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玄燁，清聖祖仁皇帝。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後的第二位皇帝。年號康熙：康，安寧；熙，興盛——取“萬民康寧、天下熙盛”之意。康熙帝8歲登基(實僅6週歲)，69歲病逝，他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他奠定了清朝走向興盛時期的根基，開啟了“康乾盛世”的偉大局面，是一位英明的封建王朝君主。
在智擒鰲拜之後，康熙皇帝才算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親政。這一年是康熙八年，康熙皇帝虛歲也只不過16歲，這位少年，可謂躊躇滿志，自信滿滿。此後，康熙皇帝完成了很多經天緯地的大事業:平三藩、收臺灣、徵羅剎和降服準葛爾，可謂威名遠播，四海臣服，這些可以概括為“武功”。同時，他又整頓吏治，輕徭薄賦，大力發展經濟，使人民生活得以安定，有效地緩解了民族矛盾，這些當算作“文治”。正是康熙皇帝這些在“武功”、“文治”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才真正地穩固了大清王朝在中原的統治。他用一生斐然的政績，向世人證明了自己不辱歷史使命，開創了中國封建王朝最後一個盛世——康乾盛世。
好的成果是留給後人稱道的，而取得好結果的過程和方法更值得後人研究與學習，我們不妨就來探究一下康熙皇帝取得如此重大作為的原因和方法:綜合來看，從政權穩定和民生髮展的各方面來說，“文治”之功顯得更為重要。
第一、 用人
①尊重漢人知識分子，開創滿漢和諧之風
康熙皇帝年輕的時候就想明白了一個道理: 大清王朝想要延綿千年，就必須要籠絡住人心。籠絡漢人，尤其是漢人知識分子。康熙皇帝並不僅僅滿足於滿漢之間的“表面合作”，他要從精神上與漢人知識分子產生共鳴，使漢人大臣們打心眼裡臣服於自己。
尊崇、熱愛漢學文化就是康熙皇帝降服漢臣的“法寶”。康熙皇帝以身作則，堅持學習漢學文化，並邀請當時極有學問的漢族大臣為自己的導師，譬如熊賜履，譬如張英等這樣頗有才學且為官為人都正直低調的漢人官員。尊重個人的君子品行，更尊重個人的專業能力。通過傳統文化這一上進的平臺，使得君臣之間琴瑟和鳴、關係融洽。可謂君明臣賢，政治風氣一派和諧，如此君臣同心協力，國家向前發展乃必然之勢。
②善用能吏、廉吏，推行仁政。
清初的官場上，勵精圖治者寥寥無幾。官吏們大多是前朝遺老，敷衍塞責、應付差事者居多，拖沓、墮落之風甚盛；另外，清軍入關前期採取的重滿抑漢等錯誤政策，也客觀上打消了漢族官員的積極性，致使很多官員尸位素餐、無所作為。至康熙一朝時期，急需一批能真正不畏強權、為民請願的官員。
康熙皇帝是幸運的，歷史和命運恰給他安排了一批這樣的人。比如44歲時才得以出仕的于成龍，正是得益於康熙皇帝的知人善任，才成就了他“天下廉吏第一”的佳話，才有了于成龍病死在任，江寧百姓伏地慟哭，送靈柩20裡的動人故事。魏徵是了不起的，其實更加了不起的人卻是唐太宗李世民！歸根結底，皇帝才是封建王朝之根本，正所謂上行下效，有什麼樣的君才會有什麼樣的臣。
第二、勤政
所謂態度決定一切，勤奮是成功的基礎。康熙皇帝就是一位勤奮的帝王。勵精圖治在康熙皇帝這兒不是口號，他每天寅時（3-5點）起床，內務過後就要讀書，早膳過後早上6點（秋冬為7點）就開始早朝，一天繁重的工作就此拉開序幕。除了重大節日或個別重大日子外，無論寒暑日日如此。直到晚年亦是如此。有史料記載，康熙皇帝晚年中風，右手幾乎不能寫字，即便如此的情形下，他還堅持用左手批閱密摺。
另外，康熙皇帝無論工作量有多大，都堅持每日讀書。康熙皇帝在小的時候，就在祖母的教誨下，養成了早晚讀書的好習慣，終其一生從不間斷。
第三、改革
國家的發展最終是要國富民強，經濟建設是每一位當政者都必須要慎重對待的一件大事。雖然當時中國的封建制度本身是落後的，重農抑商的思想意識本身就不利於經濟發展，但是卻並不意味著，經濟建設只能因循守舊，無改革可言。
在剷除鰲拜勢力之後，康熙皇帝立即下詔書停止圈地、修訂逃人法、制止投充，從根本上清除了清初遺留的一系列弊政。同時將前朝藩王土地分給失地農民，使農民休養生息，這對國家經濟發展以及改變民生問題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後來，他又切實推行了地丁合一，治理漕運等有為之舉。唐德剛先生曾在著作《晚清七十年》中評價到: “若論政府對人民的剝削，清朝實在是最少的啊。”這些成就的取得，與康熙皇帝執政時期制定的發展民生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康熙皇帝於1661年即位，於1667年親政。他在從政的61年中，也推行了一些影響後世中國順利發展的舉措，招致了頗多今人後學的非議:
一、實行海禁，錯過了大航海時代。
17世紀中葉，由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帶動的環球航海行動，正進入高潮。在國家的鼎力支持下，一批又一批航海家冒著生命危險揚帆遠航，成群結隊地穿行於波濤洶湧的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開闢新的航路，尋找新的殖民地。大航海時代對歐洲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促進了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的發展。可以說，凡是投身大航海時代的國家，都在一段時間內成為海洋強國。
但是，在康熙皇帝的海禁政策下，中國遺憾地錯過了大航海時代。我們知道，明朝初期曾經實行過海禁，到隆慶時期海禁政策才得以解除。而清朝入關以後，為了打擊沿海抵抗運動，立即宣佈了海禁，禁止私自出海。並多次下令將沿海居民遷入內地。海禁政策的推行，給沿海居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扼殺了中國的海洋貿易，阻礙了國內工商業的發展，使中國錯過了大航海時代的“末班車”，錯失了轉型發展的機遇。
二、繼續實施文字獄，禁錮思想自由。
清朝是中國實施“文字獄”的高峰階段，幾乎貫穿始終。實事求是地說，康熙皇帝不是清朝“文字獄”的始作俑者，也不是幹得最狠的一位，最狠的一位是乾隆皇帝。康熙時期，總共只有20餘件“文字獄”案件，其中有幾件是康熙皇帝親政之前所發生，算不到康熙皇帝頭上。不過，畢竟在康熙皇帝主政時期，也出現過“南山案”這樣影響力較大的案件。
“文字獄”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最大的危害就是禁錮思想自由，迫使許多知識分子不敢過問政治，嚴重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龔自珍就曾說過，“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什麼意思呢？ 是說讀書人聽到“文字獄”這三個字就嚇地躲遠遠的，他們著書作文的目的只是為了餬口，哪裡還敢去管什麼家國大事？遙想當年，從意大利開始的文藝復興運動，早已席捲整個歐洲。將歐洲各國帶入了近現代文明時代，為資產階級革命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條件。而同時代的大清朝，卻在“文字獄”的高壓政策下人人自危，噤若寒蟬。與資本主義文明發展的影響擦肩而過！真是令人扼腕嘆息。
三、康熙晚年的“無為之治”，放縱了腐敗；“九子奪謫”事件觸發了新的朋黨之爭。
康熙皇帝晚年，更準確一點說是從康熙五十年前後開始，康熙皇帝明顯精神狀態大不如前。這時的康熙皇帝執政理念開始轉變，他開始崇尚無為之治，對待一些“小來小去”的不法官員不在“斤斤計較”，官場腐敗之風有所抬頭。腐敗的口子一旦撕開，就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曼延整個官場，腐敗成為康熙一朝後期的最大弊端之一。
另外一個給國家政體帶來極大影響的大事情就是“九子奪嫡”。被後人公認為史上最驚心動魄的這場皇位爭奪戰，讓原本被遏制的朋黨之爭再次抬頭，更讓大清剛剛有所穩固的政權形式，又變得陰霾重重。朋黨之爭成為康熙末年的又一大弊政！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病逝，享年69歲。
雖然康熙末年，國家的政體、吏治體系出現了一些問題，甚至大清朝的發展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但是瑕不掩瑜，康熙皇帝依然是歷史上難得的一位有道明君，依然不影響他甚至獲得後人“千古一帝”的至高讚譽！
康熙皇帝在位執政61年，他為清朝的穩定和後世的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對內，他大力恢復發展經濟，推行民族大融合；對外，他立場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在守業的同時，開疆拓土，極大地擴大了大清王朝的版圖，給後世子孫留下了巨大的寶貴遺產。在康熙皇帝的勵精圖治之下，當時的清王朝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百姓安居樂業。出現了一派國泰民安的盛世景象，為“康乾盛世”的出現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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