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5 成都百歲抗戰老兵:我埋葬了日軍“轟炸之王”

成都百歲抗戰老兵:我埋葬了日軍“轟炸之王”

劉景軾

再過幾天,就是九月十八日,每年的這一天,在成都生活的人們都將聽到防空警報拉響的聲音,這樣的方式是在提醒人們:勿忘國恥!

抗戰時期,成都雖然是後方,卻也是日軍轟炸的重點目標,前後被轟炸的時間超過六年。當年,在青石橋、鹽市口、東大街,處處可見轟炸後躺在地上的同胞,被炸成廢墟的城市建築。

那時候,中國飛機的性能遠遜於日軍飛機,但無論是天上,還是地面,沒有人因為懸殊的力量而屈服,哪怕明知凶多吉少,也沒人拉稀擺帶。

那個忍辱負重的時代已經永遠過去了,今天,我們生活在和平時期,恐怕已經很難體會到若干年前,同樣生活在這個城市裡的人,面臨的恐懼,激發的勇氣和不屈的意志。

劉景軾就是那個年代的成都人中的一個,他在抗戰時投筆從戎,在大轟炸期間參與到成都的防空,曾見證日軍“轟炸之王”被我空軍擊落。

十月一日,是劉景軾100歲生日。當時間散去了硝煙,讓我們聽聽他回憶那些年的故事。

景軾氣不平,抱劍從軍行

9月8日,當我們來到成都市第一社會福利院時,劉景軾坐在椅子上,上身挺直,精神很好。如果仔細看,他的白髮髮根又重新長出了黑髮,很難相信眼前的這位老人,已近百歲高齡。

時間回到1937年。這年,劉景軾19歲,出生於蒲江書香世家的他,剛剛考上華西協和大學中文系。劉父熱愛蘇軾,為其取名景軾。如果沒有戰爭,他將在象牙塔裡接受古典文學薰陶。

時值“盧溝橋事變”,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年輕的劉景軾不顧家人的反對,憤棄筆投戎,他以詩明志:景軾氣不平,抱劍從軍行;請纓討倭寇,馬足踐胡塵。“我們是被動挨打的,是委屈的。”時隔80載,提起這段屈辱歷史,劉景軾仍然情緒憤慨。

這年9月,劉景軾考取中央軍校(黃埔軍校)成都分校軍官隊,學習迫擊炮。1938年,他被分配至四川省防空司令部。隨後,又在防空學校參加了3個月防空專業短訓,從此,他的人生與防空工作密不可分。“當時是敵強我弱,我們除了高射炮、照空燈,別無所有。”

據資料顯示,從1938年至1944年,日軍共出動數百架飛機,針對成都、重慶的機場、學校、居住區等繁華地段進行轟炸,僅成都一地,就造成至少5000餘人的死傷。時任四川省防空司令部監視隊副隊長的劉景軾,參與組織了當時的防服部隊,“飛機一來,交通、燈火都要進行管制;炸到哪裡起火了,要消防救助;有了傷員,我們把醫生、護士都組織起來救治傷員,按照不同片區分配救助。”

敵機來了,是躲是打?打的話,是對空發射高射炮,還是戰機升空正面迎敵?不能等到飛機飛到頭頂了才做決定。劉景軾說,為了隨時瞭解敵機動態,全川在600多個制高點設立哨所,利用望遠鏡、聽音機,判斷飛機從哪裡來,多少架,是什麼機型,往什麼方向飛,這些哨所就是“耳目”。在成都同仁路開辦的兩期全省防空監視隊哨長訓練班,劉景軾擔任監視隊副隊長,負責哨長的訓練工作,也是唯一一個全職。“當時所有的無線電通訊,都要優先保障監視隊。”

劉景軾有一本複印版的“同學錄”,封面甚至是簡樸的手寫“抗日戰爭防空司令部監視隊哨長訓練班同學錄”,內書“機警神速”。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無意間獲得了這本同學錄,上面不僅記錄了當時哨長訓練班的幹部學員肖像,也正是在這一同學錄中,樊建川輾轉結識了劉景軾,抗戰期間成都防空事務有了更加鮮活的人證史實。其中有一張劉景軾的照片,“所以他(樊建川)複印來送給我。”這本毫不起眼的同學錄,被劉景軾視若珍寶。

上對青天衛山河,下恤民命赴湯火

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專門制定並實施了針對成渝的戰略轟炸計劃,對成都、重慶等地進行了大規模的“輪番轟炸”,所到之處,無不殘壁斷垣,火光通天,甚至是老百姓不及逃脫被炸身亡,殘肢斷臂。對於當年轟炸的慘烈景象,劉景軾記憶猶新。

劉景軾說,因為地勢原因,成都平原地下以鬆軟的砂石為主,與山城重慶可以在城區構建牢固的地下防空工事不同,抗戰時成都人躲避轟炸,多往郊外開闊平坦之地,或樹林疏散,“要跑得越遠越好。”

“飛機一般從奉節、萬縣飛過來。”劉景軾說,根據各個哨所監測到的敵機位置和機型等情況,可以判斷,敵機可能的轟炸目的地,預計還有多少時間抵達,通過及時的警報預警,讓老百姓躲避空襲。

當時,信號共分四種,以旗幟顏色與警報音響長短區別。敵機朝四川飛來,但距離還遠,只發“預行警報”,不鳴笛,用黃色旗幟識別。如敵機過宜昌西上,即發“空襲警報”,用綠色旗幟識別,鳴笛一長二短,“這個時候就要趕緊跑了,晚了就跑不出去了。”而敵機過奉節縣、萬縣,即發出“緊急警報”,用紅色旗幟識別,鳴笛一長五短,這時街道上斷絕交通,不允許通行。敵機飛走後,確定安全了,才發“解除警報”。

空襲警報一響,空氣中彌散著緊張和恐懼,大街上到處都是驚恐的百姓,有的赤腳就跑了出來。後來,對空襲警報熟悉後,老百姓會帶上一些食物或值錢的東西,用揹簍背上小孩往外跑。解除警報後,老百姓返回城區,只見家園被毀、親人離散,有的來不及躲避空襲的百姓不幸傷亡,境況十分慘烈。“有一次夜襲,大量的炮彈投放下來,東大街、鹽市口、提督街燒得最厲害。”

師直為壯同仇愾,擊斃日寇天霸王

1939年11月4日,中午12點,日軍機戰編隊再次轟炸成都,“九架飛機在最前面。”劉景軾說,第一批共有二十七架飛機。一直以來,面對敵強我弱的空襲,我方是“忍讓多、反擊少”,11月4日,在成都東北角的空戰,我方擊落日軍一架主機、一架僚機,特別是擊落了日軍“轟炸之王”的王牌飛行員奧田大佐的座機,可以說是“打得最漂亮的一仗”。

當日,哨所監控到敵機動態後,劉景軾所在的指揮部下達了作戰命令,我方戰機升空,在成都東北角正面與日軍戰機開展激戰。下午2點左右,指揮部接到消息,有疑似日軍的白色降落傘在簡陽方向降落。劉景軾聯繫當地區長,對方卻說沒有發現降落傘。“後來才曉得,是日軍的戰鬥機被打散架了,(掉落的)應該是銀灰色的機翼反射了太陽光,像是白色的。”時隔數十年,劉景軾仍能清楚地記得,當時墜機的位置,是位於仁壽與簡陽處一個叫做“三岔壩觀音橋”的地點。另一輛僚機,墜落在中江縣麻柳溝。

很快,據截獲的日軍廣播中得知,日軍王牌飛行員奧田大佐墜機身亡。前去清場的劉景軾接到命令,一定要確認奧田的身份!“可是我不曉得奧田長什麼樣啊!”到了墜機現場,劉景軾發現,實際情況比自己想的還要糟,墜落的飛機中一共有7具屍首,但都碎成了一堆,分不出彼此,更不要說去鑑別誰才是奧田。這可怎麼辦?

劉景軾仔細詢問當地目擊者,打落的飛機到底是主機還是僚機,得到了是“最前頭的一架”的答覆後,劉景軾判斷,這應該就是此次戰鬥機群的主機了。

於是劉景軾挨個翻看屍首。在死者中,劉景軾發現了一個鬍子花白的嘴唇殘骸,而從殘骸中發現其他的身體部分都屬於年輕人。劉景軾說,奧田是日軍第十三海軍航空隊司令長官,是高級指揮官,不會是年輕人,因此,他判斷,花白鬍子正是奧田喜久司,這也是在中國空戰中斃命的最高日軍將領。

在現場,劉景軾還發現了一個公文包和沒有被燒燬的作戰地圖等文件、照片,回到防空司令部後,他將公文包和文件交給了航空委員會周治柔主任,後經審查證實,墜落飛機確實為奧田的座機。

“這是我們自力更生打下來的!不是別的國家援助的!”言語中,劉景軾頗為自豪。飛機殘骸被運到成都少城公園(今人民公園)展覽,一時間歡呼聲鼎沸,極大鼓舞了民眾的抗日熱情。

值得一提的是,清理完後,劉景軾還聯繫當地人將日軍7人屍首予以安葬。劉景軾說,(戰爭)是兩國相交,不應該任其曝屍荒野。

後來,奧田後人曾輾轉託人打聽到當年是劉景軾安葬了奧田,想詢問具體地址前往祭奠。劉景軾說,可以告知具體地點,但奧田後人必須先代其向中國道歉。消息傳到奧田後代處後,此事卻沒了下文。

結髮相依賦悲秋,養生送死不勝愁

1939年,21歲的劉景軾與妻子徐端秀結為伉儷,育有兩兒一女。戰爭年代和特殊時期,劉景軾有長達20多年的時間無法在家,全靠做會計的妻子以微薄工資獨自支撐整個家庭,養母教子,送母歸山,直到劉景軾安然回家。回來時,兒子已經成家,劉景軾升級當了爺爺。“有她在,甚至不會讓我進廚房。”

1985年,賦閒在家的劉景軾寫下《我參加抗日戰爭防空工作和查實擊落奧田大佐飛機的親歷》,刊登在《成都文史資料選輯》,也正是這篇文章,讓沉寂在歷史背後的劉景軾受到了媒體關注。作為歷史人證,他的人生經歷正是抗戰時期的縮影。“還有的雜誌社找到了一些當年的照片,請我去辨認。”

2012年11月,時年90歲的徐端秀不慎摔傷骨折,因年事太高無法手術,竟因病溘然長逝。劉景軾痛失愛妻,又習慣了與子女分開居住的生活,不願給子女增加麻煩的他,在2013年住進了成都市第一社會福利院,今年已是第5個年頭。

在劉景軾老人獨居的房間裡,或是夫妻倆年輕時的合影,或是妻子的單人照,與“抗日英雄 民族脊樑”的牌匾同在一面牆上。而在老人的書桌上,還擺放著大量的史料書籍,和書籍擺在一起的,有兩塊掌心大小的放大鏡,“我現在眼睛不好了,每天都要看報紙,但只能看清標題了。”劉景軾說。

文學專業的劉景軾寫得一手好字,也喜歡詩歌,外出遊玩,好友喬遷之喜,長孫婚禮,劉景軾都會手書一首,記載在《繼坡詩鈔》中(劉景軾字繼坡)。

前幾年,劉景軾還保留著年輕時的愛好,跳跳曾經年輕軍官們在重慶舞廳熱衷的交際舞,只是近些年,在福利院還能和他一起跳舞的老人不多了。

劉景軾說,父親曾有遺訓,“貪生怕死,非知非覺;畏死貪生,不道不德;達德行道,可生可死;知己覺人,勉哉吾子。”自己一生,不諂媚不虛偽,只要死得其所,自己心中有桿秤。成都商報記者 於遵素 攝影記者 張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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