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變局，從字面上理解，百年，是指一個長時期的跨度，不是幾年或幾十年；大變局，是說發生重要的、影響巨大的變化，不是小規模、局部的改變。既然是變局，也意味著變化涉及大的格局、秩序、體系。
因此，對於百年大變局，要有歷史的眼光，有大視野，有謀略。“百年大變局”的關鍵字是“變”，要研究變什麼、怎麼變、變到哪裡去，對“變”也要分層次、分視角。
從範疇方面說，可分為全球之變與中國之變；從內涵方面說，可分為權勢之變與秩序之變；從領域方面說，可分為政治之變、經濟之變與社會之變。
從視角定位來觀察，具有大視野的方法是圍繞新千年的上下一百年，即上個百年（從1900年至2000年）和這個百年（從2000年到2100年）來觀察中國與世界。
從中國的角度來說，這個時間定位是很有意義的，因為這個時期發生的變化和將要發生的變化不僅深刻，而且深遠。中國的近代衰落和現代復興都與世界大變局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中國與世界的變局是同步交織與相互作用的。
《百年大變局：世界與中國》，張蘊嶺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
如果把中國的發展放在世界發展的大視野下來認識，對於中國的百年大變局會有更深刻的認識，因為，一則中國的發展需要外部的環境支持，二則中國的發展對世界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大變局下的中國與世界，從中國的角度分析，具有廣域的內容和綜合的含義。
中國經濟的發展還處在由低向高的轉變過程，這個轉變的難度是很大的
中國對百年大變局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經濟總量、綜合實力的上升、走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上，更為重要的是體現在以新理念創建發展範式上。
中國沿襲傳統發展範式實現了經濟總量的快速提升，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如空氣汙染、水質汙染、土地汙染等。
同時，鑑於中國規模大，與世界緊密連接，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巨大。因此，轉變發展方式，不僅是中國自身最為緊迫的任務，也是世界發展所需。
由此，中國的發展範式轉變肩負著雙重使命，既為自己，也為世界。新發展範式需要體現：綠色可持續；新能源結構，突破傳統方式的資源、能源制約；能夠體現效率與公平的基本均衡。也許這個世紀難以完全實現這樣的目標，形成新的發展範式，但至少要有大的轉變，並且能夠起到很好的導向作用。
向新範式的轉變是一場大變局，既是充滿希望的，也是非常艱難的，並且發展方式的轉變是與政治、社會、文化價值相聯繫的，需要有與此相向而行的政治變革、社會轉變與文化創新。
總體而言，中國經濟的發展還處在由低向高的轉變過程，這個轉變的難度是很大的。為此，中國必須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機遇，跳出傳統經濟範式的轉型定式，實現創新型“跨越式轉型”。
同時，向新發展範式的轉變不是中國一國的事，而是全世界的事，需要各國的協調與合作，一方面需要創建國際合作機制，另一方面需要各國政府、社會、企業、個人作為共同的利益攸關方承擔責任，併為此制定相應的法規。
中國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邁進，其轉變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作為一個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邁進的大國，其轉變的深刻含義不僅體現在經濟方面，也體現在政治方面。從這方面來說，不僅體現在非西方大國經濟崛起，也體現在非西方大國政治崛起。
西方國家堅持西方特色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和以此為基礎的政治體制，而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以此為基礎的政治體制。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有的人斷言西方價值觀和政治體制將主導世界，由此得出了“歷史終結論”。
事實證明，這個論斷並不正確，如今，中國走出了一條不同的道路，發展了現代化政治構建的理論和實踐，併力求把中國長期積累的政治和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建設進程結合起來。
在中國特色政治構建的過程中，將會面臨不少挑戰，比如，如何把握經濟社會轉變與政治轉變的均衡，如何建立開放包容的現代政治，把現代、傳統與未來有機結合起來，如何創建多樣性世界的政治共識與協調合作關係等，這些既是對中國本身發展的探索，也是對世界發展的探索，兩個方面相輔相成，相互影響。
在一定程度上，政治變革要比經濟變革更為複雜，難度更大，因為政治變革是有深刻含義的探索與創新，需要付出巨大的和艱苦的努力。
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的影響突出地體現在自身發展對世界的作用上。比如，在經濟上，由於規模大，無論是總量的增減，還是單量的增減，都會對世界產生重要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發展的成功是對世界發展的巨大貢獻。
在政治上，中國走不同於西方的特色道路，對於多樣性世界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成功為世界多樣性的發展提供了不同的選擇，每個國家都可以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模式。
其實，中國的政治建設是開放的，是會在進程中不斷進行改革的，“中國模式”並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不過，出於對中國影響的考慮，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的崛起還是有著很強的政治警覺和牴觸的，併為此採取諸多制約甚至對抗性的措施。
同時，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大國，必然會推動現行國際關係與秩序的變革，包括經濟關係與秩序、政治關係與秩序的調整和變革。
但是，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與利益攸關方，自然不會去另起爐灶或者把它推翻，其影響與作用更多地體現在通過新的倡議或者行動做出新的貢獻，發揮重要的或者引領性的作用。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學部委員，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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