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逆全球化”傾向出現，中美貿易摩擦不確定性仍存，國內人口老齡化問題突出的大環境下，“中國經濟是否還能保持穩定增速”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話題。2019年8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指出，“當前我國區域發展形勢是好的，同時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我國在推進城鎮化的進程中，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驕人成績。但在運行過程中出現了不同城市發展的嚴重不平衡現象，發展質量並不盡如人意。在此背景下，我國未來的城鎮化發展應當依託大型城市發展都市圈，帶動城市群發展。
我國城鎮化發展現狀
在過去，我國推進城鎮化進程的指導思想為“限制大城市人口擴張、積極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實現區域均衡發展”。該指導思想設計的初衷在於：避免在我國城鎮化進程中走上某些發達國家經歷過的彎路。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以英國倫敦為代表的“大城市病”問題以及以拉美地區國家為代表的“貧民窟”的誕生。但在運行過程中，卻出現了不同城市發展的嚴重不平衡現象，發展質量並不盡如人意。
出現問題的原因在於：該計劃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人口流動與城市發展的基本規律，僅靠行政干預的手段難以遏制住人口流動的內生趨勢。根據發達國家的例子來看，絕大多數國家的人口都在向城市群、都市圈聚集，一般不會看到人口迴流到小城市的現象，想要追求各城市之間的均衡發展是很難實現的。在大城市諸多優勢資源的吸引下，人們會持續湧入，大城市的人口擴張是不可避免的。大城市資源與產業集聚效應明顯，經濟更發達，人均收入水平更高，能提供的就業機會也更多，自然會吸引大量人口聚集。即便國家加大力度建設中小城市，但其在資源、產業等方面的吸引力也很難同大城市比肩，仍然不具有強大的人口吸納能力。
因此，“限制大城市人口擴張，重點發展中小城市”的策略不利於經濟效率的提升。該策略相當於限制了人口、土地、技術、金融等要素的自由流動，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場化的資源配置。從實際發生的狀況來看，三、四線城市的“人地錯配”現象就是該計劃導致的資源錯配的實例，無疑會對經濟效率的提升產生一定負面影響。
2019年8月26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提出，“當前我國區域發展形勢是好的，同時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並強調要“增強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的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正式確定了新時代城鎮化的發展路徑。與過去的城鎮化理念不同，我國的“新型城鎮化”方案中不再將吸納農村人口的任務交付於三、四線城市，而是希望依託大型城市的輻射力帶動城市群的發展，建設大型城市都市圈，吸引人口向現代化都市圈流動。
發展“都市圈”目前已經成為世界城鎮化發展進程中的普遍現象。美國、日本、歐洲國家基本都已經形成若干以核心大城市為中心的都市圈。美國的紐約都市圈、日本的東京都市圈、英國的倫敦都市圈、法國的巴黎都市圈等均容納了國內大量的人口，創造了巨大的產值，在世界擁有廣泛的影響力。都市圈的發展幫助這些國家緩解了“大城市病”問題，進一步深入挖掘了城鎮化的潛力，為大城市的進一步發展注入了活力，使經濟效率有所提升。未來我國主要就是逐步建設下列城市群，具體包括京津冀、長江三角洲、粵港澳大灣區、成渝、長江中游城市群、哈長、北部灣、中原、關中平原、蘭州―西寧、呼包鄂榆以及天山北坡、滇中兩個邊疆城市群。
近年來，我國都市圈建設呈現較快發展態勢。但是，城市間交通一體化水平不高、分工協作不夠，低水平同質化競爭、協同發展體制機制不健全等問題依然突出。若想實現新時代城鎮化的目標，需要真正實現人口與資源的自由流動，同時增強城市之間的協同效應。具體而言，未來還需要著力於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進一步增強交通一體化建設；二是完善城市群的社會保障一體化建設；三是城市之間利用各自比較優勢，差異化發展；四是加強各城市之間的統一協調，避免各自為政。
根據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率”數據來看，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率水平較高，都高於75%。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鎮化發展取得巨大進展，根據聯合國公佈的數據，我國2018年城鎮化率已經接近60%。這一數字同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差距，理論上未來隨著改革的深化與經濟的發展，我國的城鎮化率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預計隨著新時代城鎮化推進人口流動的變化，2019年到2035年我國城鎮化率的平均增長率約為1%，到2035年我國城鎮化水平可能達到75%。
改善生產要素才能提升經濟潛在增速
從供給角度看，經濟增長主要由三個因素決定，即技術水平（全要素生產率），要素投入（勞動力、資本、資源）以及組織方式。要提高產出，一是要推動技術進步和創新；二是要增加要素投入；三是要改善生產組織方式，進行制度改革。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我國經濟探索從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的新動能，主要是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以拉動經濟潛在增速。在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方面，國家通過減稅降費等多項措施鼓勵企業自身研發創新活動，同時也作出了一系列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新時代城鎮化也重在改善生產要素，以提升經濟潛在增速水平，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出發：
（一）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新時代城鎮化的核心之一就是通過促進產學研一體化，發揮高校科研密集型城市優勢，將其發展為特大城市，進而幫助促進科技週期和科技革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除科教優勢較為明顯的北京、上海，西安、武漢、成都的科教實力也十分強勁。西安高校較多，學科齊全；武漢擁有武漢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兩所實力較強的綜合類院校；成都則擁有眾多院校的名牌專業。美國上世紀50、60年代開始增加研發投入及80年代推進技術商業化的整個過程中，均高度重視與科研院所及研究機構的合作，高校及研究機構具有較高的科研水平，促進產學研一體化將科研與商用直接掛鉤，有助於推動創新技術大規模應用於生產、生活。
(二)充分利用人口質量紅利，促進人口流動。隨著老齡化和少子化的深化，我國人口數量紅利於2010年達到歷史峰值後開始衰減，當前政策著重挖掘我國的人口質量紅利，充分利用高技術、高學歷勞動力的人口質量紅利，在人工智能為主導的科技革命孕育過程中，發揮中國獨有的生產要素優勢。目前來看，政策除了著力提高國民受教育水平及勞動力技能外，促進人口流動和勞動力市場的優化配置也是要義之一，新型城鎮化方案明確提出放寬大城市積分落戶政策，鼓勵地方政府人才戰略，有助於促進高素質勞動力流動，給高素質勞動力賦值。
(三)城市擴張，擴大土地收益。土地是影響經濟潛在增速的重要“資源”要素，加強土地流轉，盤活土地要素，提升土地使用效率至關重要。新型城鎮化規劃的大背景下，在城市的擴張過程中，可以推動土地增值，提高土地在經濟發展中的促進作用，尤其是通過發展多個城市群，培育更多核心城市，減輕土地價值失衡，有助於提高其對經濟增長的助力效果。
(四)發揮資本市場優勢，促進科技成果向商業應用轉化。新的技術只有大規模商用，才能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金融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金融支持實體經濟，未來在實體供給側改革補短板、鼓勵科技研發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過程中，資本市場也將發揮重要作用。2003年10月，我國十六屆三中全會首次明確提出“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經過多年發展，目前已初步建立了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對於初創類企業而言，其歷史盈利狀況及抵押品未必滿足間接融資和股權融資的種種限制，目前多層次資本市場改革也對此進行逐漸完善。一方面，建立區域金融中心，優化資源配置，我國金融資源主要集中在北上廣深，其他地區的金融發展較不充分，建設區域性金融中心有助於優化金融資源區域內和區域間配置，更好地支持初創、科技類企業融資及提供相關金融服務。另一方面，加強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促進科技成果商業化。經過多年發展，我國已初步建立了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其中，地方產權交易平臺在區域性地方融資中發揮重要作用，也正在成為銀行貸款和證券市場之外企業融資的新平臺，通過產權交易市場投融資平臺功能，為企業招商引資、產權轉讓、併購貸款、增資擴股、股權質押、併購諮詢等活動提供了有效服務。
新時代城鎮化的核心城市圈應逐漸增多
城市群以強大的產業集群、經濟集聚與人口集中的能力，成為現階段我國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的主體空間形態。十九大報告提到：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繼續強調了發展城市群推進城鎮化建設的重要性。新時代城鎮化推進，未來除了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個核心城市圈以外，應依據各城市群優勢、定位，因地制宜，擴大至8到9個核心城市圈，重點發展的城市群應與其優勢定位相匹配，促進新增職能和功能的再分配。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中提到：以北京、天津為中心引領京津冀城市群，帶動環渤海地區協同發展。以上海為中心引領長三角城市群發展，帶動長江經濟帶發展。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為中心引領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帶動珠江－西江經濟帶創新綠色發展。以重慶、成都、武漢、鄭州、西安等為中心，引領成渝、長江中游、中原、關中平原等城市群，帶動相關板塊融合發展。加強“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戰略的協調對接，推動各區域合作聯動。推進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著力推動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探索建設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
城市群發展中也需側重補齊短板。以深圳為例，深圳市相對較短的歷史和快速的經濟發展導致其教育和醫療資源相對匱乏，高校資源也還需較長時間的積累。近年來，深圳市通過外來引進優質教育資源在短時間內迅速補齊教育缺口，高水平大學建設成效初顯，南方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中山大學（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等5所高校獲教育部批准正式設立招生，與此同時，深圳還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等國內名校和科研機構簽署合作文件，共建深圳校區。深圳市的發展經驗值得其他城市借鑑，隨著深圳市教育醫療資源穩步增加，也有助於繼續吸引人口，尤其是大量引入的高質量人口，加快發揮人口質量紅利。
新時代城鎮化應加大城市間的基礎設施建設
（一）內陸地區發展特大城市，應注重建立城市交通樞紐。基礎設施建設是新時代城鎮化的發展重點之一，尤其應加強城市間的交通基建，便利城際交通（城鐵、高鐵、城市群共用機場等）。媒體發佈的《2019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劃分出4個一線城市、15個新一線城市。將這19個一線或新一線城市按照地理位置進行再分類（內陸城市/沿海省份城市/沿江城市），發現中國一線、新一線城市分佈在沿海、沿江地帶的較多。其中，廣州、深圳等7個一線或新一線城市分佈在沿海地帶，上海、武漢等6個一線或新一線城市為沿江城市（其中上海既臨海又臨江），北京、西安等6個一線或新一線城市分佈在內陸。而且要注意的是，內陸一線或新一線城市中，北京、西安、成都都是有較長曆史積澱的古都城市，而近100年來新崛起的深圳、青島、寧波、東莞、上海、重慶等城市均佔據較為優越的自然地理位置稟賦。
沿海、沿江地帶的城市，相較內陸城市有著天然的交通地理位置優勢，更便於人力、資源等生產要素的流通。而內陸地區較難形成如長三角、珠三角等依託地理優勢而建成的核心城市圈。內陸地區應當加強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具體而言，對於分佈較為密集的城市群，可考慮在各城市之間的適當地理位置建設共用機場，現在一些新建機場離傳統大城市距離較遠，也是希望利用大城市的輻射效應，拉動周邊城市發展；如北京大興機場，上海籌備中的第三機場（可能放在南通）等。
（二）高鐵應增大密集度。對應我國交通換乘較為耗時的現實，往往一個高鐵站點的設置，會對原本發展較為遲滯的城市形成較明顯的拉動。2016年國家鐵路總局發佈的《中長期鐵路網規劃》期限為2016年到2025年，遠期展望到2030年。到2020年，預計一批重大標誌性項目建成投產，鐵路網規模達到15萬公里，其中高速鐵路3萬公里，覆蓋80%以上的大城市。預計到2025年，鐵路網規模達到17.5萬公里左右，其中高速鐵路3.8萬公里左右，網絡覆蓋進一步擴大。展望到2030年，基本實現內外互聯互通、區際多路暢通、省會高鐵連通、地市快速通達、縣域基本覆蓋。
首先看長三角。《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經2019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由中共中央、國務院於2019年12月印發實施。綱要提出，到2025年，鐵路網密度達到507公里/萬平方公里，高速公路密度達到5公里/百平方公里，5G網絡覆蓋率達到80%。長三角的各省份中，浙江省的11個地級市中，10個地級市已開通高鐵和動車，覆蓋率達91%。江蘇省的13個地級市已全部開通高鐵和動車，覆蓋率達100%。安徽省的16個地級市中，13個地級市已開通高鐵和動車，覆蓋率達81%。儘管長三角地區高鐵和動車覆蓋率已相對較高，但作為中國經濟最發達、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在區域交通基建上仍有提升空間。儘管江蘇省地級市都通了高鐵和動車，但是並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東西、南北向縱橫交錯的網絡。部分地級市仍只是高鐵線路上的一個節點。比如江蘇省有諸多上市公司密集、位列全國百強縣前列的縣級市――江陰、張家港，截至2019年底仍暫未通高鐵。
再看珠三角。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包括“廣佛肇+韶清雲”“深莞惠+汕尾、河源”“珠中江+陽江”等三個新型都市區發展理念率先實現一體化。由9+6融合發展的城市所形成的珠三角城市群。大珠江三角洲地區還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在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所包含的15個城市中，14個城市已通高鐵，高鐵覆蓋率達93.3%。未覆蓋城市河源市預計由2021年通車的贛深鐵路覆蓋。預計截至2021年年底，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高鐵覆蓋率達100%。
特大城市帶動周邊城市群需要發展產業鏈互補
發展特大城市並對周邊城市群形成帶動，需要因地制宜地發掘各城市的比較優勢，在完善交運基建的基礎上，充分整合併發揮城市優勢，使城市之間形成產業鏈互補的關係。
舉例來說，長三角以上海為中心的城市群，上海是區域金融中心，也是長三角地區教育、醫療資源最豐富的城市。隨著上海城市規模越來越大，原有的市區面積已不能滿足吸納人口流入的需求，在城市向外擴張的過程中，上海原有的工業企業開始逐步外遷，並被周邊城市群吸納。
江蘇省的蘇州（含吳江、崑山、張家港等下屬縣級市，蘇州距上海的高鐵時間只有半個小時左右）是區域的物流集散中心，充分利用了其靠近長江入海口、高鐵網絡覆蓋相對充分、物流倉庫土地成本相對較低的優勢。同時蘇州也建設了規模較大的工業園區，重點發展電子信息、新能源等高端製造業。
浙江省最臨近上海的嘉興市（距上海高鐵時間同樣只有半小時），同樣利用其房價、地價相對較低的比較優勢，吸納了部分由上海遷出的製造業。浙江省具有臨海的地理優勢，其產業結構整體偏外貿型，寧波、義烏等地密集分佈了傢俱、紡服、日用品等輕工行業。杭州則依託阿里的龍頭優勢，重點打造TMT區域核心地位。
總而言之，一個良性互動、共同發展的城市群，是應該以一個或多個特大城市為核心（依照現代城市對於宜居、環保等方面的發展理念，城市群當中的特大城市本身，可能都會面臨工業逐漸外遷，產業結構向服務業傾斜的過程），由特大城市完成人才資源的培育、吸納，並向周邊城市再分配（比如TMT行業，在就業端可能在杭州更有優勢，但可能是在上海受教育的）。城市應當充分發揮自己的地理或資源稟賦，佔據產業鏈相對優勢環節，形成產業互補關係。
關注同花順財經微信公眾號(ths518)，獲取更多財經資訊
閱讀更多 同花順財經 的文章
關鍵字: 美好，一直在身邊 想象偉大的一平方公里 直播武漢傾城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