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歷史以來，中華民族對流行性傳染病，特別是以發熱為主要症狀的疫病統稱為“瘟疫”。據歷史記載：常常有“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的記錄。長此以來，中華民族在一次次抗擊各式各樣的“疫魔”鬥爭中，取得了偉大創舉，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也由此誕生了許許多多防疫治病的“聖人”，為人類留下了防治疫病的“瑰寶級”的醫學寶典。
其一，懸壺濟世，醫者“逆行”挺在前
歷朝歷代抗疫鬥爭，醫者懸壺濟世，挺身在前，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從死神手中搶奪生命，為眾生換來生的空間。
醫聖張仲景----在長期與“傷寒”作鬥爭過程中積累了寶貴經驗，為後世留下了《傷寒論》著名醫學名著。詳盡記述了多種傳染性疾病的治療方法，許多方劑可謂“靈丹妙藥”沿用至今，挽救了不計其數的億兆萬民，張仲景被後人尊稱為“醫聖”。
神醫華佗----不僅是外科神醫，還專長傳染性寄生蟲病的研究和治療，他發現用陳蒿草治療流行性“黃膽病”的療效不錯，經過不斷嘗試，在歷次疫災中救萬民於水火。民間流傳：“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當柴燒”。如今，屠呦呦研發的青蒿素，榮獲若貝爾獎，是對祖先醫術的繼承和弘揚。
藥聖李時珍，還有清代的吳瑭等古代醫學家都為治療瘟疫作出過重大貢獻。吳瑭推薦的治療瘟疫後期症狀的安宮牛黃丸、至寶丹、紫雪丹等，至今仍在臨床使用，被稱為“治瘟三寶”。
其二，“網格化”管理，層層阻斷傳播源
古代醫家，在同“疫病”艱苦卓絕的長期鬥爭中，認識到“疫病”的傳染性，並發現隔離是阻斷病源最有效的預防措施。
秦漢時期，就有一套疫情檢查和病人隔離措施。如《雲夢書簡》中說到疫情申報制度，鄉里有了疑似病例，典甲（即鄉長）有責任報告，並採取隔離措施。
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２年）夏天，青州大疫，平帝詔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即：在疫情嚴重的地區騰出一些住宅，作為患者的隔離病房，集中治療，以防擴散，切斷傳染源。
考古發現，漢代就有“病遷坊”設施，用來隔離“麻風病”人。唐朝，設立有“病人坊”用於隔離麻風病人。武周時期，設有“悲田養病坊”，由政府依法負責隔離。可見，實施隔離的方法對付疫病，是古人長期與疫病鬥爭的經驗總結，也是切斷瘟疫傳染源、阻止疾病傳播行之有效的方法。
其三，源頭治理，防疫於未燃
控制瘟疫，建立完善的防疫管理系統是關鍵。湖北出土文物《封診式》竹簡中記載：戰國時期，就有發現傳染病必須逐級報告的制度。宋朝廷明文規定：派駐邊關要塞的將官，必須配備隨行醫官負責防疫和健康。元朝，設立了“醫戶制”，一旦發生瘟疫，醫護首先採取防治。清朝，朝廷設有“查痘章京”官職，專事痘疹的防疫檢查。清朝刊行的《海錄》記載：“凡有艦艇回國或外國船進入我國，先遣人查看有無出痘瘡者，若有則不許入口，須待痘瘡平愈，方得進港內。” 這說明：當時，中國政府和醫者，已經認識到天花為傳染病源,而且建立了完整的預防天花檢疫系統。1688年，俄國政府派醫生來北京學習種痘及檢痘法。據記載：“康熙時，俄羅斯遣人至中國學痘醫。” 中國的種痘術還傳到日本、朝鮮和印度等鄰國，通過國際交流，共同防治傳染性性疾病。
其四，無死角消殺，阻斷病毒傳染
古人經驗告誡我們：阻斷疫情，個人衛生是關鍵。秦漢時期，《漢律》規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還有記載：用佩蘭等草藥洗浴，可以防止疾病，保持健康。古人特別提醒：“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專門說：“凡井水有遠從地脈來者為上，有從近處江湖滲來者次之，其城市近溝渠汙水雜入者成鹼，用須煮滾。”元代，醫家建議保持口腔清潔：“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齒疾不生”。古人總結的預防保健常識，至今傳承不息。
其五，講究衛生，營造健康環境
改善環境衛生，減少瘟疫傳播。秦漢時期，古人認識到水源衛生的重要，決不讓病禽畜汙染水源。秦規定：“棄灰於道者，處以罰款”，嚴令垃圾不亂倒。漢代，已有專門裝糞便的容器糞桶、尿桶和痰盂。當時，城市裡還設有“都廁”，供大家方便。唐宋，朝廷提倡綠化環境，並嚴格法律：“不得使有砍伐，致令死損”。特別是在瘟疫流行期間，古人還採用藥物消毒的方法來預防疾病的感染和傳播。據出土的秦代竹簡記載：凡外來賓客入城時，其乘車和馬具要經過火燎煙燻以消毒防疫。宋代，用艾蒿等藥物驅趕蚊蟲以防止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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