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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1819年5月24日-1901年1月22日）
1837年6月20日，黄昏，通往肯辛顿宫的路上，戴黑色袖章的使者骑马飞驶。刚过完18岁生日的女孩德丽娜，正在母亲榻侧卧躺。德丽娜的伯父，英王兼汉诺威国王威廉四世，刚刚驾崩。女孩德丽娜，带着11岁时的梦想，放下洋娃娃，迈进白金汉宫，踏上了帝王之路。
她就是维多利亚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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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4年，她是一个时代的象征，缔造了强大的“日不落帝国”。她这一生享尽非同寻常的特权，经历过惊天动地的事件，体验着精彩纷呈的生活。
然而在维多利亚的众多画像中，最令人难忘的却是她面如土豆、永远身着黑色服饰的矮小老妪形象。她为什么不笑？她为什么一脸不悦？今天的我们看到一位女性世界领导人如此悲伤，也会深感不可思议。
最近几年，流行文化屡屡试图颠覆这一丧服形象，比如电影《年轻的维多利亚》（The Young Victoria），以及电视剧《维多利亚》（Victoria）。无论是大荧幕还是小荧屏，无不向我们展现了一位热爱跳舞的年轻公主 — 她没那么拘泥礼数，她充满热情。于是乎，我们眼前似乎浮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维多利亚女王形象，且难以看清两者间的关系。她是如何从翩翩公主变成土豆的呢？
英国历史学家、作家、策展人和BBC历史节目主持人露西·沃斯利在《维多利亚女王：作为君王和女性的一生》一书，她试图刻画出女王的第三种形象。女儿、妻子、母亲、孀妇，女王的一生到底如何定义？露西·沃斯利试图透过她如何度过其生命中 24 天的每一个小时，近距离、面对面地审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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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作为君王和女性的一生》
“借此，我希望她的形象能浮现在你眼前，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此一来，对于这位英国历史上最为人熟知的女性，其内在的诸般矛盾，你便能自作评断”，露西·沃斯利如是说。
露西·沃斯利认为，这位表情凝重、服饰暗淡、身材矮小的老妇人，其实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女王，她为君主制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能。尽管在那个时代，人们对女性高居王位疑虑重重，维多利亚还是赢得了她的子民的尊敬。
维多利亚时代的民众对女性当权的疑虑，也许相较于都铎王朝对伊丽莎白一世或斯图亚特王朝对安妮女王，有过之而无不及。露西·沃斯利认为，维多利亚创造出了一种或许让我们觉得偏女性化的统治方式，巧妙地绕过了这种疑虑。她的统治靠的是直觉而非谋略，是情感而非才智。事实表明，对君主制来说，这就是最理想的统治方式。君主虽失去冷硬的实权，却能通过姿态和仪式，保留其影响。实践证明，她的女性特质恰恰是君主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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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维多利亚个人为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正如作家茨威格所言，“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从维多利亚登上王位的那天开始，真正开心的日子屈指可数。许多人羡慕她赢得了婴儿赛跑，得以戴上王冠。可是，当维多利亚得知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女王时，她已经清楚，成为女王不会造就她的人生，只会将其打破。“我大哭了一场”，她说。
等待她的是孤单落寞的王室陷阱，虽然这样的陷阱同样紧紧攫住众多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但也许它对一位女王的挤压与钳制远超常人、最为深重。她的母亲深知她终将踏入这一陷阱，早早地为她做心理准备。
多年以后，维多利亚女王在床畔弥留之际，不知会不会想起母亲维克多丽告诫她的话，“你逃不掉自己的情感，你也逃不掉你的出身”。
你逃不掉。确实。你逃不掉。但是她试图用尽一生定义自己，特别是晚年的岁月。
维多利亚付出的代价沉重，她不仅仅是女王，她还是女儿、妻子、孀妇，在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她都不得不违逆自己的内心，对其进行种种令人不安的扭曲，以顺应社会对女性的诸多要求。譬如，她对女性选举权的想法嗤之以鼻。
然而，如若将关注点落在她的行动，而非她的言词，你就会发现，她其实在违背和批判当时社会对女性设置的种种严苛的行为准则。
当她三十多岁时，女儿维基已经长大，即将结婚生子，她也要做外祖母了，她送给自己的女儿一些冷酷的建议。她告诉自己曾经深爱过的女儿，不要“崇拜婴儿”，因为“任何一位女人如果这样做，对她的丈夫和她的地位来说都不成体统，更不用说一位公主了。”……她回忆道：“我让第一个孩子冲昏了头脑。”她开始认为，生儿育女是生活的“阴暗面”。
她曾告诫自己的女儿，“亲爱的女儿，你说给予一个不朽的灵魂以生命，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但我自己却难以有这种想法。我觉得在生育中，我们女人更像一只母牛或母狗。我们可怜的本性变得非常动物化……整天哺育婴儿和换尿布，让很多优雅而聪明的淑女走上毁灭之路。”
“我有九次怀胎八个月，担负真正的痛苦（还要处理很多公务），像折断翅膀般……我想我们的性别是种不幸。”
维多利亚的统治深刻地改变了英国的政治。有人认为她的成功，至少部分原因只是在于她看起来和你慈爱的祖母一样，没有任何威胁性。但她也以一种方式，改变了其他女性的境遇。
记者W.T.史泰德（W. T. Stead）写道，经过数十年的女性统治，没有人“能够重复女性天生无能的陈词滥调，不感到一丝心虚”。他认为，维多利亚作为一个安静的榜样，仅仅通过坐在她的四轮马车里接受众人的注视，就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运动场和公园里，在自行车和街道上，在讲台上，在商业领域中，在医院里，在大学中……看到“女人”和“男人”一样优秀，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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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的早年生活创伤累累、戏剧连连，所以过去的传记作者的兴趣，往往集中在这一阶段，探讨年轻女王的书籍颇丰。然而，尤其是在最近，历史学家们的兴趣开始向另一个方向摆动。和他们一样，露西·沃斯利也认为，老年的维多利亚才是她最好的自己。她直到进入老年，才摆脱她丈夫霸道个性的影响，成为乖僻专横却又相当令人敬佩的自己。
维多利亚时代，盛产浪漫爱情小说。女王与阿尔伯特亲王的罗曼史成为英国王室历史上无可匹敌的爱情传奇。世人陶醉于他们的爱情故事，却忘了他们之间的爱情的复杂性远非常人所见。维多利亚女王最大的成就——让她的子民相信，她不仅仅是他们的女王。更重要的是，她在他们眼中是一个普通的“好女人”。她所扮演的这个角色，虽然有纯属表演之处，但也有忠实于其真实自我的地方。20 世纪，王权在其他国家纷纷垮台，可英国的君主制却长盛不衰，也许就得益于这一神奇的因素。
但是过去的史学家往往不惜以贬损维多利亚来赞颂阿尔伯特，部分原因在于，他所具备的品质，恰恰是史学家通常具有，并因而欣赏的素质。他恪守秩序、冷静自持、讲求逻辑，重理性而非感性。毋庸置疑，他的智商惊人。可如果你相信情商是领导力的重要构成因素，那么你就会意识到，维多利亚在许多方面比他更胜一筹，如此你便对她的统治形成了新的认知。斯坦利·温特劳布（Stanley Weintraub）在一本卓越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记中指出，对于她的统治，人们最难以忘怀的是“她在失去阿尔伯特后，独自度过的悲伤而漫长的下午”。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今，女性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脚印变得更加清晰。让我们津津乐道的是，维多利亚最终寻回了鲜活的自我。19 世纪 60 年代早期，她曾告诉一位访客：“亲王在世时，他替我思考，现在我必须自行思考。”
在当时的英国，一般寡妇都会在丈夫去世后服丧一整年。可是，一年后，维多利亚做了一个不一般的决定——永远不再穿其他颜色的衣服。如果穿丧服是要求他人给予格外的理解，那么毋庸置疑的是，她在后半生中一直感到自己理应得到这种谅解。服丧成为了她的一种伪装。一身丧服表明她是一位被剥夺至亲的可怜人，这样一来，别人就不好苛责她。
事实证明，寡妇的生活兴许也适合维多利亚。二十世纪之前，成为寡妇也许是一位女性最具权力的人生阶段。她头一次谁也不用服从，头一次能够拥有财产。……随着她重新获得自己的权力，她开始做出她最为坚决的政治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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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妻子、母亲、孀妇……女王的在世人的眼中究竟是何形象？在《维多利亚女王：作为君王和女性的一生》一书中，露西·沃斯利不断质疑，有时甚至损毁过，有关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间天荒地老、无与伦比、毋庸置疑的幸福婚姻故事。
也许对维多利亚来说，他的魅力从未消退过。对她来说，61 年前她在温莎堡求婚的那位“天使”，迷人依旧。女王的遗嘱清单里也要求放进阿尔伯特的一件披风和一件晨袍，以及他的手部石膏模型。
但是《维多利亚女王：作为君王和女性的一生》会让你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看到一个女王内在的诸般矛盾、血肉精神，一如你我。若问她与普通人的区别，大概在于，在王冠和世俗的重压之下，她从没有放弃过自我：她定义了一个时代，也用一生定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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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作为君王和女性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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