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在历史典籍中又经常被称为“西京”，关于其改称“西京”的时间，史料记载有所出入。其实，早在2013年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唐代长安称“西京”之时间考》一文已有定论。
唐长安称“西京”的准确时间以《通典》、《唐会要》记载的开元元年（713年）为准。
《通典·卷一百七十三》：“京兆府，武德以来称京城，开元元年十二月三日，称西京。”
《唐会要·卷七十》：“至隋文帝开皇三年，移筑新都，号曰大兴，今城是也。武德以来称京城，开元元年十二月称西京。”
实际上，早在开元元年之前，自高宗、武后时期起，已经有称长安为“西京”的现象。
《唐会要· 卷六十七》“留守”一栏中记载的“西京”：
咸亨二年(671年)正月七日，高宗幸洛阳，以雍州长史李晦为西京留守。
垂拱三年(687 年)，文昌右丞相苏良嗣为西京留守。
景龙二年(708 年)三月，侍中苏壞充西京留守。
注：《旧唐书》卷75《苏良嗣传》载苏良嗣“为西京留守”，卷88《苏壞传》载苏壞“充西京留守”，可与《唐会要》之记载互相印证。《金石萃编》卷73《奉先寺像龛记》载咸亨三年(672)造奉先寺大卢舍那像时主持之人有“奉敕检校僧西京实际寺善道禅师”。
这些记载，说明了自唐高宗、武后时期起，已经出现将长安称作西京的情况，而且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到了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遂统一规定称长安为西京 。
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隋朝以“西京”与“东都”的对应称呼。
至于其为何会将长安称为“西京”，隋时的情况可以作为参考。
《初学记·卷十三》 记录了隋炀帝诗云：“东都礼义举，西京冠盖归。”诗中将“东都”与“西京”对举，可见当时已将长安称作“西京”。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高斌廉)遣使间道往江都奏帝(按指唐高祖)举兵，炀帝恶李氏据有太原，闻而甚惧，乃敕东都、西京严为备御。”也是将“东都”、“西京”并举。
根据 王立强先生《隋唐长安（大兴）与洛阳主辅关系转换问题研究》一文考证，隋炀帝迁都洛阳，初名“东京”，后改称东都，同时长期以大兴（今西安）为陪都。
王立强《隋唐长安（大兴）与洛阳主辅关系转换问题研究》
因此，隋炀帝又称大兴为“西京”。而唐代至高宗、武后时，也多在东都洛阳居住。隋代已有“东都”、“西京”之对称，唐代人将长安称为“西京”也就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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