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天子守國門”的歷史影響

“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句話歷來被明粉奉為圭臬,然而頗為戲劇性的卻是最早說這話的人卻是被明粉斥之為“滿遺”的閻崇年。閻崇年最早說這話是在他的《正說清朝十二帝》裡對比明朝的崇禎皇帝和清朝的咸豐皇帝時提出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攻破了北京城,咸豐皇帝帶頭跑路。閻崇年用崇禎皇帝自盡殉國的行為與咸豐皇帝進行對比其實多少有些奚落諷刺的意味。作為宣傳口號的“天子守國門”是很有振奮人心作用的,那麼作為政治現實的天子守國門這種行為又意味著什麼呢?事實上天子守國門這種行為的產生是和明初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的: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應天府(今南京)登基稱帝,建國號為明。事實上在定都南京的兩年前朱元璋就已下令在南京營建宮殿建築,到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南京城的宮殿建築工程基本完工,整個營建工程歷時26年,宮殿佔地面積超過101.25萬平方米,這超過了我們今天看到的72萬平方米的北京故宮,是人類中世紀最大的宮殿建築群。別看朱元璋大費周章營建南京宮殿,可與此同時朱元璋卻在考慮遷都的問題。其實南京對朱元璋而言:只是在削平張士誠、陳友諒等南方諸雄的過程中一個臨時性過渡性的都城,因為這一時期朱元璋賴以起家的基本盤就是江南地區。然而當蒙元勢力退回北方草原後從西北的嘉峪關到關東的白山黑水都成為了大明王朝的疆土,這時地處長江下游的南京實際上已不再適合作為這個大一統帝國的都城——在此之前南京從未成為任何一個大一統王朝的都城,定都於此的無不是偏安江南的短命王朝。南京距離北部邊疆有千里之遙,定都於此對北方邊防其實是極為不利的。

明朝“天子守國門”的歷史影響

明初一度執行的是積極出塞的國防政策:試圖一舉蕩平漠北,開創萬世偉業。1372年徐達率兵10餘萬北進蒙古高原,試圖一舉擊滅北元。對北元而言:此戰是關乎生死存亡的一戰,在已然失去中原的情況下北元朝廷實際所能控制的就只剩蒙古草原了,如果再退守就只能去冰天雪地、人跡罕至的西伯利亞了。這時北元方面唯一所能倚重的戰將是被朱元璋稱為奇男子的王保保。王保保吸取了以往與明軍交手的經驗教訓:他改變了大兵團正面對攻的戰術,充分考慮到了蒙古高原與中原不同的地形、地勢、地貌對戰術的影響。像成吉思汗的戰法一樣:北元軍隊先是派出多支精幹的偵察部隊不斷打探明軍的進展動向,還不斷放出風來聲稱北元軍隊已不堪重擊。在此之前明軍在與北元的交鋒中鮮有敗績,徐達又是明軍戰神級的人物,在此前徐達與王保保的數次交鋒無不以徐達取勝告終,如今明軍在聽到北元軍隊已不堪重擊的消息後更是信心暴增。王保保在精心策劃之後做出如下部署:北元皇帝愛猷識理答臘在哈拉哈拉坐鎮並督辦後勤,而王保保自己則在哈拉和林以南的丘陵地帶埋伏下數萬騎兵和步兵,一張大網就這樣悄然向一路高歌猛進的明軍張開了。就在王保保進行部署之際明軍主力在徐達的率領下從雁門關出發直指哈拉和林,與此同時大將軍藍玉率輕騎兵為先鋒從北平北上。藍玉一路上遭遇的蒙古騎兵無不是一觸即潰,這令藍玉更加放心大膽地在20天內急行軍1000餘公里,兵鋒直指哈拉哈拉附近的土拉河畔。在這裡藍玉所率的先鋒部隊終於和徐達所率的明軍主力會師,明軍隨即向哈拉和林方向發動進攻。其實王保保早已在哈拉和林埋伏下重兵,當明軍發起進攻後早已守候多時的王保保帶兵合圍了明軍。此戰的戰鬥結果是明軍死傷3萬餘人,直到5月上旬才得以突出重圍。此戰是北元與明軍的戰鬥中由原來被壓制的不利態勢逐漸扭轉,此後北元與明朝的戰略形勢趨於均衡。明朝失去了剿滅北元的最佳時機,由此奠定了北元與明朝常態化對峙的格局。

明朝“天子守國門”的歷史影響

既然一時無法消滅北元,而國內的政權建設又迫切需要修養生息,那麼蕩平朔漠的戰略就只能暫時先擱置起來了。在這種形勢下明王朝和之前的歷朝歷代一樣同時面對外患和內憂兩大威脅:外患主要是以蒙古為代表的北方遊牧民族所帶來的威脅;內憂則是那些鎮守各地的藩王、大將造反的可能性以及爆發農民起義的可能性。事實上單獨要解決這兩個威脅都不難:防患內憂的方法就是強幹弱枝——加強中央軍事實力,削弱地方實力,從而使地方缺乏叛亂的實力,在此之前宋朝就是這麼做的;防禦外患的辦法也簡單——就是把帝國有限的資源主要集中在北部邊疆,以強大的邊防軍抵禦外族入侵,在此之前唐朝就是這麼做的。儘管要單獨解決外患或內憂都比較簡單,可如果要同時解決外患和內憂可就不簡單了,事實上兩者之間是有矛盾衝突的。唐朝通過強化邊疆軍事力量的方式實現了開疆拓土的目標,然而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導致帝國的國防態勢呈現外重內輕的格局,最終誘發了藩鎮割據現象。宋朝在吸取唐朝的經驗教訓基礎上大力推行強幹弱枝之策,宋朝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因內政穩定而著稱的王朝,事實上宋朝的壽命超過唐、明、清,然而宋朝這種偏重於內治的國策是以犧牲軍事效率為代價,這麼做的最終結果就是宋朝在平息內憂之後卻亡於外患。那麼這是不是就成為一個無解之局呢?其實解決之道還是有的——如果通過將國都北遷的方式讓中央軍和邊防軍合二為一就使問題迎刃而解了。那麼該將國都北遷至何地呢?在唐代以前無論是武王伐紂、秦滅六國,還是劉邦以漢中為根據地取得天下或是隋唐依靠關隴貴族集團統一中國,在數千年間關中一直是統治者的根本重地。然而從宋代開始以關中為基礎進而東出一統天下的東西格局為主基調的中國歷史轉型為南北格局:南面的漢族政權面對的最大威脅是北部的遊牧民族,在這樣的格局下位於渤海之濱、燕山之麓的北京的戰略地位日益凸顯:趙宋因為失去燕雲而偏安南方;遼、金因佔據此地而具有居高臨下的戰略優勢。儘管如此北京卻不在朱元璋所考慮的遷都計劃之內。事實上國都的確立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必須充分考慮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乃至地理條件等各方面的因素。儘管北京在當時明朝和北元的博弈格局下是戰略要地,然而在文化心理層面卻並不適合建都。

明朝“天子守國門”的歷史影響

當明軍從元朝手中收復大都城時這裡已先後由遼、金、元三個異族王朝統治了四百餘年,和中原文明已然出現一些隔閡,加之戰亂的破壞還顯得有欠繁華富裕。相比之下背靠江南水鄉和運河的南京稅收糧食皆可無慮,況且以朱元璋為核心的明初開國集團多起自江淮一帶,北京對他們而言實在是一個陌生之地,他們對定都於此是有心理隔閡的。不過這並未使朱元璋放棄遷都的念頭:他委派太子朱標巡查長安、洛陽和開封,想選擇漢、唐、宋的故都作為首都。然而此時的關中已然殘破,不再具備作為一個大帝國都城的資格,而洛陽的情況也大體相仿,開封則處於無險可守的大平原上,金滅北宋和蒙古滅金時開封守軍都吃夠了無險可守的苦。無可奈何之下的朱元璋只得暫時將都城定在南京,至於北方的邊防壓力則主要交給藩王去扛:朱元璋陸續分封自己的兒子到了北方邊塞駐守,形成了塞王守邊的格局。同時也常調宿將到北方練兵,在親王節制下出塞掃蕩。然而這樣做的後果就是讓這些手握一方軍政大權的地方藩王迅速勢力壯大起來。朱元璋在時這些地方藩王不敢心存不軌,然而隨著朱元璋於公元1398年駕崩使藩王尾大不掉的弊病充分暴露出來:朱元璋死後皇位由太子朱標的嫡長子、朱元璋的嫡長孫朱允炆繼承。朱允炆剛一登基就意識到自己那幫年富力強且手握一方軍政大權的皇叔們壓根就瞧不上自己,於是他和自己的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等人秘密商議削藩,這就加深了以朱允炆為核心的明朝中央朝廷與同以燕王朱棣為代表的地方藩王勢力之間的矛盾。1402年燕王朱棣取得靖難之役的勝利,成為大明皇朝的新皇帝。明朝開國不過兩代人時間內朝廷就已對邊防軍就失去了掌控並最終被邊軍叛亂所推翻。朱棣以地方藩王的身份推翻朱元璋欽定的繼承人而上位,他自然要防止其他藩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這樣的形勢下朱棣計劃遷都北京,從而把中央軍和邊防軍的角色合二為一。這樣一來朝廷的精銳集中在北部,既可以抵禦外患,又可以憑藉中央的實力鎮住內患,可謂是一舉多得。和朱元璋時代不同:北京(當時的北平府)作為朱棣的起家之地而經營多年,已不存在朱元璋時代的文化心理隔閡問題,因此遷都北京對朱棣來說已是順理成章之事。

明朝“天子守國門”的歷史影響

永樂元年(1403年)朱棣就下詔改北平為北京。永樂四年(1406年)北京方面的臣僚開始奉旨徵調工匠、民夫上百萬人,正式營建北京宮殿。永樂九年朱棣命工部尚書宋禮等人修會通河。永樂十三年五月平江伯陳瑄等人開鑿淮安附近的清江浦,使久廢的運河重新疏通。永樂十九年朱棣下詔改京師為南京,北京為京師。當年十二月北京的郊廟宮殿完工。次年正月朱棣在北京御奉天殿,朝百官,大祀南郊,至此明朝完成了遷都北京的全部工作。地處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過渡地帶的北京一直是明朝的邊防重鎮,朱棣遷都於此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擔心定都南京會使後世子孫沉迷於江南的繁華富庶而忘卻北方的邊防安全。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明朝始終將都城定在南京,那就意味著全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將完全集中在以南京為核心的江南地區,北方的國防體系和經濟水平將長期處於一種相對凋敝的狀態,這顯然是不利於帝國的長治久安的。然而凡事有利就有弊——遷都北京儘管是朱棣為帝國長治久安深思熟慮後採取的行動,但此舉同樣存在弊端:由於北京處於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交界地帶,這意味著此後的明朝皇帝和眾臣將直接置身於同北方遊牧民族戰鬥的最前線,也就是後世所謂的“天子守國門”。這樣做的積極意義在於:使明朝君臣始終保持一種憂患意識,對北部邊防不敢有絲毫懈怠;這樣做的負面影響則在於:一旦戰局失利意味著明朝的統治中樞缺乏足夠的戰略縱深重新排兵佈陣。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在土木堡之變中被瓦剌俘虜,隨後瓦剌大軍立即南下突破長城防線,長驅直入北京城下,幸有于謙解圍才免於一劫。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帶兵突破古北口包圍北京。後金興起後也曾數次兵犯京畿重地。天子守國門固然使明朝君臣得以保持高度的憂患意識,但也使明朝在與北方遊牧民族的戰爭中缺乏戰略縱深,事實上朱棣對這一矛盾其實有較為清晰的認識。在朱棣的設想中北京只是作為一個比較靠近北部邊疆的大城市,但不該是一個直接置於邊防線上的軍事要點。北京所起到的戰略作用是:聚集各種戰略資源以鞏固邊防,同時實現使帝國的中央軍和邊防軍合二為一的目標。也就是說北京是國防政策的調度中樞而不是直接的前線指揮部,而這其實也就意味著明朝需要在北京與作為最大外部威脅的遊牧民族之間創造出一塊戰略緩衝地帶。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朱棣御駕親征五出漠北其實就是為開拓這塊戰略緩衝地帶,然而長年累月的戰爭卻耗費了明朝的國力,使人民無法休養生息。

明朝“天子守國門”的歷史影響

1421年冬朱棣再次策劃北征蒙古,卻遭到戶部尚書夏原吉的公開反對:“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乞遣將往徵,勿勞車駕。”在夏原吉看來:朱棣連年出征都無功而返,搞得勞民傷財。加上災荒不斷髮生,國家已內外交困。何況皇帝又龍體欠安,需要好好調養,非要出征的話就派遣將領前往,沒必要御駕親征。朱棣大怒之下就把夏原吉下獄,然而就是這次出征不僅無功而還,最終連朱棣本人也病逝於徵途。臨終前的朱棣不由感嘆:”夏原吉愛我“。朱棣臨終前這句話意味著實際上這時朱棣自己也意識到這樣一個問題:儘管自己一生戎馬創下不朽的文治武功,然而也因此使國力不堪重負,是到了讓天下休養生息的時候了。朱棣儘管意識到了這點,然而大明王朝的戰略轉型註定與他無緣,隨著朱棣的死就把這一歷史重任交給了繼任者。朱棣死後明仁宗朱高熾、明宣宗朱瞻基父子倆的統治加在一起只有短短十一年,但這段歷史時期卻被史學家們稱之為“功績堪比文景”的“仁宣之治”。仁宣之治本質上就是要將明朝的國策由洪武、永樂年間的強力戰略擴張轉向內部改革,從而達到了寬鬆治國、息兵養民的目標。就此而言:明仁宗朱高熾和明宣宗朱瞻基父子倆的統治是成功的。他們只用了短短十一年時間就完成了明王朝的戰略轉型:正是隨著朱高熾、朱瞻基父子的寬鬆治國休養生息方針的推行使之前被戰亂破壞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會秩序,農業生產逐漸恢復,戶口與墾田逐漸增多,糧食產量增加,政府稅收增多,官營民營手工業陸續發展,商業城市增多,東西南北商業流通暢快。然而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仁宣之治作為明王朝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戰略轉型在當時實現了休養生息的既定目標,使明王朝得以避免像秦朝、隋朝那樣因濫用民力而引發大規模民變的命運;然而也正是這次戰略轉型為後來的歷史進程埋下了一系列隱患。仁宣時期明王朝進行了全面的戰略收縮:交趾承宣布政使司、舊港宣慰司等地相繼被放棄,奴兒干都司等邊疆統治機構被裁撤,明朝疆域完全侷促於長城之內的兩京十三省。這時的“天子守國門”就更為貼切了:以前明朝好歹在長城以北設有軍事衛所可以作為北京城的屏障,然而現在北京就直接置於遊牧民族騎兵的兵鋒之下。

明朝“天子守國門”的歷史影響

事實上朱棣當年也料到了這種可能出現的情況,因此他還預留了後招——遷都北京後南京保留了一整套中央政府的官僚體系:從六部、都察院到內廷的太監體系一應俱全。這意味著一旦敵軍勢力強大到必須遷都抗敵時明朝中央政府可以隨時遷回南京,而南京所在的江南地區是當時天下最繁華富庶的地區,這意味著以江南的糧草賦稅供養南京這個留守都城完全不是問題。事實上不只是南京,都城北京的糧食和其他物資主要也是由江南地區供應。明初的經濟格局基本是南糧供南、北糧供邊。遷都北京使北京的人口規模急劇膨脹,而明朝的經濟形勢總體上是南重北輕,北京周邊地區的經濟水平相比江南地區是欠發達的,因此朝廷不得不通過漕運從江南地區向北京運送物資。明朝前期徵運漕糧的地區主要有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六省,其中南直隸和浙江佔到了全國漕糧總數的六成。故而明朝人自己曾總結:拱衛京師有兩大生命線是絕不能動搖的——防備北方遊牧民族的長城防線和江南糧草賦稅北運的漕運線。數千裡漕運損耗巨大,這無疑會加重百姓的負擔。不過明王朝把這作為維持帝國統一、保持南北平衡的必要的成本開支予以接受。明朝將都城從富庶的江南地區遷往北方邊防重地北京後就形成了這樣一種格局:北方成為帝國的邊防重地,而東南沿海地區則成為帝國的財賦重地。在那個年代帝國所面對的最大外部威脅就是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而東南財賦重地由於有海洋作為天然的地緣屏障而得以安享太平。北方的邊防重鎮承擔著拱衛中原和江南的戰略使命,而江南則承擔著用錢糧賦稅供養北方的重任。在明朝統治者的意識中北方是國防要地,而江南則該專心致力於經濟建設,然而當時的統治者無法預料到隨著新航路的開闢使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各路西方殖民者紛紛開始對中國的東南海疆發起衝擊。整個有明一代西方殖民者所發起的衝擊根本不足以引起統治者的重視,然而正是長期對海上安全的忽視為後來中國海權的缺失、列強的侵略埋下了隱患。當然這是我們站在事後諸葛亮的角度所能看出的,然而我們卻不能因此而苛責當時的統治者,畢竟誰也沒未卜先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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