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個人的讀史興趣而言,我對於“明朝那些事”實在是沒有太大的興趣。
曾有過這樣的一個調查:作為一個文化人,你最願意生活在中國古代的哪個朝代?
據說回答生活在兩宋的比例最高。於我個人而言,我的回答是:吾從眾。但是有一個人的回答卻讓我大感意外,他的名字叫“史景遷”,他的回答是:“最願意生活在中國晚明的蘇州!”當然從國籍上而言,他是個美國人,這位出生於英國的歷史學家,其主要的研究領域是中國的歷史與文化藝術,因為景仰司馬遷,所以給自己取了“景遷”的中文名。史景遷的回答其實是基於這樣的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下而言的,晚明時期,經濟卻在起飛,思想開放,西方的傳教士所引進的各類新的思潮與本土的陽明心學並行不悖,社會大眾的心靈反而處在有史以來最為解放的時代,這個時候,戲曲、書法、繪畫、科技、文學等。都在萬曆年以後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晚明,天崩地解,綱紀凌夷,對於所有有點民族情懷的文化人而言,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
然而,對於書法而言,尤其是對草書而言,有明一代,尤其是晚明這一段,可謂是“草草”收場!卻是值得我們來再三的回顧!
縱觀整個書法史,明代是一個草書全盛的時代,以草書聞名的書家的數量要超越任何一個時代,包括草書盛世的唐朝!明代的草書不惟書家眾多,更加個性強烈,風格鮮明,是一個徹底解放了人們對草書畏懼之心的時代。明代的草書可按照早中晚三期來做出劃分,每個時期也都有一個或者幾個代表書家,這裡列舉其中最為重要的數位書家來做簡單的敘述,以期可以初略的勾勒出整個明朝草書的整體狀況:
明代早期的草書代表書家當推宋克,他的草書其實與前朝元代的康裡巎巎的草書有著直接的關聯,宋克的草書是明代初期草書的典型節奏,字的結構相對舒展,盡力的朝每一個可以利用的空間伸展,但是在章法上並不顯得擁擠,偶爾平向飄出的捺腳,形成了書家著意追求的“章草”意味。當然宋克所著意在其草書中所加入的這種章草筆法,其實是經過後人所改造的,他摻入了楷書、隸書等筆意,但正因為如此,反而成就了宋克草書的特殊風格與面貌。
祝允明祝枝山是明代中期的草書代表書家,與他同期的還有陳淳和王寵等,但是從藝術風格及影響力而言,祝允明更具有代表性,在晚明的草書諸家未出之時,祝允明被稱為“明代第一”,祝允明的草書有兩種風格,一種是以小字草書為代表的,這類作品在筆法及章法上追求精緻,有著非常理性而精準的控制;另外一種是以大字草書為代表,這類作品則追求狂放的風格,無論是筆法還是章法上都有強烈的突破傳統的慾望,尤其是滿章法的形式,遙接唐人草書及宋黃庭堅的隔行穿插的章法形式,但是他更加的放縱,在他眼中字與字之間,行與行之間已經沒有了傳統意義上的分開,而是一個整體,這種章法對當代一段時間的國展作品有過影響力,從現代平面美術構成來看,祝允明的草書作品很有現代性。
徐渭應該算做是晚明的書家,如果按嚴格意義上的草書而言,徐渭幾乎所有的草書作品都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草書作品,因為在他的所謂的草書作品中夾雜了很多的行書,所以徐渭其實是一個具有草書精神的書家。徐渭的筆觸迅疾、奔放,作品更加強調結構和運動的偶然性,章法上較之祝允明更加渾然一體,在線條的面積對比、曲直對比、軟硬對比、虛實對比上都較歷代草書家更加強化,由此形成了一個完全屬於徐渭個人的草書風格與意境。
王鐸是在1645年於南明朝大學士任上降清,入清後任禮部尚書,七年後離世。一般而言,將其列到清代的書家陣營中,其實無論從他的學書淵源、藝術風格、還是他的一生主要活動時期,基本都屬於晚明。尤其是作為書法而言,其在晚明時期已經完全成熟。所以我在這裡將其歸到明代晚期的書家來做敘述。王鐸毫無疑問是明代草書真正的王者!他是集大成者!他在草書的筆法、結構、墨法、章法上都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比如他對線條的精到與放縱的準確控制,筆法上呈現出全所未有的一種節奏,而且筆法與墨法相互交融,枯筆、漲墨在一副作品中被大量的運用,形成非常強烈的視覺對比,章法上,各行邊廓變化劇烈,中軸線的擺動幅度非常大,跳躍騰挪,氣勢恢宏。王鐸的作品中有不少是臨摹古代的法帖,但是他對這些臨摹的原帖不是去做亦步亦趨的臨寫,只是將他們當做一個依憑,猶如一個老人的柺杖,他將這些古代的經典法帖,尤其是閣帖中的很多作品當做他二度創作的支點,其中許多這類作品成為他的代表作,歷史上還從未有人把臨摹放到這樣一個特殊的地位,而在王鐸之後的八大山人等承接了這種做法。王鐸是整個中國書法草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人物。
而作為與王鐸同為明朝三棵樹的倪元璐、黃道周,也當然是晚明重要的書家代表,他們在草書創作的風格上各具特色又相互影響,三人同受“庶吉士”,他們有著共同的政治訴求和藝術趣味,一生都交往甚密。雖然王鐸並不欣賞倪元璐在政治上的固執與倔強,但是他卻非常讚賞倪元璐在書法上所呈現出這一性格特徵的風格,他曾在收到倪元璐的一幅作品後給他回信到:
“僕雖薄識哉,能識龍虯、豈甘為披葉之言乎?僕於此道,今始北面,解甲而伏於足下。”倪元璐用筆頓挫、凝重,多用濃墨,故意改變字的體式,將筆畫的空間拉伸開來,留下很多的空白與飛白,這有些類似王鐸的“三停四轉”的書寫方法,但是從線條上可明顯的感覺倪元璐的更加厚重,但是從整體而言,無論是作品本身的藝術感染力還是對傳統的繼承以及對後世書家的影響等諸多層面,倪元璐的草書是無法和王鐸來比擬的。黃道周與王鐸的友情深厚,王鐸的著作《擬山園選集》的主要編者就是黃道周,與王鐸不同的是無論是倪元璐還是黃道周,他們並沒有將 書法放置到生命中最為重要的地位!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他們兩人的書法風格固然很鮮明強烈,但是就水準而言確實是無法同王鐸來一較高低的。黃道周的草書也是屬於狂放一路,但是從其草書的整體風格來看,明顯有受其楷書的影響,略微傾斜的方形字體,大量的折筆的運用從右上部向左下部伸展,由此形成向下的運動趨勢,這種方法與王鐸極力的調動每個字的倚側變化方向來看,顯得相對的程式化和簡單化。黃道周在草書章法上拉開了行與行之間的距離,形成非常明顯的個人草書章法風格,當然這個也可能是受他的楷書大行距章法的影響。
張瑞圖與王鐸、倪元璐、黃道周三人的政見不同、直接的交往也不多,但在其官場失利後,將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書法上,從而也建立起絕對的個人風格。張瑞圖通過輕快敏捷的筆調來誇張字形結構,並創造性的在草書中應用直角轉折,時常,他會把字的重心放到下部,字體大多呈梯形或三角形,這些最終形成了黃道周的草書風格。如果從大的層面來分析,其實黃道周、倪元璐與黃道周三人反而在書法風格中有著更為神似的方法和觀念,這一點對於熟悉他們作品的書家而言應該有此共同的感覺。
如果再把傅山也算作是明代書家的話,那麼整個清代在草書上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書家了,其實這也很正常,整個宋代也就一位黃庭堅可以稱得上是草書家,而至於元代的鮮于樞、康裡巎巎、陸居仁等雖然也以草書聞名,但是整個元朝並沒有哪出具有歷史意義的草書作品。傅山的草書毫無疑問是受到比他更早的徐渭和年齡上比他大15歲的王鐸的草書風格影響,但是傅山和倪元璐及黃道周一樣,更多的精力沒有放到書法上,而是在反清復明等政治的運動上,一生顛沛窮困,所以傅山的草書有著天才的光輝,但是不成熟和不完整也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在線條的纏繞過甚,無法挺立,這一者是他的創作風格上的追求,二者也由此可見他對線條的把控能力與王鐸來比還是有較大的差距。
何以在有明一代,會形成一個以草書為主體的全盛時代,成為一個以草書聞名書家的數量之多,開創草書藝術風格、技法等貢獻之大而足以同草書盛世的盛唐並肩的時代!?
個人以為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歷宋亡國於蒙元后,明朝是漢族再度成為中國之主的王朝,漢文化的再度自信,通過草書是最好的飛揚方式。
二:整個有明一代,朝政高壓下的整個社會大眾都是相對的沉悶和壓抑的,而草書正是最好的發洩與破解這種壓抑的書法形式
三:草書在唐代達到高峰之後,在宋代則幾乎沒有更多的書家參與創造,而實際,草書相對其他書體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由是在經由宋代黃庭堅一個人的努力之外,再從短暫的元代開始發端,到明代終是如春花百開。
四:更至晚明鼎革之際,中華再度易主,文人滿腔憤慨與絕望只得寄與草書以發洩!如此種種,明朝之書法終是以“草草”收場!
今我以“明朝書法,草草收場”來做本標題,一者是以整個書法史來做關照,梳理有明一代草書的代表書家,以此來規模明代草書在書法史上的地位,二者也是以“草草收場”來比喻晚明層出草書大家,包括如王鐸與傅山等還要延續到了清初才最終完成其草書的藝術風格的這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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