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短篇白話小說在宋元話本小說的基礎上有很大的發展，特別是在明代中後期，隨著商業經濟的活躍、思想的不斷開放、印刷業的繁榮，白話短篇小說由編輯到創作，從口頭文學到書面文學的轉化過程中，成績斐然，以“三言”、“二拍”為代表，出現了一大批色彩各異的短篇小說集，呈現一派繁榮的景象。與此同時，文言短篇小說從明初《剪燈新話》的創作，到後期大量的筆記、傳奇、總集的問世，也有所變化和發展，為以後《聊齋志異》等作品的出現準備著條件。
第一節 白話短篇小說的繁榮
《清平山堂話本》及“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 馮夢龍與“三言” 淩濛初與“二拍 ” 《型世言》及明末其它白話短篇小說集
宋元的“說話”伎藝到明代仍然流行，一般稱之為“說書”或“評話”。焦循《劇說》卷一引《國初事蹟》說：
洪武時令樂人張良才說評話，良才因做場擅寫“省委教坊司”招子，貼市門柱上。有近侍言之，太祖曰：“賤人小輩，不宜寵用。”令小先鋒張煥縛投於水。
這則故事除了表明統治者鄙視藝人、殘酷無情之外，也說明了明初儘管思想控制很嚴，不利於通俗文藝的發展，但也幷不廢止說書。
到明代中後期，統治者對評話、話本和通俗小說等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民間說書等也受到廣大市民的普遍歡迎。一些說書藝人與文人相結合，不斷地潤色、改編和創作了一些話本。隨著讀者的增多、出版印刷業的發展，刊刻的話本也陸續增多。嘉靖年間晁慄編的《寶文堂書目》中，就著錄了幾十種單刊話本。單刊話本的逐步豐富，為話本總集或專集的編輯創造了條件。
現知最早的話本小說總集是嘉靖年間洪楩編刊的《清平山堂話本》。原書分《雨窗》、《長燈》、《隨航》、《欹枕》、《解悶》、《醒夢》六集，每集又分上下兩卷，每卷5種，共60種，故又稱《六十家小說》。今僅殘存29篇，其中24篇為《寶文堂書目》所著錄，一般學者認為它們基本上保存了宋元明以來的一些話本小說的原貌，有較高的研究價值。
繼《清平山堂話本》之後，萬曆年間書商熊龍峰也刊印了一批話本小說，今存僅四種，藏於日本內閣文庫，1958年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合在一起影印出版，定名為《熊龍峰刊四種小說》。這四種小說俱見《寶文堂書目》著錄，一般認為其中《張生綵鸞燈傳》一篇是宋人話本，《蘇長公章臺柳傳》是元人所寫，《馮伯玉風月相思小說》和《孔淑芳雙魚扇墜傳》出於明代。
另有《京本通俗小說》一書，含小說九種，1915年由當時著名藏書家繆荃孫刊行，據稱是在滬上“親串妝奩中”發現的，“的是元人寫本”。今多數學者認為它是一部偽書。
這樣，“三言”之前的話本小說主要見於《清平山堂話本》和“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另有零星單篇散見於通俗類書之中或單獨印行。明代中葉以後，隨著話本小說的流行，一些文人在潤色、加工宋元明舊篇的同時，開始有意識地模仿“話本小說”的樣式而獨立創作一些新的小說。這類白話短篇小說有人稱之為“擬話本”。從魯迅起，一般又將“三言”之後的白話短篇小說都歸屬於“擬話本”一類。
“三言”的編著者馮夢龍（1574～1646），字猶龍，別署龍子猶、墨憨齋主人。顧曲散人等，長洲（今蘇州）人。出身於書香門第，“才情跌宕，詩文麗藻，尤明經學”《蘇州府志）卷八十一《人物》），但一生功名蹭蹬，至崇禎三年（1630）57歲時才選為貢生，61歲時任福建壽寧知縣，“政簡刑清，首尚文學，遇民以恩，待士有禮”（《壽寧縣誌》）。4年後秩滿離任，歸隱鄉里。清兵南下時，曾參與抗清活動，後憂憤而卒。
馮夢龍自幼接受儒學的薰陶，但又生長在商業經濟十分活躍的蘇州，年輕時常出入青樓酒館，“逍遙艶冶場，遊戲煙花裡”（王挺《挽馮猶龍》），熟悉市民生活。曾去李贄生活過20年的湖北麻城講學，深受李氏思想的影響，人稱他“酷嗜李氏之學，奉為蓍蔡”（許自昌《樗齋漫錄》卷六）。這就使他成為晚明主情、尚真、通俗文學思潮的代表人物，通俗文學的一代大家。他曾改編長篇小說《平妖傳》、《列國志》，鼓動書商購印《金瓶梅》；纂輯過文言小說及筆記《情史》、《古今譚概》、《智囊》和散曲選集《太霞新奏》；創作、改編了傳奇劇本十餘種，合刊為《墨憨齋定本傳奇》；收錄、編印了民歌《掛枝兒》、《山歌》等等。而在通俗文學方面最大的成就是“三言”的編著。
“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三部小說集的總稱。《喻世明言》亦稱《古今小說》，但“古今小說”實為“三言”的通稱。“三言”每集40篇，共120篇。分別刊於天啟元年（1621）前後、天啟四年（1624）、七年（1627）。這些作品有的是輯錄了宋元明以來的舊本，但一般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也有的是據文言筆記、傳奇小說、戲曲、歷史故事，乃至社會傳聞再創作而成，故“三言”包容了舊本的彙輯和新著的創作，是我國白話短篇小說在說唱藝術的基礎上，經過文人的整理加工到文人進行獨立創作的開始。它“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觀序》），是宋元明三代最重要的一部白話短篇小說的總集。它的出現，標誌著古代白話短篇小說整理和創作高潮的到來。
在“三言”的影響下，淩濛初編著了《初刻拍案驚奇》（刊於1628年）和《二刻拍案驚奇）（刊於1632年）各40卷，人稱“二拍”。淩濛初（1580～1644），字玄房，號初成，別號即空觀主人，烏程（今浙江吳興）人。18歲補廩膳生，後科場一直不利。55歲時，以優貢授上海縣丞，後擢徐州通判幷分署房村。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部進逼徐州，憂憤而死。他一生著述甚多，而以“二拍”最有名。“二拍”與“三言”不同，基本上都是個人創作，“取古今來雜碎事可新聽睹、佐談諧者，演而暢之”（《二刻拍案驚奇小引》）。它已經是一部個人的白話小說創作專集。它的問世，標誌著中國短篇小說的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二拍”所反映的思想特徵與“三言”大致相同，藝術水平也在伯仲間，故在文學史上一般都將兩書幷稱。至明末，有署“姑蘇抱甕老人”者，見“三言”與“二拍”共200種，“卷秩浩繁，觀覽難周”（笑花主人《今古奇觀序》），故從中選取40種成《今古奇觀》。後三百年中，它就成為一部流傳最廣的白話短篇小說的選本。
在“三言”、“二拍”的推動下，明末清初白話短篇小說的創作如雨後春筍，繁盛一時。先後刊印的有天然痴叟的《石點頭》、周清源的《西湖二集》、陸人龍的《型世言》、西湖漁隱主人的《歡喜冤家》、古吳金木散人的《鼓掌絕塵》、華陽散人的《鴛鴦針》、東魯古狂生的《醉醒石》等多種。這些作品隨著明末政治形勢的嚴峻，人文思潮的變化，大致從側重於主情到傾向於重理，雖然更關心現實，但說教氣味更加濃重。在藝術表現方面，雖然在一些具體形式上有所新變，如突破了一回一篇的模式，數回成一篇，有向中篇過渡的趨勢；增加“頭回”故事，以加強對正文的鋪墊；以及回目之外另加標題等等，但總的藝術表現水平呈下降的態勢，真正代表明代白話短篇小說最高成就的還是“三言”與“二拍”。
第二節 市民社會的風情畫
商人成為時代的寵兒 婚戀自主和女性意識的張揚 對於貪官酷吏的抨擊和清官的市民化 “情”與“理”的矛盾與向“禮”的迴歸
在“三言”、“二拍”中，也有不少借歷史故事，以闡發作者善惡倫理觀念的作品，但其主要篇幅和精彩部分，則是寫世俗的人情百態。晚明社會，隨著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都市的繁榮，城市市民的急劇增長和重商思想的抬頭，有更多的商人、小販、作坊主、工匠等成為小說中的主角。特別是商人，作為當時商品經濟中最活躍的分子和市民的主要代表，在“三言”、“二拍”中作為正面的主人公而頻頻亮相，這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在傳統的觀念中，“士、農、工、商”，商居其末。而在“三言”中，經商買賣已被視為正當的職業，商人的地位有了明顯的提高。《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就寫到社會上流傳著這樣的“常言”：“一品官，二品客。”客商憑著金錢的力量，已在百姓的心目中建立起僅次於官員的地位。《楊八老越國奇遇》中的楊八老，“年近三旬，讀書不就”，決定改行經商，其妻也不以讀書科考為唯一出路，勸夫“不必遲疑”。後雖經千難萬險，終也“安享榮華，壽登耆耋”。“二拍”中的重商思想表現得更加明顯，如《贈芝麻識破原形》中的馬少卿，出身“仕宦之家”，當有人認為“經商之人，不習儒業，只恐有玷門風”時，他理直氣壯地說：“經商亦是善業，不是賤流！”特別是在《迭居奇程客得助》中寫到“徽州風俗，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科第反在次著”，人生的價值就以得利的多少來衡量。
值得注意的是，這篇小說所寫的主人公程宰與海神女結良緣、發大財的故事也意味深長。歷來在文學作品中只有文人雅士或在民間故事中勤勞誠實的農民能得到的仙女，如今卻移情於一個“經商俗人”了。這充分地說明了生氣勃勃的商人正在取代讀書仕子而成為時代的寵兒。他們在擁有大宗財富的同時，也能得到非凡的“艶遇”。他們趾高氣揚，開始俯視社會上的各色人等，瞧不起窮酸的“衣冠宦族”和文人學士，紛紛表示不願意與他們聯姻結好。在金錢面前，門第與仕途已黯然失色。小說所描寫的這種社會心理的微妙變化，表現了晚明時代的鮮明特點，反映了一種新的價值取向。
“三言”、“二拍”的編者對商人的感情也與以往傳統的觀念不同。“三言”中活躍的商人，多數已不是貪得無厭之徒和為富不仁之輩，而往往是一些善良、正直、純樸，而又能吃苦、講義氣、有道德的正面形象，如《呂大郎還金完骨肉》中的市商呂玉、《施潤澤灘闕遇友》中的小商人施復等，都拾金不昧，心地善良。《劉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小店主劉德“平昔好善”，贏得了“合鎮的人”的“欣羨”。《賣油郎獨佔花魁》中的賣油郎秦重“做生意甚是忠厚”，因而顧客“單單作成他”的買賣。《徐老僕義憤成家》中的阿寄長途販運，歷盡艱辛，終於發財。正如作品中有詩讚道：“富貴本無根，盡從勤裡得。”
有時候，作品也表現了他們憑經商的智慧，掌握行情，靈活應變而獲得厚利（《徐老僕義憤成家》）；有時候也透露出商業競爭的火藥味和僱工剝削的血腥氣，但這一切都被作者“好人致富”的思想沖淡了。新興商人所獲之“利”都被蒙上了傳統道德之“義”而顯得那麼溫情脈脈和天經地義。
比較起來，“二拍”中的一些作品更注重描寫商人的逐“利”而不是求“義”，更直接地接觸到了商業活動的本質。如其第一篇《轉運漢遇巧洞庭紅》寫一個破產商人出海經商而終致鉅富。它的故事源於明周元暐的《涇林續記》。周元暐明確地將這故事歸於“閩廣奸商，慣習通番”一類。而淩濛初則讚揚了商人們靠“轉運”致富，靠冒險發財，反映了晚明海運開禁後，市民百姓對於海外貿易的興趣，對商人們投機冒險、逐利生財的肯定。
再如《迭居奇程客得助》中的程宰經海神指點經商之道後，以囤積居奇而暴富；《烏將軍一飯必酬》中的楊氏，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勵侄子“大膽天下去得”，為追求鉅額利潤而不怕挫折，不斷冒險；這些人和事都得到了作者的讚美。這種不是從道義的角度而是直接從經商獲利的角度去描寫商人，去讚美他們的囤積居奇、投機冒險、積極進取的商業活動，確實更貼近經商活動的本質特點，更準確地反映了晚明商人勢力迅速崛起的時代特徵。
歌頌婚戀自主，張揚男女平等的作品在“三言”、“二拍”中佔有很大的比重，而且也最膾炙人口。比如《宿香亭張浩遇鶯鶯》一篇，少女鶯鶯與張浩私定盟約的故事與《西廂記》相類似，但結局卻大不一樣。當鶯鶯聞知張浩為父母所逼而另娶她人之後，幷沒有聽憑命運的擺佈，而是大膽地訴之於父母，告之於官府，指控張浩“忽背前約”，要求法庭“禮順人情”。小說最後以喜劇結尾，實際上肯定了“情”對“禮”的挑戰。《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中的喬太守，也公開主張“相悅為婚，禮以義起”，認為青年男女之間的接觸相愛，乃如“移乾柴近烈火，無怪其燃”。這種對於“情”的尊重，與“男女之大防”的封建禮教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辦婚姻是尖銳對立的。
而值得注意的是，“三言”中這種男女愛戀之情包蘊著豐富的社會內容。比如《賣油郎獨佔花魁》中的秦重，一見“容顏嬌麗，體態輕盈”的“花魁娘子”就“身手都酥麻”，但莘瑤琴幷沒有對他“一見鍾情”。她從感受到秦重“又忠厚，又老實”和體貼入微的照顧，到突破“可惜是市井之輩”的門戶偏見，再到看清賣油郎不同於“豪華之輩、酒色之徒”，而是個“知心知意”的“志誠君子”時，才主動表示要嫁給他。而這時的秦重卻也沒有立即應允，還擔心這個“平昔住慣了高堂大廈，享用了錦衣玉食”的她當不了賣油郎的妻子。直到莘瑤琴發出了“布衣蔬食，死而無怨”的堅定誓言時，兩心才真正相通。他們的婚姻是建立在真正相愛的基礎之上，是一種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和相互瞭解的關係。
在“二拍”中，像《通閨闥堅心燈火》中的羅惜惜與張幼謙、《李將軍錯認舅》中的劉翠翠和金定，也都是經過了青梅竹馬、耳鬢廝磨、相互熟悉的過程後才萌發了生死不渝的堅貞愛情。“三言”、“二拍”所表現的這種婚戀自主的精神，既突破了門當戶對、父母包辦的陋習，也突破了“一見鍾情”、人慾本能的衝動，而打上了新時代的印記。（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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