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这两个女人之前,标题已经让我纠结不已,添加怎样的修饰语比较合适。旧人?新人?夫人?爱人?妻子?恋人?仿佛都不合适,索性去掉了任何修饰。
对于这两个女人,先生恐怕亦同样纠结。于朱安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于许广平恰好相反。后人更多地将其归咎于命运的无奈和悲哀,我们这里也不讨论谁对谁错,孰是孰非。
朱安
出生于1878年6月,浙江绍兴山阴人,鲁迅的原配夫人,属于包办婚姻的妻子,比鲁迅大三岁。
朱安家祖上出过知县一类的官,所住之处也是一座三进的屋宇,后有竹林、石池、花园、家庙,也算当地殷实富贵人家。到她父亲这一辈时,家业已开始下坡,父亲也是读书人,做过幕僚,后经商。一兄长学法律,做过司法承审员一类的工作。朱安在这样的家境中长大,识字不多,多为大家闺秀所应掌握礼仪教德。
1899年,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朱周两家也算门当户对,鲁迅的母亲看中了朱安的性格温和、待人厚道、与人无争,儿行千里外,唯有婆媳陪,遂应了这门亲事。鲁迅自然反对这门亲事,无奈母亲坚持,也就妥协了。自祖父入狱,父亲去世,家道中落,自己又出门求学,这个家全靠母亲支撑。先生曾对人说过:“我娘是苦过来的。”,也就不好违逆母亲的意思。此时朱安已21岁,鲁迅才18岁。
原打算1901年冬鲁迅从南京学校毕业之后,为其二人完婚。不料鲁迅拿到了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因此推迟了婚期。
1902年公派日本留学期间,鲁迅还写信给朱家,要求朱安放弃裹脚,入学堂读书。1903年留洋归来探亲的鲁迅已剪掉了辫子,穿上了西服。可见二人的人生轨迹已开始貌合神离。
时间已到1906年,绍兴谚云:“养女不过二十六”,鲁母深感儿子的婚事这样拖下去于理不合。正在日本求学的鲁迅,接到家里打来的电报:“母病速回”。回到家时,并没有见到母亲生病,反而家里张灯结彩,灯笼高挂。对于母亲的这种欺骗,作为人子的鲁迅自然不会说道些什么,或多或少会把这种不满的情绪转嫁给自己的妻子。7月26日,二人举办了传统婚礼,花轿媒婆,鼓乐吹打,鞭炮齐鸣,甚至还装上了假辫子。后来鲁迅对友人也这么说道:“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可见朱安在他心中的地位。洞房花烛夜,朱安只能呆坐着,恪守着新娘不能首先开口说话的妇道,而先生选择了不理睬她,与书为伴。婚后第二天,按照传统由新郎带着新娘回门,到周家祠堂祭拜祖先,至此,完成了婚礼所有的仪式。婚后第二天晚上,先生竟然睡到了母亲的房间,再一次让新娘独守空房。后来索性以“不能荒废学业”为借口,同二弟作人去了日本。
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到中国。之后,不论是在绍兴,还是在北京,虽与朱安同在一个屋檐下,却都是分房而居,有时干脆住在学校。或有独处一室,也是同床异梦。
1919年11月,鲁迅一家迁居北京。如果在绍兴时还有娘家人的照顾,可以说说家常,到了北京语言不通,面对新生活,她更融入不进去,变得孤立无援。北京一家家务主要由二弟媳羽太信子主持,而她只剩下尽心照顾鲁母。在这个崭新的世界,仿佛都与她无关,尽管年轻人称她为“师母”,也只是对她的一种客气,在这个家里无足轻重。
1923年7月,鲁迅与二弟决裂,鲁迅被迫搬出八道湾。先生给了她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八道湾,二是回绍兴娘家,却没有第三个选择。朱安提出了第三个选择,她愿意到新家砖塔胡同照料先生生活。先生也就同意了,不过二人依旧分室而居。朱安也算竭力照顾先生生活,比如二房东妹妹要吵闹,她总是恳求他们:大先生回来时,不要吵闹,让他安安静静写文章。先生生病,吃不下饭,只能吃粥。她特地把米弄碎,烧成粥糊,还特地托人去街上买糟鸡、火腿、肉松等先生平时爱吃的食物。甚至先生教房东孩子们体操,等先生走后,她也跟着孩子们学做体操,她小脚,却仍要操,只因为这是先生教的,无不流露出她对先生的一片爱意。
先生正若他所说的那样好好“赡养”着她,对她只是尊重和客气。朱安只是有时做点家务,因为家里有佣人,大部分时间都是陪着老太太聊天,闲着无事时就吸旱烟,这是她在绍兴时就养成的习惯。先生对朱安娘家人也甚是照顾,时有书信往来,还帮着她哥哥的孩子找工作。先生虽对朱安无感情,决不歧视,更无呵责,尤无争吵,朱安自己也对人说:“大先生待我是好的!”。
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辗转广州,后来搬至上海。在此期间另一个女人许广平走进了先生的生活,并且同居生子,这无疑给了朱安很大的打击。其实,朱安早已经敏感地知道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从他二人一同乘火车南下她就知道,先生要离开她了。她说自己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没办法了,已经没有力气爬了。她妥协了,但没有怨恨,即便是对于先生和许广平的孩子,看到先生寄来的合照,也只是充满了关怀和友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上海,消息第二天早晨传到北京。朱安闻此噩耗,只是在饭桌上摆上了几味先生喜爱的小菜,然后点燃香烛。先生逝世后,二弟只肯负责其母的开支,生活拮据,越发艰难,偶尔还是许广平汇款接济。
1943年4月22日,鲁母去世,几乎沦落到卖先生藏书度日。消息传开,有人前来制止,指责她卖掉先生遗产,她一言不发的听着,终于第一次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激动地说道:“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我啊!”至此之后,她竭尽全力保护鲁迅故居,保护鲁迅的手稿和藏书,也保护她这一鲁迅的遗物。
1946年10月24日,许广平来到北平,与朱安见了面,并与她一起生活了近半月。许广平主要是来清点先生藏书,安置先生手稿,朱安也在一旁帮忙,并不多言语。
1947年3月,她自知时日不多,遂将先生遗产以及著作权相关权益全部转移给了周海婴。或许她把先生之子当做了自己的后代,她也该多么渴望与先生有一子半女才是。
1947年6月29日晨一个人在孤独中去世,享年69岁,她留下的遗嘱是:灵柩回南,葬在大先生之旁。这最后的遗愿也未能如愿,最后被葬在北平西直门外保福寺村,守候在生前与她相伴的老太太坟旁。
愿这个苦命的女人安息!先生也应对她有愧吧!
许广平
出生于1898年,广东澄海人,名门望族之后,笔名景宋,人称许景宋。原为鲁迅的学生,后来同居上海,伴其一生,并生有一子。
1918年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1922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成为鲁迅的学生,期间她以“受教的一个小学生”的身份二人常有书信来往,有时还登门拜访求教,直到1926年毕业。她在毕业前一年在报上公开表达对老师鲁迅的感情。
1926年,她和先生同车南下,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后来先生也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许广平任他的助教。随后二人前往上海,开始同居生活,对外并未公开。年底,她就有了生孕,不久就诞下一子,取名周海婴。
1930年4月17日《益世报》刊登一篇《中年》的文章写道“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可笑,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该文直指她与先生同居一事,要知道先生此时此刻正作为妇女解放先驱之人。写此文的恰是先生二弟周作人,一向冷静的先生也不能抑制内心的愤怒,将报纸狠摔在地,踏而出屋。这样的流言蜚语已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先生选择了不予理会,将痛苦永远藏在心底。
1933年,先生将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间互通的135封信集结出版,书名就叫《两地书》。在序言中,这样写道:“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间,含沙射影者却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个不在人间。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1936年10月19日,许广平陪伴先生走完了最后的里程,“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 先生之叮嘱言犹在耳,十年携手,怎能忘记。之后的岁月,她一直坚持整理先生的文集,继续先生的事业。依靠着先生的版税度日,每月还要寄钱给远在北京的鲁母和朱安,生活也过得十分艰难,却还是去信说道“你老人家千万不可太省钱,媳妇如同儿子一样看待,要钱用就托人写几个字通知一声,即寄上。”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捕被迫中断往北京的汇款。第二年3月1日才得以释放,遭此迫害,双腿已不利于行,头发也白了许多。
1949年9月,当选全国政协委员,10月19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
1959年10月,完成将近10万字的《鲁迅回忆录》。
1968年3月3日,因先生手稿突然遗失一事刺激,心脏病发,病逝于北京,终年70岁。
先生与朱安关系为何至此,或许从下面鲁母与先生的对话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有一次母亲问,她到底好不好?
先生摇摇头说,不是什么不好,而是和她谈不来。
母亲又问,怎么会谈不来呢?
先生说,和她谈话无趣,无趣,不如不谈。先生还举了个例子,有一次和她谈起,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而且全中国也没有。
她这样说或许是为了奉承讨好先生,先生却不再想和她谈下去了。隔阂已久,日渐疏远。
朱安与许广平关系又如何?
先生去世后,朱安拒绝接收周作人的钱,却接受许广平寄来的。而且朱安常对人说:“许小姐待我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的确是个好人。”
至于许广平对朱安评价如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或许同先生一样,也有愧疚吧。
先生为何不与朱安离婚,娶了许广平?
虽然接受了新思想,传统文化的束缚依然是存在的,即便如先生这样的大家。他也不得不有所顾虑,若与朱安离婚,朱安唯死而已。不离而取许广平,置朱安于何地。许广平是理解先生的,朱安也是理解先生的,先生也是理解二人的。不论如何,受伤害最深的是朱安,先生与许广平又何尝不是受害者呢?
“眼前冷暖,多少人难语”,纳兰君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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