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兵叫川藏線汽車兵。
那些年，還沒有實現路面黑色化的川藏線，被人稱作“生死線”、“死亡公路”。全長兩千多公里，橫跨14條江河，全程要翻越21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懸崖峭壁、塌方飛石，有“七十二道拐”等天險，人聞之喪膽，處處皆鬼門關。
川藏線沒有鐵路，以公路為主，汽車兵在公路上從事運輸工作：執行戰備運輸任務，給邊防一線部隊、駐站部隊提供服務，類似地方的物流公司。從有這條公路開始，川藏線汽車兵翻山越嶺、往返穿梭，一趟又一趟地為藏區邊防部隊送去物資給養。
1981年，趙剛19歲，參軍入伍，川藏線某汽車團。1982年當了警備戰士，1983年學開車，從此開始了24年的汽車兵生涯。
“很多人不知道這條線的前世今生，它是三千多軍人用鮮血和生命建成的，直到今天它仍是一條重要的國防線。這條路上的二十多年，有戰友在我眼前犧牲，其中兩位犧牲在我懷裡，非常年輕的戰士；曾經在八宿塞車，塞了八十多天，前面大山塌下來，後面雪崩，冰山溶雪把路全部沖毀。一起出來的戰士，糧食吃光，指甲凹陷，那年是1994年，我們看到哈雷彗星，非常大，看著它出現又消失……為什麼對這條路有這麼多的感情，因為我們付出太多太多。”
飲冰二十年，難涼熱血。鐵血男兒，提到當年的故事，仍會控制不住落淚。趙剛一生中最好的年華，都獻給了川藏線和汽車兵團。
成為川藏線汽車兵要走的路
汽車部隊必須開車，必須服從命令。
趙剛說最開始學車，學得不好，那時候年輕瘦小，車又很大，上車以後害怕。要掌握好油門、離合器還有排擋，一緊張就控制不好，慢慢就開得很好了。第八個月，在雅安進行適應性訓練，各種各樣的道路，直路、八字路、蛇形路、彈坑路、單邊橋、鐵路鐵軌、輪船汽渡、泥濘路、陡坡轉彎，夜間閉燈駕駛，訓練完考試合格再進行山地訓練。
山地訓練主要在雅安到天全，“那時候的路全是碎石路和泥路，有時候會打滑，泥和輪胎滾在一起非常惱火，山地訓練結束以後就進藏。從雅安出發走川藏南線，一直到波密，然後折返走川藏北線，從德格回來，這是最後一個檢驗性訓練，回來以後就畢業。 ”
畢業以後兩個最好的學員參加複訓，複訓就是正兒八經地執行任務，一個車是一個班，老兵是班長，一個老班長加兩個學員，滿載貨物，跑到拉薩。基礎訓練半年，複訓兩個月，加起來差不多八個月，然後回老部隊，執行最後一趟任務，十月初出發，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回來。
“這一個月非常艱苦，路面經常出現狀況，塌方斷路、結冰，最怕的是桐油，就是以前老百姓家類似油漆一樣的東西。有時路面會有薄薄的一層冰，透明看不見，馬都走不過去。”每年一個團要培養駕駛員200—300人，以及100多個修理工。氣候條件影響，一般川藏線汽車兵一年有七個月時間在路上，剩下的時間冬訓和夏訓。
趙剛回憶，第一次走天全那一帶，山是那種筆直的高，河就在你旁邊，路很窄，只能過一輛車，無法會車，很多戰士都不敢開，抓方向盤的手都在抖。那時候二郎山腳下有個新溝兵站，到了那裡必須住下，第二天用一天的時間爬這座山。
“一臺車出問題，所有車都要停下來，那次堵了十多個小時，又冷又餓，二郎山植被很多，很美，但腳下就是峭壁，第一次開那麼大的車上山很害怕，根本無心觀賞風景。”趙剛說在這條線上跑了那麼多年，外人無法理解為什麼他們對川藏線又愛又恨。
路上的生死與詩意
“說實話我沒有絕望過，我是不會認輸的人，除非我死，我始終相信一定有辦法。”趙剛講起1994年他們在“84K”（這是個公里數，然烏湖到中壩鄉的一個地方，沒有名字，趙剛取名叫84K）遇到的一場雪崩。
“早春三月，晨起從然烏出發時天氣非常好，後來雪下得特別大，紮在車玻璃上啪啪響。我在前面帶隊，在20公里處看到旗雲，遠處一個小小的雪球從幾千米的高山滾下來，越滾越大。我覺得有問題，下車觀察，然後命令車子全部停下。說話間就感覺氣壓很大，耳骨往裡壓，聽到很沉悶的聲音，往山上看，雪鋪天蓋地下來，同時有樹枝斷裂和各種各樣的聲音。人趕緊往後跑，那時雪已經下來了，砸在然烏湖裡，瞬間落到溝底，水濺到了領子裡，眼鏡上。大概跑出去一百多米的時候，回頭看，雪慢慢積壓起來，因為力量非常大，飛到對面山上，大概幾十米高，雪裡還夾著石塊和樹枝，滾到我們面前停下來就變成二十多米高的雪牆。”
趙剛命令車隊趕緊後撤到84K，那是一片三角形的開闊地，對面是冰川。那時候可能就是最絕望的時候了，停車的公路全部被淹，雪崩下來把後面的路也沖斷，進退兩難，只能在那裡安營紮寨。
84K成了一座孤島，雪崩不只有這一處，前面十幾處，後面七八處，兵營聯繫不上，只知道車隊從然烏出發，然後就失聯了。大概200多人，六十輛車，還有兩臺地方客車，食物送不進來，彈盡糧絕。“幾輛車拉了大米，沒有高壓鍋，大米煮不熟，而且大客車上有婦女兒童，那時候我是副營長，最高指揮官，我把大家組織起來，告訴大家不要怕，把部隊自己帶的糧食統一管控，有些人帶了奶粉、麥乳精，都拿出來分給孩子。”
還要解決兩個問題，營養不足和便秘。不敢打槍，用壞的輪胎做彈弓打鳥，補充蛋白質。找到一種草藥，根和皮都是黃蓮，泡水喝解決士兵解手問題。晚上篝火晚會，大家一起講笑話、唱歌。
“有天晚上下大暴雪，所有人都睡在車上，第二天早上起來，白茫茫一片，軍車成了卡通車，車身胖胖的，車門推不開，人使勁推，那場景像小雞出殼一樣，幾十臺車都是如此，如果有攝像機拍出來一定非常漂亮。”
趙剛說這就是他們的生活，在艱苦中尋找一點樂子和詩意。二十四五歲時那年，趙剛的部隊行進到業拉山，下去就是72道拐。他們的兩臺車拋錨，大家都在修車，“周圍一片寂靜，我們看到天上的星星是五顏六色的，大地沒有一絲聲音，偶爾有鳥飛過，那個聲音非常遙遠，人好像產生了幻覺，感覺自己根本不存在。”
汽車兵的脆弱和剛毅
百步之內有險情，十里之內埋忠骨，這是老川藏線汽車兵的寫照。趙剛經歷過無數生死，他說“有的時候你必須接受，沒有任何選擇，必須面對。”
“他曾是我的一個兵，廣西壯族戰士。帕隆天險大塌方，川藏線最有代表性的危險地方，車子轉彎處稍不慎就要掉下去，下去有一兩百米深，肯定車毀人亡，所以每次到這個地方都非常小心。那天車子全部停下來，所有人下車，軍官到一線指揮，技術最好的人作為駕駛組，一臺一臺開過去。他在看安全哨，防止山上的石頭落下。有臺車打滑爬不上去，他想去幫忙，跑的過程中被石塊砸到肩膀和背部，搶救了六七個小時，下午四五點搶救無效死亡。”趙剛說走之前士兵見到的最後一個人是他，他去的時候士兵睜開眼，他對士兵說，你好好治病，沒有大問題。士兵沒吭聲，眼睛也很有神，精神狀態不錯。然後他說他想回家。過了十多秒，趙剛發現他瞳孔變大，“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人離開，眼睛大大睜著，瞳孔散開，很安詳。”
趙剛坦誠了他作為軍人的脆弱，作為人的無助。無數個路上的夜晚，戰友們睡了，趙剛去查崗，那個時候周遭沒有任何聲音，踩在雪地裡，寒風刺骨，抬頭一看，皓月當空，“那個時候，你知道人是什麼感受嗎？想家啊。我就對著月亮和爸爸媽媽說話，你們知道兒子在這裡受苦嗎？”
20多年走川藏線的過程中，他們幾乎投入了全部精力，尤其是安全方面，沒有時間和心情看沿途的風景，那個時候感覺川藏線太苦了，苦到想要趕緊離開，再也不來了，不僅是體力上的苦，更是精神上的苦。
有一年剛好是國慶節，指導員在路上遇到翻車，大家從溝裡把車弄出來，到了岸上，席地而躺，沒有一點力氣了。作為軍官，他不能像士兵那樣躺著，就坐在一塊木頭上，仰望天空，長嘆一聲，“共和國，你知道我們嗎？”他說那種感受，只有真實經歷過才能體會到。
從士兵到團長，最後回到戰士
“二十多年雖然很苦，都是值得的，這輩子最對得起的就是國家。”趙剛早已不是軍人了，但他仍有很強的軍人意識，他說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永遠都磨滅不了。
“剛退伍時有失落感，因為我喜歡軍裝，喜歡帶兵，和戰士們在一起感覺很年輕，很有活力，永遠充滿激情，一到地方就完全變了，腦子亂得不知道該幹什麼，衣服不知道怎麼穿，舉手投足還是一副軍人的樣子。離開十多年了，想的還是軍隊的事情，哪裡要搶險救災，哪裡車子出了問題，完全烙在腦海裡的，揮之不去。”
從士兵到副團長，趙剛說他給自己的定位永遠是戰士。軍人是他們最後的稱謂，也是他們一生的榮譽。
前兩年他成立了西部鐵騎兵俱樂部，帶著大家到川藏線玩一玩。他說在成都，很多事情都想不起來了，可是一走到這條線上，就會想起來以前的人和車，想起以前的故事。“我還有精力，也想通過這個俱樂部，讓更多人知道，有這樣一群老戰士呢。”
達西：從你個人角度，怎麼看西藏。
趙剛：從地理位置上看，西藏是世界第三極；從國家層面上看，是中國非常重要的部分，是一道安全屏障；從國際政治上看，它是地緣戰略的一個版塊，軍事上更不用說，所以我們軍人在這裡付出的努力和犧牲是非常值得的。希望大家能瞭解西藏，瞭解川藏線，瞭解這裡的軍人。
西藏是大美，一個美不足以形容它。青藏高原上開的杜鵑花，再苦再難都頑強地開著，人如果能有這種境界與情懷，就不會有埋怨。
達西：你對高原的杜鵑花有特別的情愫？
趙剛：杜鵑三月已經開了，種類很多。欣賞杜鵑一般在雅安的二郎山和康定的折多山，是小杜鵑，遠看比近看漂亮，大片大片的，香味不濃，但是成片開放的時候很美，各種顏色。理塘到巴塘那一段，是大杜鵑。
雅江山坳裡大杜鵑和小杜鵑都有，還有長在懸崖上的百合，還有珙桐，新隧道現在看不到了，只有走老路能看到。那個樹只有我們國家才有，法國人曾經在雅安挖了幾棵回去，現在是法國的國樹。
達西：談談中國汽車兵的裝備變化吧。
趙剛：最開始是美國的道奇車，這要說到我們的歷史，解放軍是從無到有，所有的裝備都是別人手裡繳來的，我們團前身在淮海戰役時繳獲了國民黨大量裝備，尤其是汽車，就是道奇車。
道奇分大道奇和小道奇，大道奇是貨車，小道奇是越野車。到了後來才是我們國家自己生產的解放牌汽車，然後是東風，之後是東風康明斯，現在主要是以豪沃為主。我最後一次執行任務是2003年，開的東風康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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