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的武汉城中，有数千逆行驰援的广东医疗队员，也有不知其数的来自广东的普通人。他们或在春节前到此经商、探亲、访友，或计划好从此地返乡，却因暴发的疫情和突如其来的“封城令”，意外淹留下来。
40多天过去，他们跟这座城市发生了微妙的连结，自身的状态也悄然改变。原本应酬不断的揭阳老板在这里研磨厨艺，东莞便利店主找回了记录的爱好，广州疾控专家就地上岗，潮汕青年成了为患者拿药续命的爱心司机，还有清远农产品商人不再顾及砂糖桔的销路，更关心武汉人还有什么需要……
所有人都在祈愿江城春暖，疫情早日散尽。所不同的是，有的异乡人归心似箭，也有人因为这次羁旅，与武汉建立了更深的羁绊——即便日后“解封”，他也要看着这里的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从一级降到三级，否则会觉得自己像个“逃兵”。
“头等大事”
每天早晨醒来，陈远航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最新的疫情数据，如同之前关注股价和油价一般。时间进入3月，全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降到了100多，现有疑似病例从四位数变成三位，他从中建立了信心：“照这个趋势推算，疑似病例很快就能‘清零’了。”
广东揭阳人陈远航是个“80后”，在顺德与人合伙经营着3家企业，有大约40名雇员。1月21日，公司刚放假，他从广州南站坐高铁去了武汉，原计划访友两三日、大年初一或初二回老家、初八返工。没想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他的行程就此停滞，在武汉的朋友家一住就是40多天。
对于像他这样的未受病毒侵害的幸运者，从应激过渡到常态，稳定的食物供给成了“头等大事”。
陈远航团购的蔬菜。
“封城”最初阶段，武汉多数小区尚未限制进出，居民仍然可以外出买菜、收取快递包裹，但陈远航和大多数武汉居民一样，陆续在手机中安装了各类生鲜配送App：盒马、美团、饿了么、京东到家……并逐渐积累了不少抢购窍门，“比如每晚10点准时抢盒马，手速快的话还是可以的。”
后来小区封闭，人员出入都要开证明，买菜渠道更变得五花八门。在小区业主群，有资源的邻居会牵头组织团购，陈远航就逐个加群，“这个人能找到买肉的，那个人能找到买菜的，还有的能找到生活物资，大家就相互帮助，买多一点囤着。”最近又开始有社区工作人员发起“群接龙”，供市民预约一些10元、20元的蔬菜礼包，价格实惠。预约上了，陈远航作为朋友家的临时成员和壮劳力，经常“全副武装”地到小区门口排队领取。
同是滞留武汉的客商，1986年出生的黄春明不似陈远航这么顺利。他在广东清远老家经营农业公司，1月21日，他和业务经理为拓宽销路，驾车将一批高价收购的砂糖桔运往武汉，不料随后就遇上“封城”。 一夕之间，路边的餐馆、旅馆纷纷关停，两人差点无处可去，好在黄春明经商多年有一些人脉，有朋友提供了空置的房子供他们暂住。
可是，因为缺乏足够的社会联结，他们的生活仍不方便。黄春明说，后来只有居委会开具证明，普通人才能进超市购买生活物资，“可我们外乡人去哪里开？”由于不方便购置新鲜肉菜，他们曾在几天内连吃17斤面条，盐和食用油都要靠朋友“接济”。
出发前，阿木做了充分的准备。
滞留武汉期间，33岁的清远人阿木也在为全家的吃饭问题精打细算。
1月22日深夜，他带着清远老家的父母种的100斤大米，与妻子和两个儿子自驾来到了武汉黄陂甘棠铺——妻子的娘家。没想到几小时之后，便传出了“封城”的消息。夫妻二人为纪念十年“锡婚”而准备的探亲之旅，从原计划的一周不断延长，至今仍无法明确归期。
由于岳父母务农、年前还自制了腊鱼腊肉，整个家庭进入居家隔离状态时，基本还可以自给。但岳父一家五口加上阿木一家四口，每日的消耗速度也很惊人，40多天，他们吃掉了300多斤大米，其中也包括阿木带来的口粮。
阿木带给岳父母的大米也快要见底。
目前，甘棠铺村民的日常所需，由基层党员每三天一次地帮忙统计和采购。阿木说，他们一家刚用100元换来了5斤土豆、4斤莴笋、1.9斤毛豆、3斤胡萝卜和花菜，以及2.2斤青椒。“菜还是挺紧张的，贵了不少。所以现在，我们白天吃米饭，晚上煮面条，因为煮面的话，煎几个鸡蛋就可以。”
融入客乡
封闭的武汉城中，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每个人也都在摸索让自己心安的方法。
“封城”之初，陈远航并未觉得形势严峻。“想着大不了就是把返程票一退、整个春节假期在这边过了而已。”后来看着各地发出的延迟复工通知，他才逐渐意识到“要打持久战”的可能。
1月30日，他不得不退掉了翌日的高铁票。原定的返工时间到来，但几个部门负责人都隔离在家，只好开了个电话会议，商讨和部署近期的“移动办公”事项。
除了出门取菜，陈远航完全禁足在朋友家，“每天的路线就是客厅、房间和阳台。”他自觉情绪管理能力还好，“非典”时没有跟风囤积过板蓝根，这次也努力让自己“想开一点”。
他可以平心静气地聆听中午时小区内的鸟叫声，“其中有麻雀，还有乌鸫”；会经常看新闻，“正面负面都要看”，目的是尽可能全面地了解现实情况；每天工作之余，他不用去应酬，有了更多的时间研磨厨艺，比如用团购到的莲藕和筒骨炖一锅藕汤、尝试用电饭煲蒸蛋糕、自己烤面包，很是得趣。
陈远航用电饭煲做的蛋糕。
滞留在岳父母家的阿木，则意外收获了一段宝贵的亲子时光。
他和妻子常年在东莞打拼，两个孩子都在清远老家跟奶奶生活。但是现在，夫妻俩可以每天陪着他们用手机看网上的直播课，还有大把时间辅导作业。
许多人会用自己擅长的方式来记录这段历史。在创业之前曾是程序员的阿木，用PHP语言为自己建了一个博客网站。他说自己文笔不好，每天在这个私人网站上写日记是为了转移注意力，同时也是留档，“让儿子以后知道发生过什么。”
阿木建了个人博客网站，每天写《武汉日记》。
黄春明却是个闲不住的人。每天追看疫情新闻之余，他总想出去找点事做。
火神山医院刚刚宣布筹建，他就主动报名做志愿者，但那边更需要建筑熟练工；后来洪山区开建方舱医院，他把当初从广东拉过来却滞销了的一吨砂糖桔，送给了方舱的施工人员和医务工作者。
这次慷慨捐赠，让黄春明遇见了由85后“海归”倪朗发起的青年志愿者团体“影子梦之队”。看他们每天都忙到深夜，冒着雨雪将一批又一批的防护服、口罩、消毒液等医疗物资安全地送达医院，黄春明觉得“挺伟大的”，于是和业务经理一商量，都加入了进来。
他们连人带货车被编入了“万能小组”。每次出任务，都是二三十台车组队出发，从铁路货运站卸货、装车，然后将宝贵的医疗和生活物资配送给当地的医院和社区，平均每天要花十多个小时。
频繁与不同的人交接，客观上也增加了被感染的风险，但黄春明从中找到了强烈的归属感。他说，感觉自己与这些志愿者同伴有高度一致的三观，很聊得来。“冥冥中好像武汉要我做点什么，这些事还必须得有人去干……”他们都这样想，所以走到了一起。
填补空缺
33岁的刘文辉也有同样的念头：无法置身事外。
他是广州市疾控中心虫媒传染病组组长，正在南方医科大学读博士，曾经参与过四川芦山地震的灾后防疫、防治登革热等重大任务。
1月19日，刘文辉回湖北黄冈老家探亲，22日接到单位通知，即刻返程参加新冠肺炎防控，但离汉通道23日上午就已关闭，他无法通过公共交通回到广州。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向单位申请“就地投入战斗”，一切服从武汉市疾控部门调遣。
他自然明白，武汉是这次疫情的重中之重，可他也有留下来的理由：一来是学有所用，二来，这座城市有他的大学母校，毕业后又生活过一年，角角落落都有记忆。
刘文辉。
收到刘文辉的“请战书”，广州市疾控中心非常支持，第一时间联系了武汉的兄弟单位。1月24日上午，刘文辉已经开始在武汉工作，此后主要负责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病家消毒等。
“在这里大家对我都很客气，介绍的时候都说，这是广州疾控来支援的专家。”一开始，刘文辉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工作起来，他很快就融入了新的集体，“这里的工作性质和内容跟我在广州时差不多，专业上也有共同语言。”他发现，很多同事把加班当成日常，吃住都在单位，有的已经一个月没回过家。在认同之上，他又多了一种感佩。
武汉作家方方在她的《武汉封城日记》中形容，早期的武汉，就像一个百孔千缝而且连底都没有的大水桶。当许多单位忙着兜底时，另有无数人挺身而出，去堵桶边的那些孔和缝。
来自潮汕地区的“90后”崔文就是其中的一员。
崔文在很多不同的城市工作过，大约三年前，因为“向往这座英雄的城市”来到武汉。这个春节，他原本计划回家乡过，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他担心把感染的风险带给家人，于是在1月22日主动退掉了回乡的高铁票，独自留在武汉。
平时，除了在武汉某金融公司上班，崔文还在一家关怀艾滋病患者的公益组织担任志愿者。“封城”之后，武汉城内的公共交通也暂停营运，一些慢性病人的用药需求受到了影响，其中就包括艾滋病患者——他们必须定时服药，而且不能中断；药物本身免费，但按照规定，必须由患者本人前往医院领取。为了避免被迫断药给他们造成“次生伤害”，崔文所在的公益组织开始招募爱心司机，定时接患者前往医院领药，领药的地方一般是金银潭医院。崔文在武汉有车，于是报了名。
金银潭医院是武汉市最早接诊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之一。“封城”之初，许多人闻而色变。崔文要将艾滋病患者送到金银潭医院门口，如果是外地人士或老年人，他还会陪他们一起走到医院内的艾滋门诊。没有防护服可穿，崔文也很紧张，这意味着他只能信赖自己的抵抗力。后来，有人给他所在的机构捐赠了一批防护用品。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许多艾滋病患者第一次见到他时，会忍不住问他有没有感染艾滋病，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往往表现得很惊讶。崔文说：“他们可能觉得，只有患者才会帮助患者。其实不是。”
他能感受到求助者的焦虑，和拿到药物之后“有如重生”的感觉。有两位外地转来的患者从医院拿到了药，回来的路上一直不断地向他道谢，也谢“所有人”。崔文禁不住想，在遇上畅通的渠道之前，他们到底经历了多少曲折？
2月中旬，金银潭医院决定为艾滋病患者提供药物代领和邮寄服务，在那之后，崔文也从爱心司机“转岗”成了代领志愿者。“封城”至今，他和公益组织的伙伴们已经帮助近1000位艾滋病人；怕远在广东的父母担心，他对他们的说辞是，自己始终“安全地宅在家”。
2月20日，崔文代领的部分药物。
祈愿春暖
2月12日，陈远航在广东顺德的公司正式复工了。将近40名雇员中，绝大部分是本地人，也有同事从湖北除武汉之外的地市拿到通行证，回到顺德自行隔离14天，也就可以平安返岗，唯有他至今留在武汉。
虽说可以“移动办公”，但许多事情无法躬亲，还是会耽误进度。而且作为经销商，陈远航知道，即便他们公司可以想办法筹措资金，有些产品也不可能如期提货。
“目前国内还是有一些制造企业未复工，经销商把年前的库存卖掉之后，肯定会出现短缺，在电商平台的链接就要下架。”他说，“如果之前已经投入了很多广告费、佣金，还有一些战略亏损，现在这个链接因为没货被下掉了，这些投资基本上就没法再收回。”
再加上公司办公室的租金、人员工资、仓库和快递费用等开支，陈远航担心，就算当地政府给出了税收优惠，很多像他们这样的小微企业还是会撑不住。但他转念又想，“着急也解决不了问题。”
这些日子，他说自己看开了许多。“以前觉得，能争取就争取吧，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你能争取什么呢？你每天还是得吃喝、做你能做的事情。唯一的期盼就是早一点回去。大不了，一切再从头嘛。”
阿木和妻子在东莞经营的3家连锁便利店中，目前有2家各只有一名员工，另一家因为无人值守只能闭店，营业额约为之前的1/3。春节前，他们的第4家便利店已经支付了店租，开始装修了，如今这家新店的开张也只能推迟。
小儿子多次问阿木，什么时候才能回广东。
比起生意，阿木更担心的是孩子们的学业。他的大儿子念三年级，小儿子刚上一年级。3月1日，清远当地的小学发了新课本，阿木的母亲去领了回来，但很难寄到湖北。为了不让孩子们掉队，阿木请老家的教育局开好了接受证明，想送他们先回清远，也未能成行。
“我小儿子每天望着窗外，问什么时候才能回去。”阿木说，母亲因牵挂孙子而“白了头”，他也十分想念母亲。
刘文辉也记挂着在广州的妻子。她有孕在身，刘文辉不放心她一个人挤地铁或者公交车上下班。
他说：“我经常通过视频和她联系，也会看一些育儿的APP。”这个小小的新生命，给了他无尽的期待和工作的动力。
3月3日至6日，武汉多部门对华南海鲜市场内部进行了全面消杀，24小时不间断，刘文辉参与了轮班。他主要负责督导工作人员规范穿脱防护服、执行消杀任务，有时整夜都在工作。
所有人都在期待疫情散尽。但对于这座城市中的异乡人来说，偶然的羁旅，也会生出羁绊。
陈远航赶上了武汉大学的早樱。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个春天有点冷，但阳光总会到来！（希望）等到春暖花开时，再到武汉看樱花，一起去吃热干面。”
滞留武汉后当起志愿者的黄春明。
黄春明已经不再是一个农产品商人。至少现在，比起砂糖桔的销路，他更关心武汉人还有什么需要。他告诉南都记者，自己现在对一句话感触很深：“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即便日后武汉“解封”，他也希望等这里的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下调到三级之后再走，否则，他会觉得自己像个“逃兵”。
崔文所在的公司已经“线上复工”了大半个月。在家完成工作之余，他还是会尽量挪出整块时间，义务给武汉城内的艾滋病患者送药。一个下午，他要在邮局寄出29人的份，到了晚上7点，邮件要装车时还没有寄完。邮局的工作人员没忍心叫他明天再寄，特意让货车等了他一会儿。“特殊时期，大家都是互相谅解。”他感慨。
曾经，他希望在每个城市都生活几年，来武汉之前，已经“路过”了好几个地方。对于武汉和武汉人，他最初的印象是“有点火爆”、“爱吵架”，可是不知为什么，也就是最近，他突然想在这里安定下来。
（应采访对象要求，陈远航、崔文、阿木系化名）
统筹：南都记者 刘苗
采写：南都记者 侯婧婧 吴佳灵黄驰波 胡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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