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群雄纷争,三国鼎立,曹操、孙权、刘备几位大咖,不仅崇尚勇武而且擅长“斗智”,于是在《三国志》作者陈寿的笔下,就有了家喻户晓、舒缓紧张神经的战争小插曲——“曹冲称象”故事。
说的是1800年前一天,脑洞大开的孙权给曹操送来一头需要仰视的壮硕大象,小编以为送大象礼物却不告诉重量,这似乎在考验魏国有无人才,如何巧妙称出大象重量?!
哪知这根本难不倒少年聪慧的曹操小儿子曹冲,曹冲用船载象标好刻度,然后用化整为零的办法很快解决了难题,此举也让自己“神童”美名四海传扬。
尽管“曹冲称象”故事出自正史《二十四史》中的《三国志》,可是经过季羡林、陈寅格等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严谨考证,却是《三国志》作者陈寿“借鉴”、抑或是照搬印度佛经。
1. “曹冲称象”在陈寿《三国志·邓哀王传》中的“中国版本”:
冲少聪察,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
2. “曹冲称象”在更早的佛经《杂宝藏经》载“弃老国禄”中的“印度版本”:
“天神又问:此大白象有几斤?而群臣共议,无能知者,而后大臣问父,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画水齐船,深浅几许,即以此船量石著中,水没齐画,则知斤两,即以此智以答天神。”
无独有偶,在之后的不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人们很容易找到佛教故事的“原创”身影。
三国时期魏人邯郸淳的《笑林》中有一则令人捧腹的故事:
平原人有善治伛者,自云:“不善,人百一人耳。”有人曲度八尺,直度六尺,乃厚货求治。曰:“君且卧。”欲上背踏之。伛者曰:“将杀我。”曰:“趣令君直,焉知死事。”
这个既幽默又不乏哲理的寓言兼笑话,流传颇广,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然而,揪其最早出处,却是从一则佛经“治驼背”的故事演变来的。
“有人卒患背伛,请医疗治。医以酥涂,上下著板,用力痛压。不觉双目一时并出。”(《百喻经》)
由此人们不难看出,自东汉明帝(公元68年)佛教从印度正式传入中国之后,不论是创作技巧、还是创作内容,佛教故事对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佛教故事的由来
印度佛教故事基本来源于古代印度的民间故事,经过佛教徒的艺术加工,吸收到了佛教经典里。
譬如,在佛典故事里有一部分叙述佛祖释迦牟尼生平故事的作品,不仅情节生动,而且用了许多文学技巧,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比较突出的是公元一世纪左右马明写的《佛所行赞》。
《佛所行赞》是长篇叙事诗,文字优美,堪称是印度古典梵语诗作的一个典范。
此外,佛经中还有一类作品叫做本身故事。讲的是释迦牟尼前生若干世一次次转生的故事,也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如《佛本生经》就收集500多个故事。
流传至今的佛经中还有一大批如《百喻经》等寓言故事,它们极富哲理和机智幽默感,甚至得到了大文豪鲁迅的高度评价。
“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鲁迅《题记》)
佛经中第三种故事被称为因缘故事(佛教大师说法时信手粘来的例证),同样具有文学上的鉴赏价值和生活中的教育意义,集中保存因缘故事的佛经有《杂宝藏经》和《贤愚经》。
佛教故事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影响
中国的小说发端较早,然而受到儒家传统礼教思想约束,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小说问世。按照鲁迅的说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志怪小说,一类叫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记录的是一些神灵鬼怪、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等内容的故事;志人小说记载的是历史人物,尤其是名人的逸闻趣事。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皇帝的倡领下风靡朝野,成为一种流行时尚。许多西域僧人来华传教,不少中国僧人去印度取经,大量佛经被翻译过来,在中国广泛流传,影响极大,导致志怪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蓬勃兴起。
之一,纯粹照搬佛经故事。
在刘义庆的《宣验记》中有一个“鹦鹉救火”的故事,就是把印度佛经故事完全抄录下来,甚至情节人物和发生地点一点没有改变。
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爱。鹦鹉自念虽乐,此山虽乐,然非吾久居之地,遂去,禽兽依依不舍后数月,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心急如焚,遂入水沾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好意,然何足道也?”对曰:“虽知区区水滴不能救,然吾尝侨居是山,禽兽善待,皆为兄弟,吾不忍见其毁于火也!”天神嘉其义,即为之灭火。
其实,在佛教《旧杂譬喻经》中也有这个故事。
昔有鹦鹉,飞集他山中。山中百鸟畜兽,转相重爱,不相残害。鹦鹉自念:“虽尔,不可久也,当归耳便去。”却后数月,大山失火,四面皆然。鹦鹉遥见,便入水以羽翅取水,飞上空中,以衣毛间水洒之,欲灭大火。如是往来往来。天神言:“咄,鹦鹉!汝何以痴?千里之火,宁为汝两翅永灭乎?”鹦鹉曰:“我由知而不灭也。我曾客是山中,山中百鸟畜兽皆仁善,悉为兄弟,我不忍见之耳!”天神感其至意,则雨灭火也。
之二,模仿、洗稿佛经故事。
譬如家喻户晓的“曹冲称象”故事。通过将《三国志》中的曹冲称象与印度佛经中的“称象”故事两相对比,大伙不难发现,一是印度佛经《杂宝藏经》中“称象”的故事更早;二是情节、结构高度雷同;不同的是“中国版本”中“天神”换成了“曹操”、“臣父”变成了“曹冲”。
之三,促进中国小说中大量出现新人物和新地点。
魏晋南北朝小说中有一部分故事在模仿佛经故事中进行了改头换面再加工,以使读者相信,那就是在中国发生的故事。但是佛教的广泛传播,仍然使魏晋南北朝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发生地受到了深刻影响。
譬如魏晋南北朝小说中的主人公不少是僧人、居士、沙门;也有许多是佛教神明(佛、菩萨、罗刹)为主人公;还有以天竺胡人(梵志、婆罗门)为主人公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佛教的传入和影响下,人们相信万物有灵,轮回转世;人和动物可以互相转化(人可以转生为动物,动物也可以转生为人),因此在魏晋南北朝中国小说中,动物为主角的故事逐渐增多。
佛教故事对唐代传奇和志怪小说影响
到了唐代,中国文学进入一个空前辉煌的阶段,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在佛教故事和佛经文学的影响之下,唐代传奇小说异军突起,蔚为大观。
“小说到了唐时,却起了一个大变迁。……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底文章,都很简短,而且当作记事实;及到唐时,则为有意识的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唐代文人有意识创作小说的直接结果,便是唐传奇的产生。
唐传奇,一方面继承了前时代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有所创新,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它不仅带有志人志怪小说的某些特点,还加强了描写和虚构,使故事更加曲折生动,人物更加真实传神,对读者更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唐代传奇小说志怪类如《古镜记》、《三梦记》;出世类如《裴航遇仙》、《南柯太守传》;讽刺类如《周秦行记》、《订婚店》;爱情类如《霍小玉传》、《李娃传》;豪侠类有《聂隐娘》、《虬髯客》等。
在唐代传奇中,佛教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季羡林认为佛教对唐代传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在形式上,一在内容上。
“在形式方面的影响可以以王度的《古镜记》为例加以说明,这一篇传奇文结构形式特别,它以一面古镜为线索为中心,叙述了几个毫不相干的小故事,用古镜贯穿起来,这种结构形式在印度古典文学颇为流行,比如流传全世界的《五卷书》就是如此。汉译的《六度集经》之类的书在结构方面,也表现出了这个特点。”(季羡林《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
季羡林又从内容方面列举了七点,1《枕中记》之类故事;2《南柯太守传》等篇;3灵魂出窍的故事;4借尸还魂的故事;5幽婚故事;6龙女故事;7杜子春的故事。也就是说,唐传奇在思想观念、时空观、想象力、故事情节、故事主人公等方面,都深受佛教故事影响。
佛教故事对宋代传奇和志怪小说影响
到了封建社会空前繁荣的宋代,佛教传入中国已经上千年,佛教在中国已经牢牢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因此,宋代小说里,佛教故事、思想的影响已经比比皆是,充斥其中。
南宋著名小说家洪迈所著的《夷坚志》,被誉为中国小说史上最大的一部文言小说集,收录小说2700余篇。
这其中大部分作品是洪迈根据各种民间传闻写作而成的,其中可以明显看到佛教对其创作的影响。
以《夷坚志》一、二卷为例:第一卷有故事22则,其中有8则故事可以明显看出与佛教影响有关,第二卷有故事28则,其中有9则与佛教影响有关,在这些与佛教影响相关的故事中,有的是写僧人的故事,有的是写塔寺的灵异,有的写菩萨、金刚、阎罗、夜叉、龙女等,有的则写善恶报应、轮回转生等。
总结
自东汉初年,印度佛教正式传入到中国,无意间使许多佛教故事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天长日久,这些古代印度佛教故事便逐渐本土化、中国化,成为中国小说的镜鉴和滥觞。
一、开阔了古代中国人的视野
。汉朝以来,由于深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志怪小说创作中想象力的发挥。而佛教故事的传入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尤其是其带来了一些新的时空观念,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神怪人物,新的理念境界,大大启发了国人的思维,激发了国人的想象力,开阔了彼时国人创作的国际视野。二、丰富了中华古代文学宝库。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思想、佛教故事大行其道,鬼神奇异之谈杂出,间接促进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和唐宋传奇小说的蓬勃兴起,它们和汉赋唐诗宋词一道极大地丰富了中华古代文学宝库。
三、传播了真善美,影响到了古代社会公序良俗各个层面。佛教故事大多数都是歌颂和赞扬善良、美好、勤劳、智慧、团结、友爱的,极富哲理和教育意义。它在中国的传播和小说演义中,无形传播了真善美,抨击了假恶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公序良俗和道德观念,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意义。
参考书籍:《中国小说史略》、《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三国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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