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1 咎由自取,還是另有苦衷?同治帝的荒淫不堪,誰該承擔主要責任

同治皇帝,愛新覺羅·載淳,咸豐皇帝和孝欽顯皇后葉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的獨生子,清朝最後一位正統傳承的帝王。作為咸豐皇帝的獨子,年僅6歲的載淳繼承皇權的過程順理成章、毫無波瀾。同治皇帝在位期間的清王朝,雖然已經步入晚期,但政治環境相對穩定的

“同治中興”也讓同治皇帝享受了幾年的安穩時光。

咎由自取,還是另有苦衷?同治帝的荒淫不堪,誰該承擔主要責任

可就這樣一位頗為幸運的年幼君主,卻在同治十三年,年僅19歲便英年早逝!按照清朝官方文獻的記錄,同治皇帝乃系“天花甫謝”;按照中國第一歷史博物館現存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和相關御醫診斷記錄和開具的處方等,似乎也能證明同治皇帝就是死於天花重疾。

可是根據《清代野史大觀》、《慈德外記》、《滿清外史》等諸多極具參考價值之歷史文獻的記載來看,同治皇帝死於“梅毒”無疑。

《清代野記》中,對於同治皇帝的臨終,記錄得尤為詳細:

太醫院一見大驚,知為淫毒,而不敢言,反請命慈禧是何病症。慈禧傳旨曰:“恐天花耳。”遂以治痘藥治之,不效。帝躁怒,罵曰:“我非患天花,何得以天花治!”太醫奏曰:“太后命也。”帝乃不言,恨恨而已。將死之前數日,下部潰爛,臭不可聞,至洞見腰賢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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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為了掩蓋同治皇帝身染花柳之病的事實,慈禧太后命令太醫以病症類似之天花治療。藥不對症,如何能夠治癒疾病?同治皇帝就這樣駕崩於英華之年。

按照現今的年齡劃分,年僅19歲的同治皇帝,雖然已經成年卻還尚未達到婚配年齡。如此年幼,就縱情聲色以至於病逝於此,“自古中國帝王以色而夭者不知凡幾,然未有死於淫創者”,同治皇帝作為封建皇權社會中“死於淫創”的唯一帝王,是其天性使然還是另有苦衷?

自6歲登基,同治皇帝的皇權就由其嫡母——慈安太后鈕祜祿氏、生母——慈禧太后葉赫那拉氏代行,自己卻“獨宿乾清宮時,宅憏無聊”。孤寂無聊的皇宮生活,讓那些趨炎附勢之人看到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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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清宮

《清代野記·詞臣導淫穆宗朝》有載:

有翰林侍讀王慶祺者,初直南書房,帝愛之,至以五品官加二品銜,毓慶宮行走,寵冠同儕,無與倫比。日者,有一內監見帝與王狎坐一榻,共低頭閱一小冊。太監偽為進茶者,逼視之,則秘戲圖,即豐潤縣所售之工細者。兩人閱之津津有味,旁有人亦不覺。

也就是說,類似王慶祺這等近侍之臣,對於同治皇帝在男女情趣方面的過早開發,才讓“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同治皇帝深陷其中,以至於發展到“往往步出內城,作狹邪遊”,甚至於同性之間還產生了斷背戀情、龍陽之好。

可就算如此,在未成婚之前,同治皇帝宮中胡為、外出獵豔的頻率和尺度在慈禧太后和宮中規矩的約束,還算控制在了能夠接受的範圍。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同治十一年,17歲的同治皇帝迎來自己的大婚。

咎由自取,還是另有苦衷?同治帝的荒淫不堪,誰該承擔主要責任

同治皇帝雖然年輕,但其還是擁有了一後四妃的後宮規模,對於一個正常男性而言,哪怕是一個需求旺盛的年輕男性而言,也足以滿足其正常的生理需求。當時,同治皇帝偏偏有一個權力慾望極強的生母——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對同治皇帝的控制,甚至直接伸到了後宮,伸到了同治皇帝的夫妻生活範圍,並最終導致了同治皇帝的“英年早逝”

在同治皇帝大婚選後之際,兩宮皇太后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分歧,慈安太后主張迎娶自己的表姑侄女——阿魯特氏為後;而慈禧太后則更偏重於像極了自己年輕之時的富察氏。

同治皇帝雖是慈禧太后的親生兒子,卻對其日常做法十分厭惡,在加上慈禧太后是個視權如命的女人,愛權勢勝過愛自己的兒子,因此母子之情不深。相較於自己的生母,慈安太后則忠厚慈祥,對同治皇帝視為己出,關懷備至,因此深受同治皇帝愛戴和尊重。所以在選後時,同治帝按慈安太后的意願,選了阿魯特氏為後,即為後來的孝哲毅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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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心有不甘的慈禧太后就開始了對阿魯特氏百般打壓,《清代野記》有載:

崇綺之女,端莊貞靜,美而有德,帝甚愛之,以格於慈禧之威,不能相款洽。慈禧又強其愛所不愛之妃,帝遂於家庭無樂趣矣,乃出而縱淫,又不敢至外城著名之妓寮,恐為臣下所睹,遂專覓內城之私賣淫者取樂焉。

也就是說,面對慈禧太后對自己後宮生活的橫加干涉,正處任性叛逆階段的同治皇帝,隨性放棄了整個後宮,在恭親王奕訢之子載澄的帶領下,“著黑衣,娼寮酒館,暨攤肆之有女者,遍遊之”,以致“病發毒瘡,頭髮盡脫落”,並最終“下部潰爛,臭不可聞,至洞見腰賢而死”

咎由自取,還是另有苦衷?同治帝的荒淫不堪,誰該承擔主要責任

就皇位傳承而言,愛新覺羅·載淳作為咸豐皇帝的獨生子,或許有著“天選之子”的幸運;但就婚姻生活而言,面對慈禧太后明顯帶有政治意圖的橫加干涉,同治皇帝帶著這一年齡段特有的任性和叛逆,以實際行動給予抗爭。殊不知,這竟成了同治皇帝的不歸路,年僅19歲便身染“不能明言之症”,早早崩逝!

參考文獻:《清史稿》、《清實錄》、《清代野記》、《清代野史大觀》、《滿清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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