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一些紅學家考證，說《紅樓夢》後四十回是由清代乾隆時期的文人高鶚續寫的。考察高鶚的事蹟，此人還著有《月小山房遺稿》、《硯香詞·簏存草》等作品。細想一番，筆者當時心中就有疑問，既然高鶚能寫小說，為什麼他只知道幫助別人補寫，卻沒有留下屬於自己原創的小說作品呢？
在後來出版的《紅樓夢》書上，高鶚和程偉元一道，被認定為主要的編輯者、整理者、出版者，高鶚不再是後四十回的續寫者，這應該是紅學研究的新成果，是符合事實的。其實，高鶚在自己的文集《小月山房遺稿》中，有一首詩，說得很明白。詩的題目是《重訂〈紅樓夢〉小說既竣題》，詩云：
老去風情減昔年，萬花叢裡日高眠。
昨宵偶抱嫦娥月，悟得光明自在禪。
高鶚明確交待自己是《紅樓夢》修訂者，並沒有說自己就是續寫者。通過編輯、整理《紅樓夢》，他感覺自己如同偶入萬花叢中，經歷夢幻，得到了光明自在的禪悟。這首詩清楚地表明，高鶚能夠參與編輯、整理《紅樓夢》不過是機緣巧合，偶爾為之。
千百年來，小說一直都是古人比較輕視的文體，被人們視為茶餘飯後擺談的傳奇、野史，寫小說只是雕蟲小技而已。明末清初的詩人申涵光在他的《荊園小語》中，有一段話講得很有意思：
“造作歌謠及戲文小說之類，譏諷時事，此大關陰騭，鬼神所不容。凡有所傳聞，當緘口勿言。若驚為新奇，喜談樂道，不止有傷忠厚，以訛傳訛，或且疑為我作矣”。
他說，撰寫傳奇小說之類的文體，譏諷時事，關係到一個人的運勢，有損陰德，其犯下的罪過連鬼神都不能原諒。他簡直把小說視為了洪水猛獸。申涵光告誡人們，遇見小說之類的文字，不要好奇痴迷，不要談論傳播，否者，別人還以為這小說是你寫的，就會惹火燒身的。
申涵光是明末清初的文學家，是北方文壇著名的河朔詩派的領袖人物。明末清初正是傳奇、小說等文藝形式高度繁榮發達的時期，我國古代小說四大名著都誕生於這一時期。作為一位文學家，申涵光竟然對小說採取了敵視、排斥的態度，羞於談論，甚至害怕別人誤會自己是小說作家。這代表了當時人們的普遍心態，寫小說不但事關個人修養，還會招來禍害，而且永世不得安寧。
如果我們用當時人們的共識來考察《紅樓夢》，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紅樓夢》的作者是誰？這個問題會成為千古之謎了。當然，《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這是《紅樓夢》開篇就明確交代了的。就如同我們都已經知道魯迅是近代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我們大可不必去糾結於這個浙江紹興人周樹人如何如何一樣。突然間，筆者想起錢鍾書先生說的那句名言：“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要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
即便如此，現代關於曹雪芹的研究文章還是層出不窮，人們大膽假設，瞎子摸象，出現了許多千奇百怪的說法。更有人直接剝奪了曹雪芹的原創權，另起爐灶，去尋找《紅樓夢》所謂真正的作者，陷入走火入魔的各種亂象之中。
這一切都是因為《紅樓夢》被現代人視為古代小說的巔峰之作，是百科全書似的偉大鉅著，被賦予了無上的榮耀。自然而然地，這部小說的作者就更應該是偉大得不能再偉大了。高鶚的事蹟顯然比曹雪芹清楚得多，如今，他似乎沾了曹雪芹的光，不管他是不是續寫者，也變得冠冕堂皇、功不可沒了。須知，在此之前的一段時期，高鶚還因為被人考證為《紅樓夢》的續寫者，曾經被人罵得狗血淋頭，說他狗尾續貂，煮鶴焚琴，罪孽深重。
我們不能不佩服曹雪芹的先見之明，他只痴心於自己的文學創作，至於身後之名，就任後人隨意去評說吧。《紅樓夢》的巨大魅力嚇壞了那些道貌岸然的封建衛道士們，他們惡毒攻擊曹雪芹，恨不得立馬把這個曹雪芹揪出來，斬首示眾。這樣一來，和曹雪芹有關的曹姓人家就倒了大黴，連他們的子孫都得不到安寧。
晚清學者毛慶臻在他的《一亭考古雜記》中，記敘到：“《紅樓夢》較《金瓶梅》愈奇愈熟，巧於不露，士夫愛玩股掌，傳入閨閣，毫無避忌。作俑者曹雪芹，漢軍舉人也。……然入陰界者，每傳地獄治曹雪芹甚苦，人亦不恤。蓋其誘壞身心性命者，業力甚大，與佛經之昇天堂正作反對。嘉慶癸酉，以林清逆案，牽都司曹某，凌遲覆族，乃漢軍雪芹家也。餘始驚其叛逆隱情，乃天報以陰律耳。傷風教者，罪安逃哉？”
你看，就因為曹雪芹寫了《紅樓夢》，他就胡說曹雪芹遭到報應，在地獄受苦，人人痛恨。還說曹雪芹的後代曹某牽涉謀反逆案，被凌遲處死，慘遭滅族。毛慶臻認定曹雪芹是滿州八旗子弟，是隸屬於漢軍旗下考取功名的舉人。毛慶臻被仇恨遮住了眼睛，忍不住信口開河。這個晚清道學家，對《紅樓夢》的厭惡之情是顯而易見的。更可笑的是，他的道聽途說也成為人們研究曹雪芹的依據，“曹雪芹究竟是誰？”這個問題都還沒搞清楚，又有人去研究曹雪芹的後代。真的是瞎子牽瞎子，居然還有人相信。
封建衛道士們對《紅樓夢》大潑汙水，他們大肆造謠，諸如說什麼曹雪芹在陰間受苦，子孫三代皆啞，以至斷子絕孫，都是因為曹雪芹寫了《紅樓夢》這部“淫書”的因果報應，云云。
《紅樓夢》的影響力是巨大的。清朝乾隆中後期，《紅樓夢》的抄本開始流傳，並且風靡一時。在北京廟市裡，《紅樓夢》抄本被當作商品流通，“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於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嘉慶時期，由文人得輿編著的詩詞集《京都竹枝詞》甚至把人人爭看《紅樓夢》，作為了京城的特殊風俗：“做闊全憑鴉片煙，何妨做鬼且神仙。閒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是枉然。” 這首竹枝詞把看《紅樓夢》和抽鴉片煙相提並論，明顯帶有諷刺的意味。
在許多道學家眼中，《紅樓夢》和鴉片煙一樣，就是一包毒藥。鴉片煙來自國外，禍國殃民，貽害無窮。《一亭考古雜記》的作者毛慶臻於是突發奇想，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主張把《紅樓夢》這部“淫書”移送到海外去，“以答其鴉煙流毒之意”。這叫作有來有往，就讓我們中國的精神鴉片《紅樓夢》去毒害那些可惡的洋人吧！你別說，他還真的具有文化擴張的戰略眼光呢。
到了晚清光緒時期，讀《紅樓》、談《紅樓》的風氣在北京地區依舊長盛不衰。據李放的《八旗畫錄》記載：“光緒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讀之，自相矜為紅學”。《紅樓夢》不但四處流行，甚至還出現了“紅學”一說，堂而皇之，閒談、研究《紅樓夢》成為了北京士大夫們引以為豪的學問。承接這一風氣，近代的“紅學家”更是層出不窮，有了所謂“新紅學”的說法。
出人意料的是，被視為“新紅學”開山鼻祖的胡適博士，到了晚年竟然極力貶低《紅樓夢》的文學價值，認為《紅樓夢》比不上《儒林外史》、《海上花列傳》、《老殘遊記》等小說，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曹雪芹是個天才而沒有機會得著休養訓練的文人——他的家庭環境、社會環境、往來朋友、中國文學背景等等，都沒有能夠給他一個可以得著文學休養訓練的機會，更沒有能夠給他一點思考或發展思想的機會。”他的這一論斷，最終把曹雪芹拉下了神壇。
至於新中國建立以來，長期圍繞《紅樓夢》展開的是非爭鬥，恩恩怨怨，已經脫離了小說研究的範疇。因為《紅樓夢》紅極一時，轉而臭名遠揚、惹火燒身的人可謂不計其數，真的是“成也紅樓，敗也紅樓”，令人感慨。如此看來，曹雪芹先生惹下的禍害著實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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