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除了岳飞，鲜有朝廷官员被皇帝杀害。一直与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对着干的苏东坡，从朝廷贬到黄州，再贬到惠州，最后被赶到“天涯海角”的儋州，贬来谪去，却始终活得好好的。宋朝的士大夫们享受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官员待遇。
为什么会如此呢？原因是因为宋朝的皇权被关进了“笼子”。
早在陈桥兵变时，赵匡胤就约束部下：进城不得杀害旧朝皇帝和大臣，不得扰民。太祖死后，立一块石碑于密室，碑文上有一条便是：不得杀害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之人。后代皇帝即位时，必须跪于石碑前，背诵碑文，并发下重誓，恪守祖训。
这便是宋朝皇帝权力的“笼子”。
太祖在立碑之前，常常以身作则。“杯酒释兵权”虽说是历史在诟病赵匡胤，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何尝不是太祖在把双手套在“笼子”里来行使皇权呢？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都是直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赵匡胤却能和功臣们坐在酒桌上，好言好酒，用良田美姬来交换功臣们手里的兵权。
另一个事例就是善待老东家—柴家，以至于《水浒传》里小旋风柴进那么肆无忌惮地屡屡对抗朝廷，救济罪犯。
还有一次，太祖在御花园中打鸟雀，一位御史不顾士兵阻拦硬闯进来，太祖听完汇报，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生气地说：“火急火燎地见朕，就为这点事？”御史说：“总比打鸟雀要紧。”太祖拿起斧头，用斧柄击打御史的嘴，敲落两颗牙齿，御史弯腰捡起，放入衣袖，太祖冷笑道：“怎么着，要告朕？”御史道：“告不了，但史官会记录。”太祖哈哈一笑，只好站起身向御史道歉。
宋太祖知道，天下是赵家的，但是治天下得靠大家。自己的子孙后代贤愚不等，能否一如既往地善待士大夫就很难说了，所以立碑树训，令后代发誓恪守。从史实来看，这个“笼子”是一直生效的。
宋神宗时代，陕西一官吏因作战不力，神宗下旨诛杀。宰相劝谏：不可坏了祖宗规矩。神宗：那就刺字，流放。宰相：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只好从轻处理。
《杨家将》演义中的八贤王，手执金锏，“上打昏君，下打奸臣。”凛凛威风从何而来？还不是太祖传下来的“笼子”。
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可谓家喻户晓。宋仁宗曾经想给自己的叔岳父提个官，结果被包拯给硬顶回去了，仁宗没法，回到后宫跟老婆发脾气：你就知道给你的家人要官，全国都知道有个“包黑子”难道你不知道吗？为了抵制那个官，包黑子竭力争辩，满口吐沫星子都快喷到我脸上了。如果没有“笼子”，皇帝的叔岳父直接顶替包拯的官职都有可能，还容得了你包拯多管闲事。
宋徽宗在金国幽闭身故，高宗赵构服丧，把朱漆椅换成了没上漆的木椅，一个外地来的公主见了，问：这张御椅是不是檀香木做的？妃嫔们都笑了：我们平时用胭脂、皂荚用多了，宰相们都要管，即便陛下，也不敢奢侈浪费，哪里敢用檀香做椅子？
被关进“笼子”的不仅仅是皇权，还有官吏的权力。
宋朝的宰相人数常常有好几个，比唐代还要多，正的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的叫参知政事。大凡决策，需要众宰相集体讨论通过，宰相不能“进退人物，随意在手”，如此就不容易产生像李林甫杨国忠那样一手遮天的权相了。当然，这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行政效率低。这是世界范围内也是古今长存的问题，民主和专制，各有千秋。但总的来说，显然低效率的民主比高效率的专制更受地球人欢迎。
热播电视剧《大宋提刑官》根据南宋法医专家宋慈的《洗冤录》改编，剧中的宋慈通过自己精深的法医理学破获了一桩桩的疑案，使若干的沉冤得以昭雪。别看热闹，要看门道，这个门道就是大宋的法制“笼子”。
宋朝的司法制度，特别强调证据，不仅讲究物证的收集、甄别和运用，还建立了犯罪现场勘察制度和严密的检验制度。正是由于这些司法制度的建立，使得宋慈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历年的破案经历形成了《洗冤录》，并出版发表，随后朝廷要求办理刑案的官吏人手一册，成为当时的法医检验指南，该书比欧洲的法医著作早了三百多年。
如果没有这些司法制度为基础，宋慈的《洗冤录》写不出来。而有了这些法制权力的“笼子”，法官们就不能为所欲为，否则只要有像宋慈这样懂法理的人，就很容易去伪存真，揭露真相，使元凶无处躲藏。
相对明清两朝暗无天日的专制独裁，大宋是温和的，大宋的权力始终被装在“笼子”里。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敢说敢做，才有作为，才共同创造了一个经济繁荣、科技进步、文化昌盛的温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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