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中的一大遺憾就是，我不是別的什麼人。”（英文為，My one regret in life is that I am not someone else.）
“段子手”（punster）伍迪·艾倫所說的每一句話，似乎都被人們奉為名言警句。但唯有這句話，成為了他縱橫影視藝術界的“獨立宣言”。
生而幸運
1953年，艾倫進入到紐約大學學習傳媒和電影專業。這對於一個六歲就可以給報刊專欄寫“搞笑段子”的文藝少年，確實是一件再幸運不過的事情。
當艾倫還在中學讀書的時候，他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伯樂”。沒錯，他確實是被經紀人大衛·阿伯（David Alber）看中，並受邀為電視節目撰寫脫口秀劇本。“小艾倫”的第一次創作，就可獲得每週25美元的收入，這在同齡人中絕對算是“最先富裕的群體”了。又過了幾年，他銀行賬號的存款數字竟可達7位數。
但不幸的是，艾倫的學業並不順利，因為一門叫做《動畫製作》的科目不及格而被學校發出退學的勒令。此時的艾倫居然沒有灰心喪氣，他不停地勸慰自己：“管他的呢，反正我可以一心一意地創作，寫我喜歡的搞笑劇本了。”
年輕時期的伍迪·艾倫
在與脫口秀團隊合作的日子裡，艾倫甘願孜孜不倦地輸出娛樂民眾神經的無厘頭劇本。但他逐漸發覺在一個販賣娛樂的商業時代中，一個默默耕耘的寫手很容易被遺忘，他的才情、他對生活態度，豈能被埋沒在舞臺背後黯淡無光的陰霾中。
很快地，艾倫向負責脫口秀人員調動的部門提議，他想嘗試從幕後轉向臺前，成為一個真正的“脫口秀人”。當回憶到那段人生中極富轉折意味的片段時，艾倫淡淡地說到：“我負責寫作，他們負責業務管理。一天，我告訴他們我想像一個脫口秀明星那樣登臺表演。他們當然不願讓我輕易放棄這個想法。”
執導中的伍迪·艾倫
艾倫嘴裡的“他們”就是兩位“慧眼識珠”的經紀人——傑克·羅林斯和查爾斯·H.約菲，“他們”是艾倫人生啟航中起“助推”功能的伯樂。艾倫先嚐試在紐約的“藍色天使”（Blue Angel）和“苦澀結局”（Bitter End）夜總會演出，那副遮掩羞澀氣質的黑框眼鏡，見證了他勇往直前的青春稚氣，也成為了他被世人所銘記的標誌性道具。
伍迪·艾倫的最新傳記《憑空而來》（Apropos of Nothing）
1963年，艾倫如願以償，他把自己的首秀獻給了一個叫做《今夜秀》的節目。短短几年時間，他從一個幕後的創作者成功地轉型為舞臺上一顆奪目的啟明星。
有關這段“痛並快樂著”的打拼往事，艾倫也極為用心地在他2003年《奇招盡用》的電影中呈現，向人們娓娓道來。由賈森·比格斯扮演的男主角傑瑞為自己的演藝夢想四處尋求機會，所幸遇見一位貴人大衛·多貝爾的賞識。在這個過程中，聰明的傑瑞克服了種種來自藝術圈的“傲慢與偏見”，頻頻使出可以派的上用場的“奇招”，最終得以成功。
女人和藝術
毋庸置疑，艾倫不僅是一個高產的作者，他還是一個極富野心的浪子。脫口秀的大獲成功並沒有讓他心滿意足，他又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投身好萊塢。1965年，30歲的艾倫首次擔任《風流紳士》（英文名為What's New, Pussycat，又譯為“貓咪最近怎麼了”）的編劇，由此實現了從電視節目到電影創作的轉型。
之後，他又開始創作了《老虎百合》《皇家賭場》《好萊塢結局》等影視作品的創作，但因為好萊塢自成一派的演繹套路和艾倫自由創作的天馬行空不甚合拍，艾倫本人果斷地對與好萊塢的合作加以否定，將這段在常人看似風光無限的光環稱作“可怕的經歷”。
艾倫與宋宜
主動卸去脫口秀和好萊塢的光環，艾倫反倒一身輕鬆，他的藝術創作沒有多餘的障礙了。1969年，他獨立地創作了《傻瓜入獄記》，從此一步邁入自編、自導、自演的“獨立創作人”的時代。
1977年絕對是艾倫的“幸運年”，他認識了他的“摯愛”黛安·基頓，更憑藉《安妮·霍爾》這部“非搞笑”電影斬獲1978年奧斯卡四項大獎——分別是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女主角。
當出生於江湖習氣甚濃的艾倫遇見來自陽光活力加利福尼亞的黛安·基頓，他們之間產生了微妙的創作靈感。在拍攝過程中，黛安·基頓被導演允許自由選定飾演服裝，賦予了女演員自主表達人物個性的契機——白襯衣、寬長褲、運動範、領帶和帽子。艾倫在這部片子當中找到了一個影視創作者與生俱來的自由，他對這部藝術大片公開表示：“安妮·霍爾無疑是我創作的第一個真正重要的女性人物。”
艾倫的影視風格從此顯露出創作的雛形，進入而立之年的他不再想走搞笑和商業的路線，雖然這樣可以給他帶來很多流量、很多名利。從《安妮·霍爾》開始，他改變了自己的構思基調和創作態度。他變嚴肅了，顯得更老練了，他的藝術作品開始轉向了反思、批判和重塑。
在西方影視圈，伍迪·艾倫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名詞。人們一方面會感慨這位多產創作者的才華和激情，另一方面又不斷詬病他“令人不堪”的婚戀史。從第一任妻子哈倫·羅森到“小夥伴”米婭·法羅 ，從女朋友黛安·基頓再到比自己小35歲的養女宋宜，這位導演的“感情戲”簡直比他拍攝的影片都精彩，他的創作靈感也許就是來源於他豐富的情感生活。
年輕時的伍迪·艾倫和黛安·基頓
正如伍迪·艾倫所袒露的那樣，“在我最初寫作的時候，我只能以男性視角寫作。之後有了女性形象，我的寫作方式逐漸發生了變化。《內心深處》《漢娜姐妹》和《情懷九月天》中的母親和姐妹以及我為黛安·基頓和米婭·法羅創作的角色，這些女性總是居於中心地位”。
在這位“怪老頭”的心目中，尋找感情當然不是為了藝術創作，但是藝術創作中不能沒有女性視角，不能缺少脈脈含情的波瀾。艾倫也許是把感情當成了藝術，所以才一波接一波地嘗試“新歡”，體驗新的人生。
怪誕愛情
在很多藝術家都以甜蜜戀愛、幸福婚姻為歌頌主題的時候，這位創作奇才卻將自己對於男歡女愛的創作主題加以顛覆。這樣的思路可以在他《午夜巴塞羅那》（2008年）和《午夜巴黎》（2011年）的兩部“午夜劇場”中得以彰顯。
《午夜巴塞羅那》中的維姬、克里斯蒂娜、安東尼奧以及瑪利亞四人混亂而刺激的微妙關係，是艾倫向世人所傳達的“另一些感情”的藝術嘗試。這樣一段離經叛道的“旅行中的感情戲”讓人們看到了生活中另類的“四角戀”，也激發著人們去反思當代都市中男女情慾的種種侷限。
《午夜巴黎》劇照
當吉爾和他的未婚妻伊內茲來到巴黎度假時，《午夜巴黎》的畫卷就向人們徐徐展開。這部獲得84屆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獎的影片，沒有刻意地宣揚巴黎的浪漫和愛人間的志趣相投，反倒是辛辣地嘲諷了一段“同床異夢”的脆弱而偽善的愛情。吉爾對他所穿越到的19世紀的巴黎樂此不疲，而伊內茲卻嘲笑他白日做夢的痴狂。最終這段戀人在全球最浪漫的城市，不歡而散。
艾倫執導《午夜巴黎》現場
在伍迪·艾倫的眼裡，留存於傳統觀念中的“美好愛情”似乎是不堪一擊的，它需要藉助藝術的誇張和影視的加工，才可另有乾坤。這也是艾倫有意思的地方，他在現實生活中分明是全天下最可以欣賞女性、讚頌愛情的男人，卻非要偏執在自己的影視作品中向人們灌輸“婚姻是希望的幻滅”的悲觀主義情結。
艾倫與眾人觀看電影《愛在羅馬》（To Rome with Love）
肆意而荒誕地“篡改”人性中司空見慣的觀念，是艾倫的創作“陋習”，卻也成就了這位影視奇才的創作靈感。也許，人們所看到的艾倫及其他的電影是荒謬不堪的，但沒有人否定創作會讓艾倫自由，使他感受到了快樂。對此，他引以為傲地發出幾分感慨：“我之所以喜歡電影，是因為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東西。”
艾倫眼中的夜色巴黎
艾倫腦子裡似乎有個奇怪的發條，不停地在驅使他在感情、都市、人性、社會當中肆意穿梭，又大逆不道地跳出框限藝術創作的藩籬，形成了這位藝術創作者辛辣追問，抑或是黑色諷刺的氣質。
黑色幽默
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處在一切尚在騷動的神奇時期。不同意識形態的碰撞、局地戰爭的頻發、民權運動的聲勢浩大，讓這個剛經歷過二戰風雲的國度的前途，顯得撲朔迷離。
但是，社會的動盪反倒成為滋生藝術家靈感爆發的溫床。一些逐漸富裕起來的中產階級明白這個“漏洞百出”的社會既不會於一夜之間土崩瓦解，也無法以小資產階級構想的面目嶄露頭角。對於“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知識精英而言，他們似乎只能用自己含蓄、戲謔又富有批判思維的創作方式來嘲弄人性深處的“惡”。
艾倫高超的“段子”
美國評論家尼克伯克在1965年發表了一篇題為《致命一蜇的幽默》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將這種荒謬的、怪誕的，卻又發人深省、令人忍俊不禁的藝術表達方式，命名為“黑色幽默”。從此，“黑色幽默”一詞首次被視為一種新的現代主義流派，在美國乃至全球生根發芽。
伍迪·艾倫首先是一個時代的人，其次才是一個藝術家。在一顆“一言不合就反諷”的心靈深處，往往銘刻著這個時代揮之不去的歷史烙印。艾倫以他從少年到中年、從工作到感情中一件件“不甚如意”的往事中找到“黑色幽默”的印記，將其抽絲剝繭，數見不鮮地運用在他的作品中，最終形成了帶有“艾倫範”的個人風格。
艾倫憑藉《藍色茉莉》接受媒體獨家專訪
憑藉《藍色茉莉》（伍迪·艾倫執導，2013年7月上映）而獲得2014年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項的凱特·布蘭切特，就扮演了一個被“黑色幽默”所嘲諷的角色——茉莉。茉莉是一位曾混跡於紐約職場的商務麗人，因為和丈夫生活和事業上的糾葛而離婚。
她隻身一人飛往舊金山，試圖開啟一段新生活。但令她沒想到的是，她定居舊金山的妹妹金潔、她所鍾愛的富商韋斯特萊特以及她的繼子丹尼，都各自“心懷鬼胎”，作出了一些令她失望的舉動，讓她重振雄風的宏圖壯志付諸東流。
這部多次獲得國際大獎的電影，折射出艾倫對一個以物質和利益為“上帝”的社會所暴露的真相，反映了這位鬼才導演一以貫之的“黑色元素”。除了針對社會之中不合理的秩序安排，影片不忘把黑色幽默留給片中女主角茉莉——一個一心想追求自由，卻最終被自由所困的“都市囚徒”。
自由的隱喻
其實在很多影片中，艾倫還極其清醒地把一份嘲諷留給了自己，這是他對自己特立獨行生活的一次解剖和一種隱喻。
早年期間的伍迪·艾倫與邁克爾·傑克遜
遵從內心去追求夢想本沒有什麼錯，但過度而不切實際地追求就不免陷入到一種“自由陷阱”。古往今來，當一個人不顧一切去追逐自由而失去節制意志的話，他就很容易變得狂傲不羈，不食人間煙火。走到最後，一個人的悲劇命運往往源於他人的限制，而恰恰是因為自己“與世隔離”的心智。
艾倫認為他應該成為#MeToo活動的“代言人”（poster boy ）
崇尚自由的伍迪·艾倫，固然是可以肆意選擇自己的伴侶，卻也無法逃避基於“絕對自由”而衍生而來的人生困頓。他的養女迪倫·法羅先後於1992年、2014年指控他的性侵行為，都因證據不足而不了了之。到了2017年，法羅巧妙地藉助好萊塢“Me too”運動的輿論氣氛，將她恨之入骨的“老情人”推向風口浪尖。
女權主義者要求在西班牙拆除伍迪·艾倫雕像
伍迪·艾倫因此被取消了電影《子彈橫飛百老匯》的改編權限，與他合作過的演員——比如提莫西·查拉梅、格蕾塔·葛韋格等——也都以各種方式表達自己否定艾倫人品的立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部艾倫於2017年底製作完成的新片《紐約的一個雨天》，居然也被亞馬遜單方面地宣告終止。一對強強聯手的“絕佳CP”，竟不幸地淪落為眾人唏噓的“官司冤家”。
《紐約的一個雨天》電影海報
斯嘉麗·約翰遜（右一）“願意相信”有關性侵醜聞，艾倫是無辜的
“我行事基本不分析其中的內容和原委。只有在事後，我才會進行推理思考。”留下這一“段子”的艾倫，給這個世界留下了一個孤單而無力的背影。雖然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艾倫永遠可以給這個世界帶來一場不落窠臼的影視奇觀，但是他在現實生活中的真實面貌往往是“俗不可耐”的。
在一個飲食男女的物慾時代，艾倫只是想在卸掉光環後自我地充當一個凡夫俗子，天真地經歷些什麼、感受些什麼。這位“老男人”並不是一個“惡老頭”，但他和所有男人一樣都色膽包天的衝動，都有好大喜功的虛榮。只是在所有匆匆“行事”之後，才有時間消融前一秒天性釋放的性情，艾倫才會“推理思考”行為與後果之間的前後關聯。一邊是時代誘惑，一邊是人性使然，隱藏在艾倫內心深處的“人性之暗黑”和芸芸眾生又有何二致呢。
艾倫的創作之路固然充滿常人不可觸及的“小幸運”，同時他也遭遇著“樹欲靜而風不止”的“小確喪”。瀰漫於艾倫生活中每個角落的羨慕、嫉妒、愛慕、憎恨等錯綜複雜的心緒，豈能容忍他享有一名普通路人平平淡淡過生活的“特權”。
有關伍迪·艾倫的那些奇形怪狀的往事，人們也許只有在他的最新傳記《憑空而來》（Apropos of Nothing，2020年4月7日發行，大中央出版社）中的種種“名言警句”方可找到些許“權威”的答案。
從他的傳記中，我們可以察覺出這位被眾人仰視的才子內心深處是極其不安全的，這種不安全演變為不安分。在不安分的創作中，伍迪·艾倫逐漸學會了將“不走尋常路”的創作格調來掩蓋他焦躁不安的生活狀態，用“堅持做自己”的為人之道來詮釋安之若素的生命執念。
這所有的一切，到頭來只簡練地煥發為兩個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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