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谢君桢，曾任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副总领事、外交史研究室参赞等职。
从23到36岁，13年间，我所从事的工作，简而言之就是乘着飞机去送信。不过，我送的信有些特殊，都是外交邮件。作为外交信使，我们的职责就是把中央和各部委的机密文件、资料送到我国驻外使领馆。同时，也给长年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使领馆的工作人员带去他们日夜盼望的家信。
- 当信使 辛苦 -
每年我们出差200多天，不分昼夜飞往世界各地。要经历各种时差、季节差。有时上飞机时是冰天雪地，下飞机时却是炎热的夏天；有时早晨乘飞机西行，飞行了20多个小时，却仍是白天；有时竟然时光倒流，从今天飞回昨天。
飞来飞去，奇则奇矣，可生活规律完全被打乱，简直是苦不堪言。有些同事适应不了这种多变的生活，旅途晕机呕吐，到了使馆又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只好改换工作。我还行，挺得住。
作者在苏联民航图-104飞机上
50年代，飞机只有螺旋桨的，我第一次去莫斯科乘坐苏制伊尔-14型双螺旋桨小飞机，沿途飞越西伯利亚，气温有时低到摄氏零下40度，稍不注意在户外就可能冻掉鼻子。飞机中途停靠5站，每到一站稍作停留，飞机加油、检修，旅客在地面简单就餐、休息，折腾三天两夜，无法睡觉，到莫斯科时人已筋疲力尽。可这样的旅行却成了我的家常便饭，我都记不清13年中飞了多少趟了。
- 当信使 紧张 -
我们不是去观光旅游，也不像时下公款旅游那样潇洒。我们随身携带国家机密，任务重大，不允许出一点差错。因此，只要还没到达使馆，我们的脑子里就一直紧绷着一根弦。
五六十年代，国际形势很复杂，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不多，信使常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有的被跟踪，有的还差点被绑架。
1965年，我出差去北非阿尔及利亚，正赶上那里发生军事政变，被困一周，无法离境。可不论形势多么复杂，我们都能沉着应对，没让国家利益遭受任何损失。每次一踏上征途，我们总是瞪大眼睛，保持警惕。
- 当信使 危险 -
我乘坐飞机上千次，飞行的里程超过10万公里，回想起来，至少有3次我与死神擦肩而过。而去古巴那次，真可以说是捡了一条命。
1960年9月我国与古巴建交后，去古巴就成为信使们最担心的旅行，所走的路线也几经更改。开始先是乘坐荷兰班机自瑞士苏黎士出发，途经葡萄牙、库拉索岛和牙买加。当时我国尚未和葡、牙两国建交。
一次信使在库拉索岛过夜住旅馆，几名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分子在旅馆过道企图绑架其中一位信使。他大声呼救，引来旅馆工作人员和一些群众，古巴流亡分子见势不妙，仓皇逃走，信使才得以脱险。此事件发生后，信使就改道从莫斯科乘坐苏联民航大型客机图-114，连续飞行14个小时到哈瓦那。
作者在乌干达赤道线上，脚踩南、北半球
但有一次我信使乘坐的苏联班机因超载、遇强风，不得不紧急降落纽约机场，美国当局不准去古巴的旅客下机。当时我国和美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而且相互是敌对的，因此信使立即向机长表明身份，要求确保人身和文件安全。
为了不让国家机密落入敌手，信使到机上厕所撕毁绝密件并在洗脸池内用水泡烂，丢入马桶。苏联驻纽约外交官员赶到现场，处理苏机紧急降落事件。大批纽约警察包围飞机，并用大探照灯照着飞机，如临大敌。我信使在飞机上等待，真是如坐针毡。
在停留10个小时后，飞机加满油，并由美国领航员登机，才最终准许离境。
鉴于这条航线也有风险，后来我信使选择从捷克布拉格乘捷航飞机，途经爱尔兰香侬，再飞越大西洋，经9个小时连续飞行，抵达加拿大东海岸的甘德，稍作停留，再飞行3个小时抵达哈瓦那。
我和另一位信使去古巴时，上一班信使在一个月前为我们预订的就是这个航班的机票。但因为当时票已订满，捷航就把我们列入候补名单。为了稳妥起见，他们又在莫斯科为我俩订了苏联去古巴的机票作为备用。
后来，恰恰是我们原定乘坐的捷航班机在降落时因天降大雪，跑道结冰，滑出跑道失事，造成70多名旅客死亡，30多名旅客受伤。次日各大报纸和电视台都报道了这一事故。
我驻古巴使馆闻讯派人去捷航驻古巴办事处查询，发现我俩的名字在旅客候补名单上。使馆发急电询问外交部我信使是否乘捷航飞机。国内迅速复电：“因未订上捷航机座，信使此次改乘苏联班机去古巴。”使馆这才放下心来。命运之神似乎作了巧妙的安排，让我们避开了这一劫难！
但是我的一些战友却没有这么幸运。有6位信使在3次空难中牺牲。这3次空难都发生在前苏联的民航班机上。
四位信使在印度新德里合影，左一为周敬寸同志，左二为张慕先同志（均在空难中牺牲），右二为作者
第一次空难发生在1958年10月17日，肖武、宁开逸同志牺牲在北京飞往莫斯科的途中。他们乘坐的飞机在西伯利亚喀山市上空遇到大气涡流而失事。驻前苏联使馆两名外交官按国内指示赶到飞机坠毁现场时，看到我信使牺牲后双手仍紧抱邮袋，令人为之动容。
第二次空难发生在1959年12月13日，何平、张慕先同志从阿富汗喀布尔到前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塔什干的途中，因飞机与地面导航失去联络，撞山失事。由于冬天大雪封山，罹难旅客的遗体在来年春天雪化时才找到。
第三次空难发生在1963年7月13日，周敬寸、隋玉姗同志牺牲在北京赴莫斯科途中。隋玉姗同志牺牲时，爱人已怀孕，留下了遗腹子。
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周总理多次为烈士的后事作出指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还亲自向烈士致哀并慰问家属。
至今，我仍铭记着那几个哀痛的日子，仍深深怀念着安放在八宝山英烈堂的6位烈士。
- 苦中 有乐 -
辛苦、劳累、紧张、危险是信使生活的特点，但苦中有乐，我也咀嚼出更多的甘甜。我们每到使领馆，同志们都早已聚集在大门口翘首以待，像对待凯旋的英雄一样夹道欢迎我们。大家十分兴奋，期待着来自祖国的消息，来自亲人的问候。看到收到家信的同志那么高兴、雀跃，再苦再累我们也不放在心上了。
作者在埃及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古迹前
因为工作，我也有到过50多个国家，有机会参观了埃及的金字塔、巴黎的卢浮宫、仰光的大金塔等世界闻名的建筑，也有机会品尝了伊拉克底格里斯河边的烤鱼和卡萨布兰卡阿拉伯饭店的“古斯古斯”……这些，都是对我们辛苦、紧张信使生涯的怡然浪漫的回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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