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个人的读史兴趣而言，我对于“明朝那些事”实在是没有太大的兴趣。
曾有过这样的一个调查：作为一个文化人，你最愿意生活在中国古代的哪个朝代？
据说回答生活在两宋的比例最高。于我个人而言，我的回答是：吾从众。但是有一个人的回答却让我大感意外，他的名字叫“史景迁”，他的回答是：“最愿意生活在中国晚明的苏州！”当然从国籍上而言，他是个美国人，这位出生于英国的历史学家，其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艺术，因为景仰司马迁，所以给自己取了“景迁”的中文名。史景迁的回答其实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而言的，晚明时期，经济却在起飞，思想开放，西方的传教士所引进的各类新的思潮与本土的阳明心学并行不悖，社会大众的心灵反而处在有史以来最为解放的时代，这个时候，戏曲、书法、绘画、科技、文学等。都在万历年以后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晚明，天崩地解，纲纪凌夷，对于所有有点民族情怀的文化人而言，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然而，对于书法而言，尤其是对草书而言，有明一代，尤其是晚明这一段，可谓是“草草”收场！却是值得我们来再三的回顾！
纵观整个书法史，明代是一个草书全盛的时代，以草书闻名的书家的数量要超越任何一个时代，包括草书盛世的唐朝！明代的草书不惟书家众多，更加个性强烈，风格鲜明，是一个彻底解放了人们对草书畏惧之心的时代。明代的草书可按照早中晚三期来做出划分，每个时期也都有一个或者几个代表书家，这里列举其中最为重要的数位书家来做简单的叙述，以期可以初略的勾勒出整个明朝草书的整体状况：
宋克《草书刘桢古诗立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早期的草书代表书家当推宋克，他的草书其实与前朝元代的康里巎巎的草书有着直接的关联，宋克的草书是明代初期草书的典型节奏，字的结构相对舒展，尽力的朝每一个可以利用的空间伸展，但是在章法上并不显得拥挤，偶尔平向飘出的捺脚，形成了书家着意追求的“章草”意味。当然宋克所着意在其草书中所加入的这种章草笔法，其实是经过后人所改造的，他掺入了楷书、隶书等笔意，但正因为如此，反而成就了宋克草书的特殊风格与面貌。
祝枝山草书神品《唐诗将进酒曲》选页，33.8×523.3厘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藏。
祝允明祝枝山是明代中期的草书代表书家，与他同期的还有陈淳和王宠等，但是从艺术风格及影响力而言，祝允明更具有代表性，在晚明的草书诸家未出之时，祝允明被称为“明代第一”，祝允明的草书有两种风格，一种是以小字草书为代表的，这类作品在笔法及章法上追求精致，有着非常理性而精准的控制；另外一种是以大字草书为代表，这类作品则追求狂放的风格，无论是笔法还是章法上都有强烈的突破传统的欲望，尤其是满章法的形式，遥接唐人草书及宋黄庭坚的隔行穿插的章法形式，但是他更加的放纵，在他眼中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已经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分开，而是一个整体，这种章法对当代一段时间的国展作品有过影响力，从现代平面美术构成来看，祝允明的草书作品很有现代性。
明代徐渭行草书立轴《应制咏剑》
徐渭应该算做是晚明的书家，如果按严格意义上的草书而言，徐渭几乎所有的草书作品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草书作品，因为在他的所谓的草书作品中夹杂了很多的行书，所以徐渭其实是一个具有草书精神的书家。徐渭的笔触迅疾、奔放，作品更加强调结构和运动的偶然性，章法上较之祝允明更加浑然一体，在线条的面积对比、曲直对比、软硬对比、虚实对比上都较历代草书家更加强化，由此形成了一个完全属于徐渭个人的草书风格与意境。
王铎草书作品立轴《豹奴帖》绫本，226.5X49.6cm。首都博物馆藏。
王铎是在1645年于南明朝大学士任上降清，入清后任礼部尚书，七年后离世。一般而言，将其列到清代的书家阵营中，其实无论从他的学书渊源、艺术风格、还是他的一生主要活动时期，基本都属于晚明。尤其是作为书法而言，其在晚明时期已经完全成熟。所以我在这里将其归到明代晚期的书家来做叙述。王铎毫无疑问是明代草书真正的王者！他是集大成者！他在草书的笔法、结构、墨法、章法上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比如他对线条的精到与放纵的准确控制，笔法上呈现出全所未有的一种节奏，而且笔法与墨法相互交融，枯笔、涨墨在一副作品中被大量的运用，形成非常强烈的视觉对比，章法上，各行边廓变化剧烈，中轴线的摆动幅度非常大，跳跃腾挪，气势恢宏。王铎的作品中有不少是临摹古代的法帖，但是他对这些临摹的原帖不是去做亦步亦趋的临写，只是将他们当做一个依凭，犹如一个老人的拐杖，他将这些古代的经典法帖，尤其是阁帖中的很多作品当做他二度创作的支点，其中许多这类作品成为他的代表作，历史上还从未有人把临摹放到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而在王铎之后的八大山人等承接了这种做法。王铎是整个中国书法草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
倪元璐草书条幅
而作为与王铎同为明朝三棵树的倪元璐、黄道周，也当然是晚明重要的书家代表，他们在草书创作的风格上各具特色又相互影响，三人同受“庶吉士”，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诉求和艺术趣味，一生都交往甚密。虽然王铎并不欣赏倪元璐在政治上的固执与倔强，但是他却非常赞赏倪元璐在书法上所呈现出这一性格特征的风格，他曾在收到倪元璐的一幅作品后给他回信到：
“仆虽薄识哉，能识龙虬、岂甘为披叶之言乎？仆于此道，今始北面，解甲而伏于足下。”倪元璐用笔顿挫、凝重，多用浓墨，故意改变字的体式，将笔画的空间拉伸开来，留下很多的空白与飞白，这有些类似王铎的“三停四转”的书写方法，但是从线条上可明显的感觉倪元璐的更加厚重，但是从整体而言，无论是作品本身的艺术感染力还是对传统的继承以及对后世书家的影响等诸多层面，倪元璐的草书是无法和王铎来比拟的。
《黄道周草书千字文》选页(2)
黄道周与王铎的友情深厚，王铎的著作《拟山园选集》的主要编者就是黄道周，与王铎不同的是无论是倪元璐还是黄道周，他们并没有将 书法放置到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地位！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两人的书法风格固然很鲜明强烈，但是就水准而言确实是无法同王铎来一较高低的。黄道周的草书也是属于狂放一路，但是从其草书的整体风格来看，明显有受其楷书的影响，略微倾斜的方形字体，大量的折笔的运用从右上部向左下部伸展，由此形成向下的运动趋势，这种方法与王铎极力的调动每个字的倚侧变化方向来看，显得相对的程式化和简单化。黄道周在草书章法上拉开了行与行之间的距离，形成非常明显的个人草书章法风格，当然这个也可能是受他的楷书大行距章法的影响。
张瑞图草书立轴《王维终南山诗》
张瑞图与王铎、倪元璐、黄道周三人的政见不同、直接的交往也不多，但在其官场失利后，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书法上，从而也建立起绝对的个人风格。张瑞图通过轻快敏捷的笔调来夸张字形结构，并创造性的在草书中应用直角转折，时常，他会把字的重心放到下部，字体大多呈梯形或三角形，这些最终形成了黄道周的草书风格。如果从大的层面来分析，其实黄道周、倪元璐与黄道周三人反而在书法风格中有着更为神似的方法和观念，这一点对于熟悉他们作品的书家而言应该有此共同的感觉。
清代傅山晚年草书作品《晋公千古一快四条屏》，其一绫本，201x51厘米。
如果再把傅山也算作是明代书家的话，那么整个清代在草书上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书家了，其实这也很正常，整个宋代也就一位黄庭坚可以称得上是草书家，而至于元代的鲜于枢、康里巎巎、陆居仁等虽然也以草书闻名，但是整个元朝并没有哪出具有历史意义的草书作品。傅山的草书毫无疑问是受到比他更早的徐渭和年龄上比他大15岁的王铎的草书风格影响，但是傅山和倪元璐及黄道周一样，更多的精力没有放到书法上，而是在反清复明等政治的运动上，一生颠沛穷困，所以傅山的草书有着天才的光辉，但是不成熟和不完整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线条的缠绕过甚，无法挺立，这一者是他的创作风格上的追求，二者也由此可见他对线条的把控能力与王铎来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
何以在有明一代，会形成一个以草书为主体的全盛时代，成为一个以草书闻名书家的数量之多，开创草书艺术风格、技法等贡献之大而足以同草书盛世的盛唐并肩的时代！？
个人以为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历宋亡国于蒙元后，明朝是汉族再度成为中国之主的王朝，汉文化的再度自信，通过草书是最好的飞扬方式。
二：整个有明一代，朝政高压下的整个社会大众都是相对的沉闷和压抑的，而草书正是最好的发泄与破解这种压抑的书法形式
三：草书在唐代达到高峰之后，在宋代则几乎没有更多的书家参与创造，而实际，草书相对其他书体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由是在经由宋代黄庭坚一个人的努力之外，再从短暂的元代开始发端，到明代终是如春花百开。
四：更至晚明鼎革之际，中华再度易主，文人满腔愤慨与绝望只得寄与草书以发泄！如此种种，明朝之书法终是以“草草”收场！
今我以“明朝书法，草草收场”来做本标题，一者是以整个书法史来做关照，梳理有明一代草书的代表书家，以此来规模明代草书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二者也是以“草草收场”来比喻晚明层出草书大家，包括如王铎与傅山等还要延续到了清初才最终完成其草书的艺术风格的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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