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概述
“酒”是古代文人雅士的最愛之一，興之於魏晉、盛之於唐宋。酒文化也在其時得到了空前發展，與詩詞文化、茶文化並列三強。每當談及古代文人，總有幾個繞不開的話題，或是
“流觴曲水”，或是“詩詞歌賦”，或是“借酒消愁”，而這一切都離不開酒。
唐以前的詩人雅士，在詩歌著作當中幾乎沒有不言酒的，如曹操“對酒當歌”，陶淵明“數斟已復醉”，王羲之更是“醉序蘭亭”。而在極盛於唐朝的詩歌當中，無時無刻不瀰漫出沁人心脾的酒香，詩仙太白更有“酒仙”之名，飲酒揮墨者不計其數，唐朝的飲酒之風，頗有顛飲狂歌的意味。
到了兩宋時期，散發著濃郁酒香的詞作琳琅滿目，如若無酒，那麼宋詞也將會失去一抹魅力和光采。不同於唐朝，兩宋的“飲酒之作”更加悠揚婉轉，沒有了大唐的豪邁與悲愴，卻平添了許多憂怨與悲涼，正如諸多宋詞中所描寫的那樣，已是“淺斟低唱”。
同樣是飲酒著歌，唐朝時人們顛飲狂歌，到了宋朝卻為何成了淺斟低唱？這其中有著諸多原因，但歸根結底，則是唐宋文人“飲酒著歌”背後的家國情懷。
01，顛飲狂歌：是歷史的沉澱與大國的崛起
酒是一個流傳了千年的文化符號，從開始主用於祭祀（稱“祀茲酒”），到後來相聚即開飲、孤身亦獨酌，期間經過了千百年的柔和，方有唐宋之極盛。這種歷史的沉澱，是多方面、多層次的積累，但最關鍵則有兩點：一是釀酒工藝的發展，是酒盛行的物質基礎；二是飲酒心態的轉變，即飲酒不侷限於特定場合。
早在先秦時期，酒的用途就已經得到了伸展，而到了魏晉時期，飲酒著歌則成了一種新風尚，為魏晉風度的一種烘托。隨著生產技術的不斷進步，飲酒場合的不斷延展，酒漸漸步入了尋常百姓家，為唐宋之盛夯實了基礎。歷經魏晉的發展，到大唐建元時，飲酒的場合侷限性已經被徹底打碎，但凡是皇帝賜宴、親朋聚會皆飲酒，甚至於“獨酌”亦可行。這種飲酒之風的歷史沉澱，為唐宋文人與酒結緣奠定了基礎。
唐代詩人，飲酒著歌者眾多，其中既有著魏晉時期飲酒著歌的靈感，也有對當下情感表露的追求，造成的直接結果，則是唐代詩人“無酒不歡”。也正因為如此，“以酒為號”成了唐代文人雅士的共同追求，以酒自號或者贈號他人者遍佈文壇。
典型如下：
初唐王績，自號斗酒學士；
盛唐元結，自號酒民；
中唐白居易，自號醉飲先生、醉司馬等；
晚唐皮日休，自號醉士。
這種飲酒之風下，放浪形骸、顛飲狂歌成為了一種風靡一時的大唐景象，豪邁不羈與無限疏狂，在唐詩中體現得淋漓盡致。詩仙李白，是“會須一飲三百杯”的豪飲，詩聖杜甫，是“酒債尋常行處有”的灑脫。
不僅是民間文人，就連高官厚祿的文學大家，也是無限豪邁與灑脫，最典型的莫過於大唐宰相權德輿，他是“一生大笑能幾回，斗酒相逢須醉倒”的無限豪邁。
縱覽唐代詩人，他們嗜酒如命，無酒不歡。同樣他們在飲酒著歌的過程中，以豪邁與灑脫為情感基調，以孤寂和悲涼為偶爾填充，他們最生動的寫照，便是
“疏狂圖一醉”，“此生能幾回”。
不難看出，享受生活時時佔據主導地位，即便是時事滄桑有創傷，依然有著我行我素、疏狂悲憤的精神境界。這與兩宋文人的哀愁境界，儼然是陰陽兩極，文學創作來源於精神境界和靈感，而這種境界與靈感則是實打實來源於社會生活。
唐代詩人的豪邁疏狂，正是基於對現實社會的感悟與國情對精神的滋潤，而對於大唐的國情與社會現狀，筆者稱之為“大國崛起”。
公元639年，唐太宗貞觀十三年，正月。長安城內，太極宮中，唐太宗李世民端坐龍椅，接受跪拜。宮內服色各異、樣貌不一的一批異域人士，正在向大唐皇帝、天可汗李世民朝拜。這些人便是各國國君、使節，而這一幕，史稱“萬國來朝”，而當時高昌國王未曾前來，大唐討伐高昌國的旨意，隨即下發。
《舊唐書》記載：高昌數年來，朝貢脫略，無籓臣禮，國中署置官號，準我百僚，稱臣於人，豈得如此！今茲歲首，萬國來朝，而文泰不至。增城深塹，預備討伐！
從這件事不難看出，大唐王朝是何等的豪邁，且貞觀之治國富民強，萬國來朝盛世高歌，這些都是大唐景象，是真真切切的大國崛起，這種現狀，正是滋潤唐代詩人飲酒著歌的關鍵。
“千官望長安，萬國拜含元”，這種盛世場景下，詩人們若不顛飲狂歌，又豈能淺斟低唱？而顛飲狂歌的背後，就是真真切切的盛世強國，家國情懷也可見一斑。
02，淺斟低唱：是破碎的山河與殘敗的家國
遼、宋、夏、金、元，這是兩宋時期的各方政權，在某種意義上也算一種次序，很明顯宋朝並非一家獨大，而兩宋更是長期處在遼、金、元三國的威懾之下，還有一個時不時出河套搗亂的西夏。宋太宗北伐失敗，燕雲十六州徹底和宋朝版圖道別，奠定了兩宋的國情基調。
割地賠款成為了常態，無論是遼還是金，只要能求得安穩，宋廷都能豁得出去。即便是皇帝親自前去求和甚至被扣，都“在所不惜”。
山河破碎是必然，因為好不容易打贏了，宋廷仍然想著求和，檀淵之盟就是典例。
而伴隨著山河破碎、廟堂傾覆的，便是民間百姓的身世浮沉。大唐王朝是萬國來朝的豪邁，後繼的大宋居然是個瀕危王朝，這種現狀但凡是個有學識的就受不了。一方面是瀕危的王朝現狀，另一方面是頹敗羸弱的朝廷，在外敵的施壓下，這就奠定了整個社會的悲情色彩。
但同時，兩宋時期還有另外一番景象。
宋代，由於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釀酒業也得到了空前發展，工序進步、流程優化，酒類繁多、用途寬廣。值得注意的是，宋代黃酒生產可謂是異軍突起，且成為了中國古代釀酒史上的鼎盛時期。此外，酒的用途之寬泛也前所未有，上至廟堂盛會，下至親友相逢，無不飲酒，且飲酒人群囊括了帝王將相、臣工官吏、遊人士子、農夫走卒、囚徒妓姬等眾多群體，形成了社會上上下下無人不飲酒、無時不飲酒的新風尚。
加之，宋代形成了開放型市場，由於市坊制度的瓦解，勾欄瓦舍遍佈，酒肆樓閣長青，社會生活津津有味。社會現狀薰陶人的精神境界，影響人的社會體悟，進而影響文人的藝術創作和價值取捨。
一方面是山河破碎的壓抑，另一方面是社會生活的安逸，何去何從只在一念之間。
在這種社會現狀下，酒更加成為了文人墨客的摯愛。一方面是酒與文人的命運交融，另一方面則是酒的特有屬性。
酒能讓人超越功利，就當時而言，飲酒能讓他們獲得精神上的超脫，讓他們澄明心胸，不失為一種浪漫。飲酒而醉，醉之後便能以一種自然之心投入藝術創作，這種創作會拋卻雜念進而做到“法無定法”，是一種最高境界。
這也正是自古以來的文學名家，都喜歡飲酒著歌的原因之一，我們可以通過一組統計數據，來進一步瞭解當時文人對酒的眷戀，進而窺探他們飲酒背後的情懷。
李白詩集當中，出現“酒”字的有一百五十餘處，此外與酒相關的，如“醉”、“酣”、“酌”、“杯”、“樽”、“玉壺”等等字詞，共有二百餘處。而杜甫詩集中，總計有三百八十餘處。
但他們都不算多，因為中國古代寫“酒”寫得最多的人，是蘇軾。蘇軾自貶官時起，日常生活和文學創作都離不開酒，只徐州一地“酒作”達35篇，其餘可想而知。此外李清照，歐陽修等等，皆是飲酒大家。
顯然，兩宋時期的文人，對酒的依賴與眷戀之情，絲毫不亞於唐代詩人。但淺斟低唱，則是宋代文人與唐代詩人的本質區別。淺斟低唱，是一種安逸恬靜的飲酒方式，其背後流露出的既是沉悶與壓抑，又是安逸與恬淡，我們從宋代詞人的筆下，便可窺視一二：
妝點蘭房景緻，金鋪掩、簾幕低垂。紅爐畔，淺斟低唱，天色正相宜。
這是宋代詞人蔡伸所作《滿庭芳》中的描寫，是對淺斟低唱之意境的具體描繪，而至於為什麼宋代詞人會選擇淺斟低唱，柳永《鶴沖天》中那一句“忍把浮名，換了淺嘗低唱”便是最好的解答。
如果沒有山河破碎的壓抑感，如果沒有家國殘敗的失落感，那麼空前發展的釀酒業所支撐起來的，絕對不會是“淺斟低唱”式的悲傷，而是“把酒問青天”式的豪放。
結語
“顛飲狂歌”是一種盛世造就的境界，“淺斟低唱”是一種時局所致的心態，二者都是文人騷客寄託在酒中的一種家國情懷。
離開了酒，文人的創作就缺了一種精神，對唐代“顛飲狂歌者”來講，還缺了一種瀟灑和狂放，對宋代“淺斟低唱者”來講，則缺了一種坦然、一種胸懷。
大唐盛世並非永固，安史之亂便打亂了整個王朝昔日“萬國來朝”的風采，皇帝外逃、廟堂傾覆，這方面似乎與宋代有很多相似點，那麼唐代詩人有“淺斟低唱”，流露出壓抑和悲涼嗎？當然沒有，即便是有，也是悲憤、悲愴、悲壯，因為大唐王朝有過無與倫比的榮光。而兩宋王朝則不然，黃袍加身奪位，燭影斧聲傳位，北伐失利賠款求和，不見半點輝煌，即便是文人騷客有意引吭高歌，也沒有底氣，更何況國家殘敗的現狀還擺在眼前。
自古以來，文人騷客最難以拋卻的，便是家國情懷，但又不侷限在其中，他們因時而異做不同取捨、有不同選擇，家國情懷也長期駐足於作品當中。無論是顛飲狂歌，還是淺斟低唱，都遮蓋不了家國情懷的流露。可以說從“顛飲狂歌”到“淺斟低唱”，變了的，是形式，不變的，是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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