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遵义会议的时候，毛泽东提得较多的三个人是：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会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关于王稼祥，毛泽东还说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下了“关键的一票”。关于周恩来，遵义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就对红1师的师长李聚奎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
在这三个人中，从事军事工作时间最长，担任军事指挥工作最久的是周恩来。 1924年秋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部长。在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1931年12月到中央苏区后，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长征前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红军上下回顾起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战史，基本丧失了对三人团、特别是对李德和博古的信心。此时“部队的指挥实际上由周恩来担当起来。”（《周恩来传 1898-1849》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281页）
在这段历史中，尽管周恩来一直从事军事工作，但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深刻认识，是从他离开城市到农村后才逐步形成的。
◆遵义会议会议室里并排悬挂着参加会议的8位政治局委员的照片。
1931年9月下半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2月底，周恩来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成员有毛泽东、朱德等人。此前四年，周恩来一直在白区从事地下斗争（其间两次去苏联）。因此，他对农村情况的了解有限，对毛泽东的“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了解也有限。但从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的情况看，周恩来显然已经开始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性。作为苏区中央局书记，他要考虑如何贯彻当时的“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但在实践中，他又亲身体会到“泽东积多年的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因此，当宁都会议把斗争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并提出把毛召回后方免除军事指挥权的时候，周恩来仍然坚持提议把毛泽东留在前方。虽然毛泽东还是回到了后方，但周恩来对毛泽东还是很尊重的。毛泽东调回后方后，新成立的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周恩来取代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在后来的日子里，李德、博古和周恩来实际掌握了军事指挥权，朱德难起作用。连红军决定长征这样的大事，朱德都没有参与。
因此，要使红军在困境中解脱出来，在军事上必须要改弦更张。简言之，湘江战役之后，关键的问题是此时掌握了军事指挥权的周恩来，是否能明智地“让贤”，并且还能在“让贤”过程中起到独特的积极作用。
通过宁都会议之后的战事诸多不顺，周恩来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认识逐步加深。同时，他也深切地体察到红军广大指战员对李德等人不满的情绪。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革命首先需要毛泽东这样一个“帅才”。这应该是他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赞成毛泽东的意见的主要原因。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与博古有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周恩来说，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适合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周恩来还说，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
作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的长征，产生了久远而巨大的国际影响。许多外国人士对长征表现出浓厚兴趣。在学术研究方面，1971年问世的英国知名学者、中国问题专家迪克·威尔逊的《1935年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为生存而斗争的史诗》，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长征的英文学术专著，也是学术含量最高的专著之一，至今仍有不少国内外研究学者援引书中的材料和观点。
尽管此书尚未出版中文版，但该作者后来出版的《周恩来传》，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其中涉及到遵义会议前后情况的分析，应该有助于了解这个过程。
《周恩来传》指出，当时红军需要的领导是：善于作战，能够最有效地利用有限资源进行游击战，对于红军扎根的中国农村社会有强烈的感情，“显然，毛是这一人选。”周恩来感觉到，“在这场农民革命中，找不出比毛泽东更好的领袖。周恩来可能还发现，在政策的制定和党务工作的许多方面，毛泽东比其他人更高明一些。”因此，认为自己更适合当一个行政领导的周恩来，“在遵义戏剧性地由毛泽东的上级和批评者一变而成为毛泽东的下级和支持者。”“而这一关系的线索可以追溯到遵义会议以前。”《周恩来传》还指出，遵义会议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军事上的问题，很显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后来证明比周恩来他们那套做法“更为实用”。《周恩来传》归纳道：“总之，尽管周对毛有许多意见，但他仍被这位传统的但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所倾倒。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也许，农村根据地的峥嵘岁月已把周在天津-巴黎-上海所形成的有关中国革命城市化的观点的锐气全磨掉了。”（参见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 解放军出版社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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