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创时期的上海音乐学院女子弦乐四重奏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自1959年首演以来，60年中不乏惊世成绩和传奇故事。然而，还是有一些和《梁祝》有关的故事，此前鲜为人知或知之甚少。
其一，发生在“文革”年代，《梁祝》被批成大毒草并被禁止传播。昆明一所大学钟楼内每天半夜“鬼火”闪动，等工宣队破门而入后，都傻眼了——里面都是他们自己的孩子点着油灯在偷听《梁祝》。
第二则故事发生在1978年，著名影星李香兰在日本官员陪同下，重访阔别40年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欢迎会上演奏了《梁祝》，这是自“文革”期间被禁演之后当地的第一次演出。暌违十年，再次听到化蝶、十八相送的旋律，很多人都哭了，李香兰更是不停流泪。同来的日本官员虽然很欣赏优美的《梁祝》，却不理解中国人在哭什么。
《梁祝》是一首经典的小提琴协奏曲，却独立于世界谱系之外。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化、历史和中国人的情感，即便是技术卓绝的大师也难以驾驭《梁祝》。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个交响乐团来华演出，他们演奏的《梁祝》“走了味”，令中国观众哄堂大笑。
《梁祝》让本来只会说意大利语、法语、俄语、英语等外国话的小提琴，说起了中国话。一位马来西亚华人曾说：“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
今年是《梁祝》首演60周年纪念。一个甲子过去，当年最年轻的主创成员之一俞丽拿也变成了耄耋老人。9月4日正午，当我坐到俞丽拿位于上海音乐学院的办公室里，发现她更象一个精神矍铄的将士，忙着张罗倒茶，思维敏捷，语速有力，顶着略蓬松的头发，配合着手势和高挑的身材，显得颇有威势。如果不是因为腰不好而只能坐在硬椅子上，我几乎要忘记了她今年已经79岁高龄。
《梁祝》每逢首演纪念的大年都要举办庆祝活动，今年俞丽拿决意搞点不一样的，不再是传统的音乐会形式，而是全新创作的音乐剧《真爱梁祝》——以《梁祝》为线索，以家国爱情为主题，揉入了现代舞、朗诵、歌剧等形式，呈现三段中国的爱情故事——黄沙大漠中，“敦煌女儿”樊锦诗与爱人彭金章的敦煌之爱；时代风雨中，文学家巴金和萧珊的不离不弃；大爱情怀下，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泽被天下、生死相依。音乐剧将由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与红旗汽车联合出品，拟于11月上演。届时，俞丽拿将再次破例登台，献演《梁祝》中点睛的“化蝶”片段。
青年俞丽拿，时间大概是1959年
《梁祝》：祝英台遇见俞丽拿
1959年5月27日，上海音乐学院在兰心大戏院举办新作品演奏会，这是“上海之春“的前身。《梁祝》的主创者，从指挥、乐队到琴手、作曲者，都是学生。还是大一学生的俞丽拿穿着白衬衫、蓝裙子，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演奏《梁祝》，28分钟，最后一个音符很轻，收尾时全场一片寂静。18岁的俞丽拿在舞台上不知所措，二十出头的陈钢在台上侧幕条后也直着急，怎么没有掌声?
此前，《梁祝》在内部彩排时掌声寥寥，这次公演集合了团队精粹之力，结果会怎样？人们会喜欢吗？
终于，掌声响起来了，全场雷动，俞丽拿近距离地看到人们眼睛里闪烁的泪光。掌声响个不停，陈钢与何占豪走到台前谢幕。掌声不肯罢休，俞丽拿又谢幕。掌声还在继续。怎么办?指挥说，再演奏一遍。于是，《梁祝》史无前例地演了两遍，足足50多分钟。
《梁祝》首演大获成功，人们在年轻的俞丽拿身上看到了祝英台的理想和抗争，美好和哀婉。陈钢称俞丽拿是永远的祝英台。1992年在接受《音乐爱好者》采访时，陈钢品评《梁祝》各个录音版本各有千秋，评价俞丽拿是具有历史功勋的演奏家，“演奏情感浓烈、极其投人，有一种同‘梁祝’同生死、共命运的感觉。”
似乎和祝英台一样，俞丽拿也在命运的轨道里前进，有停顿，有回旋，更有坚持。俞丽拿出生在一个大家族，爷爷膝下12位子女，上海乍浦路的老宅里记录了大家族其乐融融的回忆。俞丽拿在孙辈中是听话的孩子，“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群孩子听着婶婶的钢琴声长大，只有俞丽拿每天在轮到自己练琴的时间乖乖座在钢琴前面。12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时，俞丽拿的钢琴演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然而半年之后，被调剂改学小提琴，一切从零开始，俞丽拿经历了不愿意和妥协的过程，但是没有能力改变。初学小提琴的头两年，小提琴的声音像杀鸡一样难听。
17岁，俞丽拿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开启风风火火的岁月，经常下农村演出，可是曲高和寡，获得的掌声总是稀疏零落。小提琴作品怎样才能被大众喜欢？喜闻乐见呢？俞丽拿很困惑。
时任系党支部书记刘品认为这是个民族化的问题，提出“小提琴民族化”的设想，牵头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探索演奏上的民族风格，比如怎样将二胡中的滑音运用到小提琴演奏中来。
1958年8月9日，在音乐学院大礼堂（现在的贺绿汀音乐厅）的走廊上，实验小组成立。最初选定小组成员时，刘品排除了俞丽拿，因为俞丽拿外国曲子拉得好，就让她专攻西洋提琴技术，赶超国际水平。何占豪在文章《从头说起》中记述了8月9日的情节：下午开会，俞丽拿伤心地哭了，她说:“我不要照顾，我宁愿做一颗为民族化铺路的石子，将来不能成名成家也绝不后悔！”就这样，俞丽拿抱着牺牲精神进了实验小组。
那是一段风风火火的日子。上海音乐学院老师王万涛作为同时代的在场人，撰文提到1958年实验小组风行校园的场景：“一批女提琴手光彩照人，一批新作品涌现并被群众喜闻乐见，广为传播……那种团队精神所造就的一批新人、新作品、新气象，令我这个刚从肺结核病治疗休养后复学的作曲系学生，深感自己相形见绌，愧爱有加。”
俞丽拿和大家带着改编后的乐曲到外滩试演，带上谱架、乐谱、小提琴，还因为担心风把谱子吹跑，特意带了一些晒衣服用的夹子。没想到，试演效果特别好。
那段时间的俞丽拿在陈钢的记忆中，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假小子。“大跃进时，她一‘跃’而出，‘进’而提出，咱们应该写一首歌颂大炼钢铁的小提琴协奏曲!下乡回来，她又上台赤足狂舞，活像个肩挑河泥上田埂的女社员。”
1958年10月中旬，实验小组和声乐系部分学生以及作曲系的陈钢等，组成了“六边”（边劳动、边宣传、边采风、边创作、边演出、边学习）团队，乘船去温州活动。和着海风、船坞鸣叫的声音，大家决定响应学院提出的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号召，提出三个献礼题材：两个现代题材《女民兵》和《大炼钢铁》， 何占豪提出了古典题材《梁祝》。
《梁祝》当时只是凑凑数地填在备注栏里。没想到，副院长孟波勾选了“梁祝”。在他看来，《梁祝》本是一首委婉动人的爱情奏鸣曲，适宜小提琴纤细柔软的性格。
后来，时任副院长的丁善德让爱徒陈钢加入实验小组，与何占豪合作。何占豪是进修生，原是浙江一家越剧团的小提琴手，但他没学过作曲，和陈钢的组合正好互相补缺。
王万涛教授回忆1959年那个春天，“我住在大礼堂对面一排简陋的宿舍内，房间面积不足二十平方米，内设一张床、一架钢琴和一张书桌。就在这间陋室，丁善德老师、陈钢、何占豪常来讨论创作，修改、试奏《梁祝》的片断。丁先生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教学，指导何、陈两位新人，就此孕育《梁祝》这一惊世杰作。”
1959年5月27日《梁祝》首演
创作《梁祝》的整个过程，俞丽拿就在旁边，“他们写一段，我们抄一段，并试拉一段”。在2009年《鲁豫有约》的节目中，俞丽拿为观众细细讲解曲子背后的情绪和门道：“一开始，春光明媚，鸟语花香。后面，梁山伯和祝英台同窗几载，产生了感情。爱情主题拉得要非常甜蜜，像梁山伯的感情流露，像祝英台的害羞情绪 ……”俞丽拿说到这里的时候，满脸浸润着少女的羞涩感。
在节目现场，俞丽拿第一次拿出当年亲手抄写的《梁祝》谱子，每一处的誊写都见证着当年的日子。
在“同窗共读”部分，陈钢曾想加入“月琴、琵琶、三弦”三件弹拨乐器，以增强民族色彩。但是，几次合排效果不理想，不得不放弃。如今的《梁祝》中留有一只不可替代的民族乐器，就是“板鼓”。只有板鼓才能打出中国戏曲中特有的戏剧性手法——紧打慢唱。这也是让许多国外乐队怯难的地方。1960年，还是留学生的指挥家曹鹏在莫斯科指挥《梁祝》的国外首演时，满城遍寻板鼓，最后是博物馆里找到的。
在实验小组成员丁芷诺的回忆中，当时，《梁祝》的排练是整个管弦系师生共同的兴奋点。正式演出的独奏者，很快就确定为俞丽拿和沈榕。正式选拔时，她俩在大礼堂的舞台上轮流反复演奏。除本系师生外，还欢迎全院师生共同聆听、比较，各抒己见，以使她们的演奏逐渐完善。当时台上台下，人们专注、沉醉于她俩精心演奏的每一个细节，那气氛如同节日般热烈。最终，俞丽拿凭借演奏激情饱满，被教授和领导们选定为《梁祝》的首演者。
1962年，著名乐评人陆詠在《人民音乐》杂志上发表文章《精密、细致——听俞丽拿的小提琴》，称四年前，在上海曾听过俞丽拿演奏的《梁祝》，“那时她虽然还在学校读书，而她的演奏，已经显露出新鲜的风姿和可喜的才艺。她对那首刚刚写成的风格浓厚的、寄情深微的乐曲，花了不少苦心，因而在情意和韵味上，体现得异常贴切、体贴。”
女子弦乐四重奏：一个人一片城池
与《梁祝》风靡60年且广为人知的热闹形成反差的是，俞丽拿对中国女子弦乐四重奏长达三十年的寂寞坚守。
室内乐中，弦乐四重奏是最理想的乐器合作演奏形式，在欧洲家喻户晓，但在上世纪60年代百废待兴的中国还处于无人耕耘的荒芜状态。翻开几张重奏组的老照片，四个女孩或执乐器，或依在一起，灿烂地笑着，黑白照片透出那个年代特有的精神面貌。这是中国第一支女子弦乐四重奏，照片中的四人在此后30年间几经更迭：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都各换了3个人，只有第一小提琴手俞丽拿从20岁坚守到50岁。彼时的她，青春，专注，浑身充满着能量。
俞丽拿告诉我，这是她大半辈子致力耕耘的第二件重要事项。比起被组织上安排演奏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坚持和传播弦乐四重奏更是她本人确定要做的事情。
1960年春，文化部下发通知，要在北京举办选拔赛，挑选优秀选手参加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二届舒曼国际弦乐四重奏比赛。上海音乐学院领导立即调兵遣将组建了两个小组，一个全男，一个全女，女子组四名成员分别是沈西蒂、俞丽拿、丁芷诺、林应荣，其中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成归国一年的林应荣是助教，另三位是管弦系在读学生。
彼时的俞丽拿专业能力拔尖，有首演《梁祝》的成功在前，但是从来没有拉过重奏，连什么是重奏都不懂，“我的态度是，不管是我要做的，还是命运安排的事，反正我都努力认真，只要付出劳动，都会有回报。”参赛准备只有五个月，每天除了睡八小时，剩下的十几个小时几乎都在练琴，甚至换洗衣服泡在盆里都没时间洗。就这样，四个女孩硬是生生把所有谱子都背了下来。
沪上电视主持人曹可凡曾问过俞丽拿，背谱有多难？俞丽拿答，在业内，四重奏是绝对不背谱的，因为表演者有的是第一声部，有的是伴奏声部，四个人一直轮换着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声部，所以谱子是很难背的。音乐家郑小瑛在央视四套《中国文艺》节目中也向俞丽拿求证，背下来的是一首曲子还是全部。当得到“全部曲子”这个答案时，郑小瑛惊叹道，“了不得，内行都知道在后面要付出多少才能做到。”
左起俞丽拿、陈钢、何占豪
筹备比赛时，苏联专家认为女子组的实力不如男子组，把精力都放在男子组上，女子组连辅导课都没有安排。有一天，男子组没来，四个女孩就趁机坐上了空座位。专家一看男子组不在，那就听吧，听着听着，课就上下去了。最后，脱颖而出并代表中国参赛的竟是女子组。
女子组提前一个月出发，先飞莫斯科，俞丽拿第一次坐飞机，呕吐得不行。经莫斯科转火车到德国，接受德国四重奏专家的集训。四个女孩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早饭在旅馆吃，午饭在排练的地方。俞丽拿记得德国专家的个子很大，脚也很大，“我们在他旁边显得很瘦小“。
大家一面拉一面摇，好像节奏要摇在一起，实际上的拍子节奏非常摇晃，不是很稳定。德国专家拿着节拍器，帮她们梳理节奏。这也是此行最大的收获。
到了比赛日，俞丽拿和同伴们走上柏林国家歌剧院的舞台，白色短袖、圆滚衣领，长及小腿腹部的裙子，不敢看台下，不敢看评委，也不敢看观众。上台之前，像体育运动员一样喊了口号“为国争光”。
俞丽拿和同伴们获得第四名，这是中国弦乐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获得奖项。回国之前，领队和四位女孩谈心，感慨道：你们回国后如果解散了，中国室内乐事业又将是一片空白……因为这句话，俞丽拿背负着使命感坚持了下来，仿佛一个人即一片城池。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弦乐四重奏与当时红色主旋律作品至上的时代主潮一度格格不入。学校领导曾找俞丽拿谈话，批评她“只专不红”、“受资产阶级影响”。俞丽拿一度成了“受资产阶级侵蚀的典型”，被迫批判自己坚持四重奏不是为了国家事业，而是为了搞资产阶级个人事业。有不相干的人会说“俞丽拿，你现在不行啊，你得改过啊……”可是，俞丽拿不知道自己坏在哪里、错在哪里，苦闷时只有拉琴。
1965年，儿子李坚生，他七个月大时，俞丽拿得下乡去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孩子只能断奶。下乡数月后回来，“文革”开始了，俞丽拿和学校一批音乐家被“借”到京剧团演奏京剧。四重奏不能公开延续，她们想办法搞起了样板戏《海港》五重奏。此后八年虽然演出曲目受到限制，但至少保存了重奏组的形式。俞丽拿说，只要能摸到琴弦，艺术的精神就会存活。
郑小瑛有一次偷偷去看《海港》五重奏的排练，她看到这样一幕：“几位互相挑剔，非常严格，不顾情面。那么严谨，很少能做到的。”老搭档张欣说，俞丽拿有一股子劲，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左起：俞丽拿的儿子李坚、李坚的钢琴恩师洪腾、俞丽拿
“文革”结束后，1977年，俞丽拿回到音乐学院，得以继续女子重奏组。然而，许多音乐资料早前毁于失火，每次排演新曲目前都要千里迢迢去北京复印谱子。四位演奏者都是教师，每周三个甚至六个半天的排练时间，全得占用教学之外的业余时间。而且，经济上一没有行政拨款支持，二没有补贴，三没有演出报酬，所有开销都来自于工资里节省下来的那点小积蓄。至于工资嘛，俞丽拿大学毕业之后的月工资是48元，一年以后转正，是60元。
有一年, 重奏组趁着暑假坐火车去东北演出，在哈尔滨住在一个没有厕所的招待所，上厕所要跑出去，必须途经一个工地。有一天晚上，刚结束演出回来的俞丽拿，看不清路面，掉进了一个坑里，坑很深，大概有一层楼那么高。俞丽拿左脚重伤，伤痛带来的后遗症多年来一直纠缠着她，有时痛得坐下去站不起来、站起来坐不下去。演出从哈尔滨转场至长春、抚顺，一路上义务辅导当地的音乐工作者，一次次的鞠躬谢幕中包括了无数次忍痛的站立与坐下。
1987年，《音乐爱好者》作者刘绪恒借由一叠厚厚的演出单，整理出女子四重奏密集的演出行程：
1979年——温州、武汉；
1980年——常州、广州、汕头、肇庆、深圳；
1981年——澳大利亚；
1982年——菲律宾、上海；
1983年——福州、上海、哈尔滨、长春、抚顺、大连、天津、北京；
1984年——桂林、南宁、加拿大、香港、上海……
俞丽拿在接受刘绪恒的采访时，道出了心愿：我只希望女子重奏组永远存在下去。这一年，文化部艺术局拨款5000元，这是重奏组自创建以来第一次获得经费。
时至1990年，当小组成员即将更换第11人时，知天命之年的俞丽拿终于释然，结束了四重奏组。截止此时，她已为中国音乐事业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学生，后继有人，不负初心。时过境迁，老朋友何占豪谈起这段往事，一语中的：“俞丽拿坚持四重奏的意义并不落在艺术上，而是代表了志气。”
学生每一节课的表现、演奏会和比赛的情况都被俞丽拿悉心记录下来
教学：学生延续了我的生命
俞丽拿40岁才开始学习英语，59岁学习开车，60岁买车。对她来说，人生在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
上海的早晨，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为了避开早高峰，俞丽拿5点钟起床，开着帕萨特上路，从闵行郊区驱车十几公里，赶来市中心的汾阳路音乐学院主校区上课。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像个精准的钟摆，永远准时。从1962年留校任教至今，学生们都知道，俞丽拿永远是先到教室里等着他们的。
9月4日中午12点，我如约来到俞丽拿的办公室。门关着，门口墙上贴着一张2018-1019学年课时表，课程从早上7点排到晚上22点，俞丽拿的课程安排没有写在上面，但工作人员告诉我，她的课一天十几个小时，连轴转。李坚曾公开向母亲“喊话”，希望年迈的她减少授课量，可是几年过去，俞丽拿依然故我。
专访开始前，俞丽拿刚下课，工作人员说她简单吃个午饭并休息一下，就可以开始接受专访。仅过了几分钟，办公室的门就应声而开，算起来，她的午饭时间是短促的。工作人员说，有时她连午饭时间也不能保证，一边吃着一边给学生上课。所谓午饭，不过就是家里阿姨烧的一次带上几天分量的便当，存在办公室的小冰箱里。饿了，微波炉热一热。在学生眼里，老师吃饭根本只是为了“续命”，不讲什么滋味，更不用说享受美食了。
2009年《梁祝》首演50周年纪念盛典音乐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约定的一小时专访还没有结束，已经有一名学生来等着上课了，俞丽拿加快了语速。在她心目中，上课永远排在第一位，演出、接受采访甚至外事活动都得趁着上课间隙进行。为了不耽误上课，她在2016年的暑假抽出五天开了三次刀，声带做了手术后一时讲不出话来，就举着卡片提醒学生。琴房里，一张张卡片，写着“弓速”“分段”“调性”“音准”，甚至还有一张写着“帅”。住院了，还安排学生到病房拉琴和学习，站不动就躺着给学生指点。
从俞丽拿身上，可以看到师德传承的印记。无论寒暑假，俞丽拿都把学生“抓”来加课。学校规定可以适当收费，但是俞丽拿不收钱，就像她的老师曾经对待她那样。俞丽拿说，学艺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怎么行，必须保持连贯性。但这样一来，就累了她自己。
老搭档陈钢写过一篇文章《“戆娘”外传》，之所以用“戆“这个字来形容俞丽拿，是因为俞丽拿的成功正源于她的“戆”！在陈钢看来，正是由于有这股子“戆劲”，俞丽拿才能手把手、心连心地将一棵棵音乐苗子培育成金奖得主。
1962年毕业后服从分配留校任教，俞丽拿不是没有苦恼过，因为她渴望舞台，想去的是文艺单位；而且当时只会拉琴，不会教琴。要教好小提琴，一定要掌握教学规律及特点，还要跟得上世界潮流。“文革”之前，因为出身背景和家庭环境，俞丽拿没有留学机会，难免对国际乐坛现状陌生。“文革”之后，她每天早上七八点就到校补差距，晚上九点甚至十点才披星戴月地离校。
从1970年代末期起，一批批世界级大师受邀来到音乐学院讲学。俞丽拿听完会琢磨半天，一句话、一个想法都会及时、细致总结，使之最后成为自己教学经验的一部分。1982年，俞丽拿作为小提琴教师访问美国17个城市，走访了很多音乐学院，这不仅极大地开阔了她的眼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俞丽拿教授在指导学生演奏技巧
近年，有人问俞丽拿是什么学派的，俞丽拿称，我是世界派的，不拘泥什么派别，什么好就吸收什么。
执教57年，俞丽拿培养的学生，已经在国际比赛中获此获得金奖，填补了中国在国际小提琴赛事中的多项空白。而那些得奖的学生，无一是抢来的，交到手里是谁就是谁。
曾夺得2002年第49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的黄蒙拉，当年考不上公费生，只能自费，还是候补的。因为不用功，让自己的父亲和之前的老师教得筋疲力尽。但只跟了俞丽拿一年，就以第二名考上音乐学院附中。
黄蒙拉在成名之后撰文《忆恩师俞丽拿：琴声无边，绕梁不绝》，文中写道：（我的）每个音阶的深和音色都是她帮我一个个校正的，可以说，我掌握了小提琴几乎所有技能，都是她教育的结果。
音乐学院的教学跟普通学校不同，注重一对一上课。一个学生从附小带到大学毕业，一教就是16年。俞丽拿和学生建立了远远超出师生的关系，就象是学生们的第二父母，陪伴着他们从少年懵懂期成长到青春期，再到后来独立学习。俞丽拿有很多记录本，记录了每一个学生的不同个性、不同才能和不同的生理条件，因材施教，找准关键。几十年来，这样的记录本已塞满整整一个文件柜。
在成绩斐然的背后，人们可能想象不到，俞丽拿和学生们筹措参加国际比赛费用的艰难。1992年，俞丽拿第一次带学生参加莫斯科首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12岁的潘依琼在12岁至17岁组比赛中获得了第二名和“最年轻选手奖”。可在扣除63美元的报名费之后,实得奖金只有103美元,再除去自请伴奏、翻译、自制服装等费用,已所剩无几。在闭幕音乐会上，俞丽拿跑到演出厅外面大哭了一大场，“太难了”。
类似的窘迫层出不穷。1993年，第五届全国小提琴比赛因缺少承办经费，面临被取消的风险。俞丽拿意识到，选拔赛绝不能不办，三年一届，耽搁不起。她决定办一个古典音乐的希望工程，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以艺术家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捐出了个人有限的演出收入，目的就是培养尖端的小提琴人才。
1993年3月6日晚，为“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筹款的“俞丽拿师生音乐会”在兰心大戏院举行。站在34年前《梁祝》初次奏响的地方，俞丽拿一身蓝色礼服，再次奏响《梁祝》，这次是为中国小提琴的未来而奏。
俞丽拿的小提琴基金会运行多年，经济并不宽裕。每次请外国专家来授课，基金会只出得起授课费，一周10000元人民币，远远低于一周3000到6000美元的国际标准。基金会甚至出不起外国专家的国际差旅费，只能等他们去韩国、日本的时候，请他们顺道来趟上海。至于宴请，都是俞丽拿自己贴钱。
岁月荏苒，俞丽拿迄今已经执教57年，教学这件事情被她认为是此生致力耕耘的第三件大事。去年，俞丽拿荣膺“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时撰写了一篇书面感言《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她写道：我记不清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现在我已进入老年。一辈子，一把琴，四根弦，一拨又ー拨学生，岁月染白青丝，我要一辈子教下去，学生是我生命的延续，是教育让我拥有了永远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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