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读新诗的人究竟还有多少？数据不得而知。然而“新诗已经没落”的说法却在文坛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诗歌，如今却颓败萧条，黯然失色，除了诗人和研究者之外，几乎没有人有兴趣去触碰这个不讨喜的东西了。
不久前，我应邀参加某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大学生的一次课堂讨论，其中有一个学生宿舍，共有五个人，都是诗歌爱好者。每晚熄灯后，他们卧榻谈诗，日复一日。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五个人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喜欢现在的新诗，不仅如此，甚至强烈地表示出了他们的厌恶，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于是，我开始考虑这其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为新诗辩护，是因为商业化的时代，读者素质不高，庸俗的大众文化占据了广阔的文化市场，同时影视艺术的强劲冲击和自媒体、网络文学的左右包挟等等，造成了“新诗”的没落。这些理由乍一看都是强有力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辩证法的一个古老思想：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在最理想的外在条件下，石头也孵化不出小鸡，新诗也是这样。我们不妨更多地从新诗自身来找原因，而不是简单地归咎于外因的冲击，这样可能对新诗的发展更为有利。
从历史看，我们曾经是一个诗歌大国。闻一多先生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曾经讲过，从《诗经》开始，以后的两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类型。”那时，不仅读书人写诗，官员也写诗，甚至皇帝万岁爷和黎民百姓都写诗，可谓全民皆诗。《诗经》、《古诗十九首》直到唐诗宋词元曲，都是我国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
近代以来，出于“开民智”、“强中国”以摆脱民族危机的现实需要，小说戏剧取代了诗歌的地位，从而占据了文学殿堂的中心位置。在这场新旧交替的历史演变中，最为情绪化和最具个性特征的诗歌，仿佛一夜之间被拉下“神坛”，诗人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受人冷落和嘲笑，读者分化失散严重，诗刊生存艰难，“诗歌”也沦落至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困境。
目前，国内的许多地方都有古典诗歌爱好者的自发组织和内部刊物，从而印证了古典诗歌至今尚有其艺术魅力，而新诗不过百年便已沦落至此，个中缘由令人深思。
新诗是中国现代诗歌主体，泛指“五·四”前后产生的、有别于古典、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的诗歌体裁。诗人在吸取中国古典诗歌、民歌和外国诗歌有益营养的基础上，对新诗的表现方法和艺术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从生涩逐渐成熟，最终形成了多样化的艺术潮流。
早在1921年1月，中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进而将一大批诗人集合在了一起，同时还扶植了一批后起之秀，比如周作人、冰心、戴望舒、朱自清、郑振铎、王统照、徐志摩、梁实秋等等。他们以真情实感“表现社会人生”，
新诗由此进入“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
我国古典的诗歌，尽管主题繁杂，但是大致可分两类，一种与我国古代农耕田园生活相适应，可以称为“田园诗”；一种与儒家诗教历来倡导的风雅有关，为现实服务，称为“抒情诗”。
“池塘生春草”，“白杨多悲风”，“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种自然山水清幽之境是从前农耕田园所特有的美，是诗人内心受触景生情，由感而发。这种睹物生情，追求意境与韵味的田园诗歌是古典诗歌中的尚情之作，美不胜收。
对于具有现实意义的抒情诗，我们参照西方的诗歌，比如《伊利亚特》或《神曲》等不难发现，中国古代诗歌基本上都是短篇，极少有叙事诗，虽然也有《孔雀东南飞》和《长恨歌》，但是在数量和规模上仍无法和西方诗歌相比。儒家诗教历来倡导“风雅”，要求诗歌要尽可能为现实服务。“诗言志”，古老的诗学命题早已包含了中国古代政治抒情的传统。从《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到白居易的“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和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均莫不如此？这其实是我国古代经世致用的人文精神在文学领域的投影。
新诗，没法走古典诗的老路子。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一样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灰蒙蒙的城市，千篇一律。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所组成的水泥森林，高层、高密度的建筑物，已成为中国都市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大规模地建设，古宅古迹消失殆尽，拙劣的仿古建筑却不断地拔地而起。城市里，一年四季不再分明，景色几乎毫无变化。钟嵘在《诗品序》中，将“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禅，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师者也，”然而当下，我们的诗人对此还会有感觉吗？恐怕“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之类的诗句也只能在想象中了，现实生活里，这种感觉是一丁点也找不到了。
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和《致青年公民》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几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我们对着高山喊：周总理，你在哪里？山谷回音：他刚离去，他刚离去”，贺敬之、柯岩的这些诗句至今仍回荡在我们耳畔。再如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曾经感动过一代青年。
最近二十余年以来，诗歌明显处于失重状态。一些所谓的诗人，常常发表一些梦呓般的、毫无意义，让人感到不知所云的东西。“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这首诗出自当代的某位诗人，不知道这位诗人现在还能否认得出这是自己的诗。吹捧这些诗歌的人，良知安在？这是诗还是文字垃圾，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市井生活？如果只是为了看这些鸡零狗碎、毫无新意的东西，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还用得着来念诗吗？我不能臆测其他人读了之后会怎么想，反正我读了之后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汉字是方块字，有四声的声调变化，音律铿锵。从本质上来讲，汉语是诗的语言，我们的古代先辈深谙此中三味。中国古典诗歌有着一整套完整成熟的格律要求，如果不懂得这套规范，不要说写诗，就是读诗，也读不出奥秘何在。这套规范建立在合乎古代汉语特殊规律的基础上，也铸就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特殊审美风格。新诗则打破了这套规范，不讲究格律。由于没有格律，“诗”和“非诗”之间就没有了确定的界限，正因如引，就可能为一些根本不懂诗的人提供了厕身诗坛的一席之地，滥竽充数。
其实，新诗没有格律，更难写。因为这样的诗，依靠的是内在的韵律。但是又因为“内在的韵律”根本就是一个含混不清的东西，毫无标准可依，所以也就导致了良莠不齐的现象产生。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等人都曾经致力于新诗格律的探索，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呼唤建立新诗格律的声音仍不绝于耳，但喊了数十年，仍然无法实现。
目前的新诗创作，大多诗人都是在小圈子里自我陶醉。任何一门艺术，不被大众所接受，前景必定堪忧。这可并不是在吓唬人，因为已经职业化了的诗人和包括诗歌报刊等一整套诗歌生产运作机制，决定了诗歌必然是为大众生产的。显然不同于恋人之间的私下传阅和交流，否则何必发表呢？
这两年，诗人余秀华横空出世，震惊诗坛。随之而来的，也有铺天盖地的质疑或诋毁。认为她是市场化了的诗人，媒体宣传包装过度，名不符实。凭心而论，余秀华是有才气的，她的作品也是小情调中的佼佼者，的确并不适合成为诗的主流。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余秀华的出现，对于新诗而言，是一件好事。最起码，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新诗，有更多的人开始读新诗。其实，诗歌界也不用再自欺欺人了，当下诗歌创作的败绩的确令人痛心，可闭上眼睛、充耳不闻，显然并非是明智之举。
时下的新诗正在走向穷途末路，这是不争的事实。新诗是否会在一个不太远的将来，在没有挽联、鲜花，没有遗容、瞻仰者的情况下，悄然离世呢？对于当下不务正业的伪诗人和那些胡吹乱捧者，俨然就是新诗的掘墓人。新诗何去何从？已是山穷水尽疑无路，能否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也该警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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