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疫情，大家都宅在家一個多月，不少人直呼悶壞了。其實，正如瑞典某病理學家所說，“人類的歷史即其疾病的歷史”，人類歷史上，爆發過多次大規模的瘟疫。減少人口流動，阻斷疾病的傳播途徑，是對抗傳染病的最好辦法。從古至今，人類有很多次都是通過這樣的方法戰勝了疫病。那個時候的人們，是如何度過“宅家”生活的呢？
14世紀四五十年代，對於整個歐洲來說是黑暗的，在這個時期，爆發了大規模的黑死病，也就是鼠疫，造成了2500萬歐洲人死亡，佔當時歐洲人口的1/3，因此這個世紀又被稱為黑暗中世紀。從1348年第一次襲擊英國，鼠疫斷斷續續肆虐了三百多年，英國有近1/3的人死於鼠疫，整個歐洲的死亡人數達到了5000萬。
意大利文藝複習時期文學巨匠薄伽丘（1313年6月--1375年12月）的代表作《十日談》，就是以歐洲大瘟疫為背景的文學名著，該作品寫作時間是1349年-1351年。瘟疫爆發後，薄伽丘的家鄉佛羅倫薩是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有80%的當地人得黑死病死去，薄伽丘親歷了這場瘟疫，繁華的佛羅倫薩喪鐘亂鳴，屍橫遍野，十室九空，人心惶惶，到處呈現著觸目驚心的恐怖景象，彷彿世界末日已經來臨……薄伽丘的寫作就從這樣陰暗、悲慘的氣氛中開始。
（薄伽丘《十日談》）
在《十日談》中，10個年輕人為了躲避瘟疫而來到城郊別墅裡，為了打發百無聊賴的日子，他們在10天裡一共講了100個故事。有的讚美愛情，有的鞭笞現實，還有的嘲笑教會的黑暗和罪惡。由於作品充滿了人文主義思想，因此後人將《十日談》和但丁的《神曲》並列，稱之為“人曲”。
1665年，鼠疫再次在歐洲大爆發，這次倫敦成為了重災區，僅僅從6月到8月，倫敦的人口就減少了1/10。這個時候，牛頓正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讀書。由於疫情越來越嚴峻，劍橋大學宣佈停課，遣散了大部分在校的老師和學生。於是牛頓只好離開劍橋，回到了位於伍爾索普的鄉下莊園裡。
劍橋的停學持續了18個月，牛頓也在安靜的鄉村度過了18個月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但這段時期，他蓬勃的創造力和想象力絲毫沒有受到影響，反而迸發出更加耀眼的活力，成為他後來幾十年學術之路的起點。我們今天熟悉的牛頓的三大運動定律、萬有引力、微積分以及光學色彩理論這些研究，其實都開啟於牛頓在老家的“自我隔離”時期。
（牛頓）
時間往後延續到1830年的秋天，因為碰上霍亂爆發，普希金被迫在領地玻爾金諾村待了3個月。無事可做的普希金在這段時間裡創作了6部中篇小說，27首抒情詩，還有著名的戲劇《葉甫蓋尼·奧涅金》，奠定了他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後來，此事被稱作“波爾金諾之秋”，成為作家豐收時期的代名詞。
人們總是相信靈光一閃的天才，常常忽略了這背後需要進行的大量的積累和艱難的探索，比如說牛頓。在人類科學的發展史上，牛頓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人們把他稱為天才，“百科全書式的全才”等。但實際上，牛頓的每一個成功的發現，都建立在大量的學習、計算和失敗上。也許1%的靈感比99%的汗水更重要，但如果沒有付出那些汗水，再多的靈感也無法成為現實。
牛頓在鼠疫發生的兩年前，就已經開始研究自然哲學。當時人們對世界、對自然和宇宙的認知，還停留在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階段，牛頓則更希望找到自然的真理。他閱讀大量自然哲學類的書籍，包括笛卡爾、波義爾、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著作，希望通過這些人弄清楚宇宙終極的奧秘。為了更深入地學習數學，他開始不斷的閱讀和自我學習。在“鼠疫假期”開始後，牛頓更是埋頭鑽研笛卡爾，從而發現了新的計算方法——微積分，藉助於此，牛頓開始研究行星運動的實際問題，開始了萬有引力的研究。
對科學和真理的探索是痛苦而艱辛的，牛頓也把這18個月稱為自己“心志最苦”的時期。全身心地投入到計算和研究中，他也會有停滯不前、一籌莫展的時候。每當這個時候，牛頓就會投身到自己終身的愛好中去：觀察太陽。也正是在這個時期，牛頓意識到光是由很多種不同顏色的光組成的。
無論是在怎樣的極端情況下，牛頓依然都有探索世界真理的熱情。就像牛頓自己說的：“在那些日子裡，我正處於創造的旺盛時期，我對於數學和哲學，比以後任何年代都更為用心。”我們在感到驚奇的同時，也應思考一下自己，悶在家裡的自我隔離期到底如何過才會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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