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為數不多關於“遙遠”的概念裡，齊齊哈爾是一個很清晰的標記。它源於我見過的一個場景，或者根本就是一場曼德拉效應。
那個場景裡，一個火車上的人端著一盒泡麵從軟臥的帳子裡出來去接熱水，邊走邊說：從這到齊齊哈爾需要三天三夜。很長時間，那個泡麵的氣味常常在我腦海裡。
在十歲之前，我走過的最遠的距離，應該是從鹽山縣到滄州市，因為有時會去三叔家住幾天。不到兩個小時的車程裡，我會因為暈車吐的昏天黑地。據說暈車是因為耳蝸太過敏感，那麼也就是說，坐車坐的太少。
後來父母帶我來到了滄州，從來滄州的第一天起，我就掉向。某年暑假下大雨，水漫過馬路牙子，我挽著褲腿穿著拖鞋走在路上能拾到車牌。
高中的三年，我是住校的。每週只有一個下午在家，而因為某些原因我極大的壓縮了這一個下午的時間。一些假期，我也會待在學校刷題。我認識了從那時起就支撐我到現在的一群人。他們不一定特別好，但對我特別重要。
高考之前，我去的最遠的地方是上海。那是一次集體旅行，長達二十個小時的硬座。那次上海給我最深的印象是，高客車裡的汽油和空調的混合味道，以及長達五天的暈車和嘔吐經歷。那時候的我，面對距離，身體的難受也帶來心理上的侷促不安。到上海的第一天，悶熱以及下過雨後的潮溼，從那以後的十年裡我也沒機會刷新這個印象。
我大學去了大連，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車，其實也僅僅一半，因為我爸送我到了天津。我固執地不讓他送我去大連，因為這讓因為高考失利而痛苦的我更覺得自己的無能。
我自己帶著一個行李包，站票到了大連。大連火車站旁邊有個地下通道，裡面有買烤串的，有算命的，還有男科廣告。走下去後會覺得出口的光特別明亮，一如我艱難跋涉才找到學校接新生的車那樣。
那年我認識的一個人去了齊齊哈爾上大學，後來我也認識了一個人來自齊齊哈爾。這個縈繞著泡麵芬芳的地方，終於不再虛無縹緲，也終於不用三天三夜才能到了。
那四年裡，只有凌晨的火車從滄州直達大連，所以我在天津或者瀋陽轉車。每次都是拎著行李出站又進站，並在火車站裡耗去所有開車前的光陰。直到畢業那次從瀋陽轉車，兩個小時，我悠哉悠哉地出了站，找了個旁邊的餃子館吃了飯，還找人要了充電器給手機充了會電。那一次，我在特快的硬臥中鋪聽了車廂末尾的人談了半夜的話，還有那浸入夢裡的煙味。
來新加坡是我第一次坐飛機，北京起飛，需要杭州中轉。我拎著媽媽和姐姐挑的四十寸的行李箱，像一個步履蹣跚的瘸子一樣爬上爬下。我從滄州坐火車去了北京，從北京站坐機場大巴去了首都機場，從首都機場到了蕭山機場，然後幾乎等了整個白天才登機，最終在第三天凌晨三點到達樟宜機場。沒有地鐵，也沒法打車，我在凍死人的空調下睡了一個小時。很冷，也很狼狽，我也終於到達了比齊齊哈爾更遠的地方。
至於後來，去聖保羅，去新奧爾良，去洛杉磯，去斯德哥爾摩，無非都是往這個“更遠”加了一個比較級罷了。沒有那麼激動，也沒有那麼有意義。滄州和大連之間有了高鐵，需要六個小時。新加坡到天津的飛機也需要六個小時。我跟我媽說，雖然我越走越遠，但是回家都是六個小時，沒有太多差別。我猜我媽沒有信，我也沒有信。
火車變成飛機的差別不大，而那個海關總會覺得是一道巨大的門一樣，隔開了漂泊的我和父母姐姐。在新加坡的幾年裡，如無他事，一年回去一次。回到家裡也很少待在家裡，就像衛星從遠地軌道到了近地軌道。
——
我早就或者也終於變得不再戀家。不知有多少人如我一樣，外面飄久了不願回去，家裡待久了不願離開。
所謂家，或許是我們的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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