幅相機記錄下我所看到的東西。有了這樣一臺相機，你無需隨性發揮，無需跳‘爵士舞’，你只需要服從相機的指揮。”那麼，究竟是什麼如此吸引人？“一切都擁有難以置信的視敏度，像是渲染了一般——我被驚豔到了。”他的海灘/天空系列（Bay/Sky series）拍攝於1970年代晚期至1980年代早期，其中特別去除了人物，只展現天空、海洋和陸地這樣的基本要素。
Longnook海灘，1985年攝於馬薩諸塞州特魯羅（Truro）。
在過去的四年裡，霍埃爾·邁爾威茨淡出了這個世界，只待在他的工作室裡。在那裡，他拍攝了選自普羅旺斯二手貨市場和托斯卡納回收站的樸素物什。他認為，他的作品是在反覆地演繹塞尚和喬治·莫蘭迪（Giorgio Morandi）的靜物畫。他說道，“我對這些圖片形式的難題著了迷。”他從兩、三件物品入手，現在已在著手一些宏大的佈局，這類佈局讓我想到了他的街拍照片裡那複雜的人物位置。
霍埃爾·邁爾威茨已經謝頂，但卻肌肉發達，整個人充滿生活感。40年前，他要是再遊快半個指尖，或許就會入選國家隊，代表美國出征奧運會。在今年的3月6日，他80歲了。在他送我離開時，我問他，是否有退休的打算？他答道，“藝術家們從不退休。我們只會迷上全新的創作。至少我是這樣的。”
翻譯：王寧遠
原標題：Photography legend Joel Meyerowitz: phones killed the sexiness of the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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